晚清十年宪政试验，曾经给中国人带来一丝新的希望，使许多善良的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就可以避免革命带来的大破坏大动**，中国就有希望在一种渐进的轨道上徐徐前行，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重构国家近代制度。然而这些希望在1911年5月先是一个变异的皇族内阁所打乱。紧接着，又被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所粉碎。中国向何处去，一度成为国人的焦虑，也就短短一百天，中国人再度摆脱这种焦虑，弃之如敝屣般地抛弃了大清王朝，抛弃了君主立宪，坦然接受共和民主思想，步入民主共和新时代。
化危为机
武昌起义第二天是袁世凯的农历生日。那一天，他正在老家彰德府与旧友新朋部下幕僚庆贺生日，突然传来武昌前线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对于武昌前线军事行动细节，他们大约并没有怎样讨论，他们普遍相信这场武装哗变起因于政治，其解决方案也一定在政治。不论是袁世凯，还是这些旧友新朋部下幕僚都有一个感觉，在此地休养三年的袁世凯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这应该是一个重要机遇。
众幕僚为袁世凯论证了各种可能及应对方案，或建议他与南方党人合作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或建议乘乱而起黄袍加身，建立袁家天下；或建议乘此机会重出江湖，推动立宪，此乃化解危机的惟一方案，毕竟君主立宪是这一代中国人所认定的最佳方案，决不应该因武昌起义而中断而终结。
君主立宪确实是袁世凯那一代中国人的政治选择，是他们在比较了君主专制、民主立宪之后而作出的一个政治决定，这个共识自1906年达成之后，风风雨雨，依然取得了相当成就，各省咨议局相继开张了，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前行政主导行政独大的不良体制，终于在咨议局这种民主形态中得到改良。五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进步是显著的，只是到了1911年春天，只是因为那个皇族内阁和那个铁路国有政策，引起各地的反感和反叛，湖北新军登高一呼，遂使一般民众的抗议上升到军事哗变这个层面。
根据袁世凯的分析，湖北新军的哗变起因于那个两个宣布，那么只要朝廷坦诚认错，改错，就一定能够唤起民众的同情，一定能够挽回信誉。所以当袁世凯接到披挂出征的命令后，他就向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除了必要的军事布局外，主要的就是怎样通过政治手段通过朝廷的政治改革，去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时机。
根据这些原则，袁世凯通过梁士诒、唐绍仪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清廷接受立宪党人的要求，加快立宪进程，以政治改革去消弭南方危机。袁世凯告诉梁士诒，南方的军事并不是难事，很容易结束。中国现在最难的还是北京的政治，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办法，军事上就很难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不言而喻，就是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宪政。
袁世凯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接任湖广总督，负责处理武昌善后时，并不是急于用武力征服湖北，打败南方，而是用心思与湖北军政府进行谈判，寻找共识，希望湖北军政府能够重回君主立宪轨道。当然，袁世凯也向黎元洪等南方领导人表示，重回君主立宪轨道的前提当然是朝廷必须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是责任内阁而不是皇族内阁。
希望似在前面
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的直接背景就是5月份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但是清廷对这两个问题确实不愿让步，自5月至9月，尽管发生了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惨案，清廷依然认为皇族内阁并没有错，铁路国有也正确。于是僵局持续，于是湖南、山西、云南、江西等省新军相继发动，纷纷独立。即便如此，清廷依然坚守既定立场，寸步不让，因为他们清楚这些闹事的除了民众，就是各地地方军，只要中央军在，就能维持大局，就能不乱。
清廷的认识是对的，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转型期，第一届责任内阁由皇族主导，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现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立宪时代，等到立宪完全实现了，内阁肯定要改组要重新组织，这些问题留待那时也不是不可以。至于铁路国有，也确实没有错，但像四川，几千万人被挟裹，被集资，这无论如何不是百姓的错。朝廷一句自己没有错，无法减缓百姓的痛苦，反而令人失望。至于中央军，好像也不是清廷评估的那样，由于这支新式军队没有充分国家化职业化，他们既然在立宪运动中充当过先锋，那么现在立宪运动遇到困难了，他们理所当然要站出来说话，表明立场，拯救时局。10月29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之后二十天，驻扎在滦州的北洋第二十镇将官由张绍曾协统领衔给清廷发布了一道通电，要求清廷对独立各省的要求给予正面回应；要求撤销皇族内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要求重新评估铁路国有政策，惩处渎职官僚和不法商人；要求尽速落实君主立宪各项政策，召集国会，公布宪法，他们为此提交了一份十二条政纲。
滦州兵谏终于打破了近半年的僵局。第二天，摄政王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用人无方，施治寡术，重要职务都被亲贵占据，明显不合君主立宪原则，铁路国有即便出于好心，也几同于国进民退与民争利。鉴于此，清廷宣布誓与我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释放所有政治犯；撤销皇族内阁，建议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建议资政院从速草拟审定宪法草案，从速公布；建议尽管召集正式国会，由资政院从速制定《议会法》、《选举法》。巨大的危机确实给清廷提供了一个转圜的机会，如果清廷就此进行，原本“山重水复疑无处”的君主立宪必将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化危为机，希望就在面前。
宪政终结
11月3日，清廷匆忙中颁布了《宪法十九信条》，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进步。16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正式组成。应该说，这两件大事做的相当漂亮，立宪党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国转向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根据《宪法十九信条》召集正式国会。国会召集，就意味着君主立宪全部完成。
然而，正式国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召集，在《十九信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其第七条说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至于怎样公选，这个信条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再看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多处说到国会功能，但关于国会怎样组织怎样召集，也没有具体规定。其“君上大权”部分第四条说君主享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的权力。只是怎样召集，这些议员怎样产生，也没有相关配套法规。
鉴于这种情形，资政院11月5日议决两件大事：一是奏请准许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为政党。这是为议会选举做准备。二是奏请速开国会以符合立宪政体。清廷对这两个奏请都有积极回应，指令资政院从速制定相关办法，一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
然而不论是清廷还是资政院，觉悟都显得太迟了，动作都显得太缓慢了，南方独立各省等不及了，没有独立的省份也有点等不及了，大清国大厦将倾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不得已，清廷于11月14日下诏命各省督抚从速公举素有声望，通晓政治，富于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又派张謇、汤寿潜等人为宣慰使，前往各省宣布朝廷政治改革的决心和宗旨。只是这些宣布已经意义不大，这些人即便有几个愿意从命，但他们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南方独立各省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23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联名通过美国公使致电清廷，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
南方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清廷就没有机会。事实上，如果清廷内部给予密切配合，已经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应该还有办法让南方放弃成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所以袁世凯12月8日在与北方和谈代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君主体制是万万不可更易的，这个制度是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十几年来的政治选择，是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两个极端体制的中和。袁世凯沉痛表示：袁家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的表态使北方代表深受鼓舞，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多少疑虑了，至少在袁世凯内阁已没有什么疑问了。
按照袁世凯这个调子，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开始了谈判。根据随团代表严复观察，南方革命党人虽不愿明白表示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一项重要选择，但言谈举止间，并没有表示对君主立宪绝对拒绝。南方所竭力反对的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袁世凯内阁，他们宁愿以共和而立袁世凯为总统，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也不愿以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党人的目标不是对着袁世凯，而是对着朝廷。
严复的观察是对的，清廷必须拿出诚意重建信任。这个诚意的具体表现，就是尽快进行议会选举，构建一个正式的民选国会。然而在这一点上，清廷强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愿让步。这就彻底惹恼了南方革命党，还有那些立宪党人，甚至还有北洋系新军将领，他们以为清廷是故意拖延时间，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12月20日，唐绍仪在第二次谈判中发表了一通他个人赞同共和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君主立宪越来越不太可能。
唐绍仪发表这通言论的同一天，南北军事强人段祺瑞和黄兴进行了秘密接触。段祺瑞此时的职务为湖广总督兼北洋第一军总统，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强人；黄兴此时为南方独立各省“假定大元帅”，他们两人代表了当时中国对峙的最高军事当局。他们的幕僚经过磋商，达成清帝退位、优待皇室、走上共和等五项共识，轰动晚清十年的君主立宪至此终结。
1911年之前，谁能想到大清王朝会出问题，会消逝？谁能想到不可一世的大清皇族会成为历史陈迹，会沦落为平头百姓？然而，想不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