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关键，只是由于后来的民国历史将革命弄成了关键词，因而关于武昌起义的性质，也就总是往革命靠，那些新军下层军官或士兵组织的读书会成了很早就觉悟的革命组织，武昌起义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推翻清廷推翻帝制，就是要重建一个汉民族的共和国，就连清廷命官黎元洪一出场也就是参加革命。这种泛革命化的表达固然有意义，但毫无疑问与历史真实略有差距。武昌首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省新军起义，直至滦州兵谏，其性质只是体制内抗争，其目的就是希望清廷遵从民意，改正错误，重回君主立宪的正确轨道。这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关键，否则就不容易理解这场大变动的意义。
新军起事两大动因
引发武昌起义的因素只有两点，一是1911年5月8日发布的责任内阁名单。这个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君主立宪国家的名单，不幸被既得利益集团弄成了一个亲贵内阁，或称皇族内阁。13个内阁成员中，竟然有9个来自皇室或皇族，来自平民或军功出身的汉人，只有4个。这个比例显然失衡，因为按照改革前中央各部院“双轨制”配置，如果内阁成员为13人的话，那么非皇室、皇族的成员怎么也不会少于6人，占百分之五十稍弱。现在，清廷假借改革的名义大肆收权，这怎能不让以汉人为主体的南北新军郁闷？
第二触发点是引起举国震动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新内阁成立后宣布的这个政策按理说原本是个好政策，对于化解各地铁路建设中混乱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都有很重要的防范。尤其是针对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筹集大量民间资金而不修路，应该说是一个及时的正确举措。但是清廷的这个宣布引起了各省普遍反对，因为除了四川之外的各省虽然在铁路建设中也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确实是在认真修路，现在朝廷一句话就将先前的约定一笔勾销，这无疑被民众被投资人视为不负责任，是与民争利，是国进民退。
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酝酿时，各地民众在民族资本即中产阶级影响下，通过各种方式向朝廷表达了不满情绪，尤其是湖南人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最先站出来反对。湖南各界人士奔走呼号，上下串联，全省沸腾，舆论哗然，大家虽然弄不清政策的真实用意，但总感觉这项政策是对他们利益的剥夺。当民权意识、私有财产意识刚刚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将先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的基础建设收归国有，这显然是政府与民争利，这当然引起有产阶层的反对。
5月14日，湖南各界最先举行万人大会，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维持原议，继续铁路商办政策。湖南人的强烈要求和悲情引起巡抚杨文鼎的同情，杨文鼎硬着头皮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朝廷稍作让步，至少不要激化矛盾。然而朝廷在盛宣怀等人误导下，自以为既然政策的出发点是对，就没有退让的道理，反过来要求杨文鼎强硬对待，不准聚会不准串联，试图以镇压的办法将一切反抗铁路国有的人给压制下去。朝廷的强硬并没有化解湖南的危机，相反到了6月初，湖南局势几近失控，省咨议局议员全体愤而辞职，全省学堂相继罢课，全省商人一律罢市。
与湖南山水相连的是湖北，湖北较湖南的反应更早更强烈。4月26日，当湖北人获悉清廷可能要出台这个政策时，就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赴京请愿。临行前，数千人在咨议局举行欢送大会，演讲者将这项政策比喻为卖国政策，指责清廷将大好河山奉送给列强，与其让腐败政府丧权辱国卖国，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寻找一条救国新路。说者伤心，闻者堕泪。群情激昂中，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以“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十六个大字激励湖北人民。
湖北新军就是湖北人的子弟兵；湖南、湖北，又是湖广总督辖下的一个行政单元，两省的政情不能不引起两湖新军的高度关注。
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新军是一支没有充分国家化的近代军队，新军将领在过去十几年君主立宪运动中都是改革的先锋。在他们看来，自从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不幸去世后，清廷的政治改革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皇族对权力的垄断越来越厉害，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朝野各界1906年达成的政治共识。基本的政治信念和责任心，使新军将士觉得有话要说，这就是湖北新军发难的直接原因。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各省新军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清楚地方新军与中央新军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平时联系的方式，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5月8日之后五个月的时间里，热心政治改革的新军将领一定对时局发展有讨论，甚至也会提出一些办法与措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北新军士兵10月10日因意外爆炸而发难固然是突然的，但对新军上下而言，或许也是期待已久。
武昌的战事也就只有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参与起事的新军下层军官就来到省咨议局找汤化龙。汤化龙在过去几年是激进的政治改革家，参与领导了几次国会请愿运动，力主中国尽快走上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现在，新军将士既然起来了，汤化龙也就只好顺势而为，希望以此震动全国，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一起干，并将军事方面的事情交给了黎元洪。
作为清廷命官，黎元洪与民选的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不一样，他的政治前途和他所受到的教育都使他不可能像汤化龙那样爽快。在经过几天犹豫思考后，黎元洪被迫入伙，因为他毕竟也是湖北人，又是留在武昌城里最高军阶的新军将领，即便从稳定军心的立场，他也有出面统领的责任。
黎元洪的加入，使武昌起义的政治诉求更加明白，湖北军政府的宣言起初也将自己视为大清国债权债务的继承者，好像清廷已经结束，就由湖北军政府继承一样，因而他们在宣言中承诺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所有的债权债务都继续履行，居留在军政府占领地域内的外国人生命财产也由军政府一律保护。这些声明给人的感觉，湖北军政府就是要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国家。
其实，湖北军政府的政治诉求并非如此简单。他们实际上是以一个比较高的要价迫使清廷在政治上，即在君主立宪和铁路国有两个方面适度让步适度调整，平息民愤，恢复秩序。所以湖北军政府在抛出如此高的要价之后，也愿意与清廷，特别是清廷的特别代表袁世凯进行谈判。而且，湖北军政府并没有为这个谈判设置一个非走上民主共和非推翻清廷不可的预案或底线。一切好商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才是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中央军致命一击
湖北军政府拉着架势好像要独立要推翻清廷，其实他在等清廷正面的积极回应，然而等了几天，除了等到朝廷派兵镇压，让袁世凯、岑春煊等人重出江湖负责善后外，朝廷好像并没有积极的回应，根本不提皇族内阁及铁路国有这两件事。
朝廷不愿正面回应，迫使各地新军继续施压。武昌起义第12天（10月22日），与湖北比邻的湖南新军宣布光复；同一天，陕西新军也给予配合，占领西安，宣布起义。23日，江西驻九江新军宣布光复。这一系列事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究竟是怎样互通声息互相配合，我们虽然不清楚，但我们相信各地绝对不是自发的，不是毫无关联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迫朝廷收回成命，恢复秩序。
两湖及陕、赣的动**引起了朝廷关注，朝廷在启用袁世凯、岑春煊等能臣的同时，也想着怎样化解这场危机。26日，朝廷接受资政院弹劾，将力主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没有处理好成都风波的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四川总督赵尔丰交内阁议处；并下令释放被赵尔丰诱捕的四川咨议局及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等人。清廷对各地新军相继发难终于有了正面回应，企图找出几个替罪羊平息民愤。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的政治风波中，各界争执的焦点就是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清廷必须对这两个问题有交代。
各地新军的起义和光复应该说已经给清廷很大压力了，但是各地新军毕竟只是地方军，清廷手中还有最重要的王牌，实力最强大的中央军，也就是袁世凯曾经统领的北洋六镇毕竟还是朝廷的柱石，只要北洋系不出问题，朝廷就安全。各地新军起事固然很烦人，但天毕竟塌不下去。
清廷的底气是对的，然而清廷对北洋六镇的控制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当朝廷的政治决策发生问题时，原本就没有国家化的北洋六镇理所当然站出来表达立场。10月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等电奏朝廷，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朝廷实行。这些要求，其实就是对湖北新军及各地新军的直接回应，主要有立即召集国会，改定宪法，赦免一切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滦州兵谏。这里并没有什么革命性质，纯粹是体制内抗争。
滦州兵谏的主力为中央军，他们振臂一呼终于吓坏了清廷。通电发表的当天，资政院立即通过决议，奏请朝廷将宪法交给资政院尽快改定。资政院的另一个决议是，奏请罢免亲贵内阁，特简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
资政院的决定迅即获得朝廷积极回应。第二天（30），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用人无方，施政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敛衽，则动违舆论。发誓一切从头开始，咸与维新，实行宪政：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改组资政院，修正宪法；解散皇族内阁，公举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按理说，武昌起义的政治诉求至此基本实现，一场折腾了近半年的政治动**应该就此结束。
然而想不到的是，朝廷的决议无法获得完全执行，辛亥革命至此只是度过了前半程，君宪主义能否实行又增添了新的变数。
在立宪的反对者看来，君与民从来都是对立的，利于君就不利于民，利于民就不利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