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闭关诂经精舍的8年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章太炎刚进诂经精舍的时候，那是清政府最风光最荣耀的“同光中兴”时代，清朝的政治经济经过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发展，确实有了很大起色，中国在政治上尤其是军事上、经济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往日的荣耀和自信。
然而，也就是在这几年间，一场意想不到的战争再一次将清政府打回原形。原来的所谓洋务新政并没有解决中国体制性障碍，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军事发展不过是一场梦，弹指间灰飞烟灭。于是中国人在甲午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就开始了新的思索，想着怎样才能改变先前的困境，重新起步，于是有了维新思潮，有了维新运动，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策动的强学会。
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
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时务报》第一册在上海问世。根据《时务报》第三册公布的工作人员名单，《时务报》总理汪康年，撰述梁启超，另有英、法、日文翻译若干及具体办事人员等，黄遵宪、邹代钧、吴德浦等人可能因为其官方背景，并没有归入报馆工作人员中。
这份后来影响巨大的《时务报》为旬刊，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出版。第一册的主要栏目有“论说”、“谕旨”、“奏折录要”以及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这些栏目后来也有局部调整，但大体上保持了第一册的栏目和风格。
《时务报》最值得看的，也是当时风靡一时、成就梁启超大名的“论说”栏。梁启超从第一册开始直到他离开《时务报》止，论说栏几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的文章。
章太炎与汪康年有着姻亲关系，所以当《时务报》创刊出版后，章太炎应该很容易看到这份内容别致的新刊物，很容易引起不错的感觉。1896年12月29日，章太炎致信汪康年，对《时务报》的创刊表示祝贺，以为这本杂志词旨瑰丽，清新活泼，又不失严谨。当此社会风气日趋恶化，社会价值观念日趋混乱的时候，中国能够有这样一本充满正气正义的刊物，无疑是一件幸事。章太炎表示，看了《时务报》，激活了他心中久有的著述欲望，他当然是在婉转地表示希望加盟，或者至少能够成为《时务报》的作者。他的这个说法虽然比较婉转，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他紧接着对《时务报》的未来编辑方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大致能够认同《时务报》不欲臧否人物的大原则，但以为刊物的内容还可以大幅度扩充，要驰骋百家，旁及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要引古鉴今，推见至隐，向读者传递真实的历史知识，而不是泛泛介绍海外奇闻，或发一通空论。章太炎主张，要认真研究本国历史文化，要参照西方近代国家发展历程，更要做到谈论现实政治不故意危言耸听，故作高论，故作偏见；谈论历史则不能借古喻今，指桑骂槐，触犯时忌。在章太炎的理念中，《时务报》应该成为变法维新的宣传工具，应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应该以其丰富的内涵、优美的文字影响读者、引导读者。
汪康年收到章太炎的这封信后当然非常高兴，他和梁启超本来在《时务报》创刊时就希望章太炎加盟，现在收到了章太炎这样一份热情洋溢的信，于是促动他们立即派遣专人前往杭州劝驾，希望他到报馆担任专职撰述，一同创业。
对于汪康年等人的邀请，章太炎怦然心动。然而当他将这件事欣喜告诉俞樾老先生时，老先生很不以为然，只是章太炎去意已决，遂于1897年1月前往上海，到《时务报》担任专职撰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