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在讨论辛亥革命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大清王朝在革命后进入历史深表惋惜，以为这一结果实际上开启了此后百年中国乱局，因而他们主张告别革命，特别是要告别辛亥革命这样的革命，重回革命前的状态，也就是君主立宪道路。如果这个说法仅仅出于对现实的焦灼，在很多时候也确实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将这个说法作为信史，以为辛亥革命真的搞乱了搞糟了，真的是此后百年混乱的根源，那么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不太了解这段历史，至少不知道从君宪到共和的关键在哪里。
战争的最高境界
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征，试图武力征服，恢复秩序与和平。然而武力恐吓并不见效，不仅湖北新军不愿屈服，反而使湖南、山西、江西等省新军像得了传染病一样相互感染，遥相呼应，一拨接着一拨闹光复闹反正，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突然间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尴尬局面。
湖北新军和各省新军起义的目标很明白，他们在最初阶段并不是追随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什么共和民主理想，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那么简单直接，就是要朝廷纠正5月8日皇族内阁和5月9日铁路干线国有化这两项错误政策，最大限度满足立宪党人对政治权力分享的要求，最大限度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权益。只是清廷在这个问题上自以为无错，因而始终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湖北新军和各省新军相继起事的根本原因。
各省新军其实只是晚清军事改革的派生物，大致上说属于各省行政当局地方武装，其装备、训练等战争能力相当有限，因而尽管各省闹得很凶，只要中央新军即北洋六镇不出问题不闹事，大清王朝依然有办法稳住阵脚。所以武昌起义发生二十天，清廷都不愿对各省要求给出一个正面的负责任的答复。
清廷的拖延终于引起了中央新军的愤怒。10月29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驻扎在滦州的北洋第二十镇将领张绍曾等联名通电，要求朝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以定国危而弭乱。这终于使朝廷大梦惊醒，摄政王迅即下诏罪己，宣布废除皇族内阁，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宣布皇族不再干政，宣布按照北洋将领提供的政纲尽快改定宪法。总之，朝廷在中央军的压力下立即原形毕露，摆出一幅一切好商量的面孔。
根据清廷宣布，袁世凯责任内阁11月16日正式发布，被拖延被扭曲的君主立宪政治改革应该说由此重回正确轨道，完整的君主立宪改革也就只剩下一个正式国会的召集，因而先前比较紧张的武装对峙在这个时候出现缓解的迹象。
两天后（11月18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将先前比较强硬的冯国璋从武昌前线调回北京，担任禁卫军总统；调段祺瑞出任湖广总督，并接替冯国璋遗留下的北洋第一军总统职务，负责武昌前线善后事宜。
段祺瑞是北洋将领中肯动脑子善于学习，并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他或许知道战争永远只是政治的不得已手段，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是一切冲突的必然选择，所以当段祺瑞11月28日抵达汉口接任湖广总督后，立即下令停止炮击武昌，暗示其部下可以通过各自关系与湖北新军进行联系，寻求解决方案；强调武昌起义只是体制内的一次兵谏，一场哗变，是对朝廷改革不力改革失误的抗争；强调南北新军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别无二致，所以也就不必一定要兵戎相见。
共和成了惟一出路
武昌前线的和平攻势是袁世凯整体谋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段祺瑞就任湖广总督同一天（11月28日），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刘承恩、蔡廷干与黎元洪间的接触与谈判获得了预期效果，经过武力压制和好言相劝，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在大原则上同意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南北和解，推动朝廷兑现政治改革诺言，重回君主立宪轨道。
然而，南北新军的和平共识并不被朝廷中的强硬派所接受。这些强硬派就是后来的宗社党人，也就是皇室小圈子之外的满洲贵族，他们是大清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祖辈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江山坐江山，两百多年的政治经济特权，要他们在一夜之间放弃，要他们像平民政治家一样去竞争去竞选，他们无论如何想不通，这就是袁世凯责任内阁出台后，正式国会始终无法召集的根本原因。
从11月16日至12月16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正式国会的召集毫无进展，甚至在许多人看来，正式国会已经基本无望。怎样破局，怎样才能为中国政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军方领导人，不管是来自南方具有一定革命倾向的新军人，还是来自北方的北洋新军将领，他们都对满洲贵族故意拖延极端不满，他们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12月20日，段祺瑞的重要幕僚靳云鹏、曾毓隽、徐树铮、廖宇春受命与黄兴的重要助手顾忠琛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他们认为南北之间如果因满洲贵族不让步而无法举行国会选举，那么君主立宪就是一条不通的路，中国如果继续在这条不通的路上僵持，长此以往，不是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受苦受难的还是全国老百姓，承担最大牺牲的还是双方军人。现在南方军人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新军并不竭力反对。北洋军并不认为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势如水火，这两个方案其实都是立宪体制的正当出路，原不分彼此，只是君主立宪可能给国家带来的震**小一些而已。现在满洲贵族既然不愿顺畅地接受君主立宪，既然君主立宪因满洲贵族的阻挠而日趋艰难，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放弃君宪选择共和，推举袁世凯出任新政府的首脑以稳定局势呢？
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是谁最先提出的这个方案，但我们知道段祺瑞获知这个方案后表示肯定，同意靳云鹏等人不妨找黄兴部下谈谈，如果能够就此结束战争，如果能够使百姓免于战争恐惧与灾难，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段祺瑞的意思是对的。顾忠琛在听了这些介绍后深表赞同，南方革命党原本就没有继续打斗的资本，有了这个和解的机会，黄兴当然不会不放过。更何况，黄兴早就有过相似考虑，早就与黎元洪商量过以推举袁世凯换取南北和解呢？
“非袁莫属”是当时国内外共识，只是袁世凯在此之前一直坚持重回君主立宪路线，黎元洪、黄兴面对袁世凯软硬兼施两手策略时，也只好接受重回君宪的要求。只是两个月快过去了，君宪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继续坚守君宪只是向那些满洲贵族中强硬派传递了一个错误信息。现在段祺瑞的代表向顾忠琛重提这个方案，深知此事来龙去脉的顾忠琛没有不同意的道理。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果真像各位所说的那样劝退清帝，为民造福，那么大总统一席，南方革命军一定全力支持。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过去几天不愿接受南方各界拥戴出任什么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基于这样的共识，段祺瑞和黄兴的全权代表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黄袍加身”
推举袁世凯为共和政体大总统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报告，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毕竟牵涉道德层面，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君宪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的考虑呢？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以为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老奸巨滑，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不过，袁世凯毕竟懂得世界潮流，懂得顺势而为，既然皇族强硬派不配合，既然新军将士有如此要求，那么自己断然拒绝不合作，形势可能更糟糕，与其让别人将国家弄乱，更糟糕，那还不如自己顺势而为接受推戴，重建一个新体制。至少由自己出面协调，也能更好地维护皇室利益吧。几经犹豫与徘徊，袁世凯终于走出第一步，从君宪主义转向共和。只是袁世凯的觉醒毕竟有限得很，充其量只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袁世凯通过梁士诒、唐绍仪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清廷接受立宪党人的要求，加快立宪进程，以政治改革消弭南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