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分清既然都是君主体制，为什么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还有那么大的区别，还会发生那么多的纷争？
君主立宪对谁有利
按照“家天下”政治理念，大清国就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先辈带着满洲几个部落头领，还有蒙古等周边族群头领一起打下来的，一般民众并没有后来的民族国家意识，皇恩浩**、谢主隆恩，就是那个时代君臣、君民关系形象且恰如其分的写照。所以在那时，假如遇到康熙大帝、乾隆大帝那样的“明君圣主”，皇帝不想专制都很难，臣民期待他们专制。
但是到近代则不然。近代中国的问题本来就不是自身内部衍生出来的，而是外部输入的。当西方的思想观念随着西方的物品、资本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后，中国人的观念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震惊、刺激后，稍微有点头脑的中国人都在想，中国为什么在世界上弄成不被人待见的异样族群？东三省明明是大清国固有领土，日俄两国凭什么在这块土地上打仗，而且连战争善后都不让中国人介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思前想后，问题就出在中国的体制与世界有差距，而解决之道好像就是梁启超几年前就向中国人呼吁的君主立宪。按照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的说法，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几种政治体制不外乎君主立宪、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均为立宪政体，立宪政体的权力为有限的，而专制政体的权力是无限的。从表面上看，无限制的权力似乎很有利，君主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其实从实际政治运作程序看，不受任何约束的君主恰将自己推上权力要冲，没有丝毫可供缓冲的中间地带，成功了固然是你君主的贡献；失败了，只有君主个人承担责任和全部后果。所有臣民都是君主的仆人，领取君主发放的俸禄，吃着皇粮，但他们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很不经济的政治体制。
根据梁启超的分析，就三种政治体制比较而言，人类目前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无疑是君主立宪，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化太快，选举时耗费巨大，竞争激烈，虽然形成了一个竞选经济，但由于这种经济只是消耗不是创造，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至于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比较，不言而喻，君主立宪远优于君主专制。
梁启超的道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毕竟中国人特别是清廷统治者只知道君主专制的好处，没有体会过君主立宪的滋味。所以从康有为1895年的呼吁，到梁启超1901年的分析，中国人依然无法在君主立宪问题上达成共识。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这个共识的建立还是在“小日本”1904年打败“大俄国”之后。
走向君主立宪
日俄战争结果日趋明朗时，中国被迫“边缘化”已成定局。美国政府在邀请日俄两国协商战争善后时，对于中国希望参加的迫切心情视而不见，根本不予考虑，中国被完全排除在讨论东三省前途的会议之外，这不能不使清廷感到格外焦虑特别尴尬。1905年6月23日，清廷以日俄和议有开议之说，命各衙门及各督抚筹划因应之道。
这个问题两年来已有很多讨论，有识之士早就强调不能就事论事谈东三省，必须将立宪与东三省问题捆绑在一起，才能理出思路，找到办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廷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那么答案自然还只能是那个答案。7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建议清廷明确宣布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强调立宪政体无损于皇室，无碍于皇权，最合乎中国国情，最合乎朝廷的利益。
稍后，周馥又单独向朝廷提出一个建议案，以为君主立宪体制下的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才是大清皇权永固的根基；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回奏时以为东三省问题的关键不在日俄，而在中国能否径仿东西洋政治，与民更始，改革政体。
封疆大吏、中枢大员的建议特别是立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说法，深深感动了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经慎重讨论，7月16日朝廷命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为政治改革做准备。
五大臣就要出发了，谁也想不到遇到了革命党吴樾自杀性攻击。只是这个攻击的实际效果与攻击者愿望相反，清廷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坚定了立宪信心。因为吴樾的故事证明君主立宪大约真的能够消弭革命，否则革命党为什么这样害怕呢？稍事调整，五大臣兵分两路出洋考察，1906年7月相继返回。他们在稍后的召见中不约而同建议朝廷要毫不犹豫走上君主立宪的路，以为这个体制最合乎国情，立宪后君主的权力并不会削弱，君主依然是大清国至上权威，国家主权依然牢固掌握在君主手里，就像日本的明治天皇、俄国的彼得大帝那样。总之，君主立宪利国利民，可造国祚之灵长，无损君主之权柄。中国如果经过十五到二十年准备，召议员，开议会，一定能够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繁荣昌盛，政治稳定。
考察宪政大臣的言论深深打动了朝廷。1906年9月1日，光绪帝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宣布仿行立宪，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构政治体制，争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准备，重建一个宪政国家。
君主立宪不利于谁
考察宪政诸大臣的建议和各方面的鼓吹，充分考虑了皇权尊严和重要性，他们的解释或许能够说服最高统治层，但很难说服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怀疑论者。因为所谓君主立宪毕竟在本质上要以宪法的形式去约束、限制君主的权力，怎么能说这个制度有利于君有利于民呢？在这些反对者看来，君与民从来都是对立的，利于君就不利于民，利于民就不利于君。所以他们貌似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质疑君主立宪必要性，以为要求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路，可能是看对了病吃错了药，中国长时期积贫积弱的症结可能并不在君主专制，恰恰相反，问题的关键在君主权力长时期被削弱。他们甚至向最高统治层暗示，鼓吹君主立宪的人可能藏有一个大阴谋，因为这个君主立宪的新体制不仅妨碍君权，而且势必利于汉而不利于满，与孙文那些乱党的政治主张相一致。
反对者的阴谋论对统治者往往是最灵验的。清廷原本就对立宪政治心存疑虑，之所以派员考察各国宪政，其实是因为东三省问题而起，并不是发自清廷政治统治的内在需要，所以在反对呼声日高时，清廷最高层总是表现为退缩，赞成者和反对者以清廷为支点发生跷跷板效应。
清廷的犹豫徘徊使赞成立宪的人们深感失望，镇国公载泽为此上了一个充满愤怒的折子，批驳那些反对立宪的人具有肮脏心灵，他们其实只是担心自己权利丧失，因为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不利于官。立宪体制建立后，不论各省督抚，还是中央各部院大臣，他们的权势都会相应削弱，且必须接受议会监督。这是他们反对立宪的根本原因。
至于满汉关系，载泽认为，世界大势是竞争加剧，合中国全体之力都不一定能够迎头赶上，追逐潮流。中国为什么还一定要分清彼此，自划壁垒呢？如果一定要说满汉关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既利于满，也利于汉，利于全国各族。在君主立宪政体下，满汉畛域必须破除，所有族群必须和解，为国家民族万年长久之计，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强分彼此，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
载泽的分析是对的，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也听了进去，清廷稍后确认九年立宪预备路线图。两年后（1908年），又发布《钦定宪法大纲》，为君主立宪制定了一个政治架构。此后两年，尽管清廷最高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实事求是地说，清廷的预备立宪进程并没有多大耽搁。
按照清廷立宪路线图，第一届责任内阁将于1911年5月发布。这个步骤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君主立宪的“初级阶段”。换言之，此时的中国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君主立宪国家，但中国已经向君主立宪国家迈出了关键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先前曾经争论过的问题重新浮到台面，并终于由这些问题导致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走进历史。
根据《钦定宪法大纲》原则和东西洋立宪国家通例，为了保证君主享有至上权威，就必须保证君主永远不出错；君主永不出错，除了不再处于权力要冲，直接处理国务外，还必须严格禁绝皇亲国戚出任政府要职。皇亲国戚、满洲贵族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担任政治职务。这是君主立宪体制的基本原则。
然而，清廷在5月8日发布的内阁名单中，十三个阁僚竟有九个出身于皇室或皇族，于是舆论哗然，国人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朝廷应该痛下决心，撤销这个被称为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的变态机构，重新遴选合乎宪政要求的人。
无奈，清廷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掉链子，无耻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中大权统一于朝廷，皇帝享有任命百官等权力，不愿接受各方要求给予适度调整，更不要说撤销了。
清廷对宪法大纲相关条文的援引是对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发布那个大纲时，皇上是英明的光绪大帝。现在呢，皇上只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幼童，怎能与当年情形相比拟？假如清廷借用这个条款任命皇族担任政府要职，那么君主立宪和君主不立宪又有什么区别呢？
君主立宪就是要限制君主的权利，就是为了皇室万世一系皇位永固，但绝对不是皇族整个族群集体当政，这是任何一个君主立宪体制都不能接受的。至此，皇族成员突然发现君主立宪简直就是一个政治陷阱，以为那些心怀鬼胎的汉族人就是想通过和平的手段夺取大清几百年江山，他们这些大清国的高干子弟反而成为君主立宪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先辈流血打下来的江山就将在他们手中丢失，他们能不反抗，能不抗争，难道就这样和平交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