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序文使邹容名声大振，《革命军》风靡一时，有聪明的出版商很快将邹容的著作和章太炎的序文合刊发行，洛阳纸贵，传诵一时，海内外各种各样的翻刻本不知凡几，或认为这些著作为中国版的《独立宣言》、《民约论》，或认为邹容、章太炎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政治道路，举国上下，无不震惊。
在这些聪明的出版商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章士钊，他是一家新刊物《苏报》的主编，他正在因为《苏报》发行量上不去而苦苦发愁，现在看到邹容、章太炎的作品那么吸引人，遂下决心邀请邹容、章太炎加盟，为《苏报》写专栏，或者同意将他们的作品在《苏报》上连载。
《苏报》的主人为常州人陈范。陈范为常州望族，其长兄陈鼎任职翰林院，在1898年政治变革中鼎力推荐冯桂芬的激进政治思想，主张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
与长兄相比，陈范就稍逊**了。陈范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花钱捐了一个知县，然而这个知县并没有做多久，甚至没有将捐出的银子挣回来，就因为一场教案被解职。作为豪门出身的“官二代”，陈范大约觉得官场不易，不愿在官场继续蹉跎，或者已经明白自己在官场上不会有大的发展，总而言之，陈范利用生在豪门的优势资源，在上海发展实业，出资购买了一份不起眼的小报，希望由此开始实业梦想。这个小报就是《苏报》。
由于《苏报》规模太小，在繁华的上海基本不具备竞争力，所以怎样提高发行量，成了《苏报》存活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苏报》成长的另一个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有人脉、有能力的主编，于是找到了年轻、能干、有才华、有人脉的章士钊。
章士钊原本是南京陆军师范学堂的学生，时年22岁。因学潮离开了南京，来到上海，加入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与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继等人相识相交，而邹容也因章太炎等人引荐，成为章士钊的好朋友。
或许是因为这些丰富的人脉关系，年轻的章士钊敢于接受《苏报》主编的职务。也或许因为这些具有革命思想倾向的人脉关系，使《苏报》的面貌在短时间发生巨变，成为商业化非常浓厚的上海滩上少有的政论类报纸。
陈范认同章士钊的才华、人脉和能力，但对于章士钊的交际圈子和激进思想，陈范也比较担忧。他毕竟是报纸的出资人和主人，不是政治家、革命家，他可不想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因为那些反政府的出格言论而毁掉，所以当他发现报纸的发行量上去了，自然高兴；只是看着言论越来越出格，像发表的邹容《革命军》、章太炎的序文、还有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多少犯了朝廷的忌讳。
不过，陈范并没有对章士钊激进编辑主张过多干预，毕竟这个方针为报纸带来了财源。而且，陈范心中还有一点侥幸，那就是《苏报》毕竟在租界注册、在租界出版。租界就是国中之国，这块土地虽然属于大清国，但实际管辖权却在外国人手里，按照外国的法律进行治理，租界中的中国人像西方人在西方一样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这是陈范放任章士钊发表邹容等人反政府文章的一个原因，也是章士钊敢于这样做的一个原因。
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当然只是相对的，如果在租界反政府、反体制的言论太过分，中国政府不会容忍，也有权力与租界当局进行交涉。所以怎样拿捏剑走偏锋的言论而又不使朝廷太愤怒，怎样能大幅度提升报纸发行量而又不惹来政治麻烦，这确实是对报人智慧的重大考验。
章士钊接手后，特别是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的文章发表后，《苏报》发行量直线上升，陈范心中暗自高兴。然而到了6月7日，当《苏报》开始连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之后，陈范似乎觉得有点出格，向章十钊表示《苏报》上的言论如果过于出格，那不是自取灭亡吗？
面对陈范的忧虑和指责，章士钊深感不安与愧疚，他原准备迅即辞职，让陈范另请高明，不料陈范在一天之内态度发生根本转变，支持章士钊放胆高论。
陈范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发生惊天大逆转呢？原来他在这一天遇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答应在经济上为《苏报》提供赞助，提升效益。孙中山是举国周知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支持《苏报》，那么《苏报》发表一些革命的言论有什么不妥呢？
有了陈范的这个转变，《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连续刊发激进的政治论文，名声大噪，影响日增。遗憾的是，《苏报》不仅由此引起清廷高度关注，危险步步逼近，而且更重要、更难堪的是，陈范遇到的什么孙中山，原来是个假的，他的真名为钱宝仁，是混迹于上海滩的小流氓，他谎称支持陈范、帮助陈范，只是想从陈范那里骗点钱。
《苏报》刊发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革命军》同一天，正在上海的工部大臣吕海寰就敏锐感觉不对，再结合张园的系列演讲，吕海寰提醒江苏巡抚恩寿不可掉以轻心，建议密拿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建和汤尔和四人。
吕海寰的建议背后或许有个人恩怨，但这个建议对两江总督魏光焘来说，无疑相当被动。这儿是自己的辖区，竟然发生反政府、反朝廷的事情，于是他在6月20日向朝廷上了一个密电，建议查禁上海爱国会演说。毫无疑问，魏光焘希望化被动为主动。
对于魏光焘的报告，朝廷迅即批转外务部。外务部在第二天根据魏光焘的建议向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下达严密查拿的指令。
根据朝廷指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于6月26日委派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专程前往上海，会同上海道台与领事团交涉，要求租界当局协助捕拿蔡元培、章太炎等人。
俞明震曾经在甲午战争中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为台湾民主国的创办人之一，因而其思想比较开明，爱惜人才。他知道这些所谓反朝廷、反体制的青年，其实热心爱国，都是希望国家进步，只是朝廷政治改革太滞后，遂引发这些激烈的言论冲突。像章士钊原本就是他在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其子俞大纯不仅是章士钊的朋友，而且与吴稚晖、钮永建、汤尔和都有不错的关系。因此据说俞明震此次主动请缨前往上海协查，在某种程度有设法保护人才的意思。而魏光焘能够同意俞明震的这种处理方案，除了认同俞的分析外，当然也有大事化了，小事化无的意思。
根据这样的思路，俞明震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就约见吴稚晖，以委婉的口气暗示朝廷严厉查处意图，这显然是希望吴稚晖向相关涉案人员透露，未抓先惊，最好各自逃走，大家都相安无事。
鉴于租界特殊的情况，清廷和魏光焘等直接处理此案的相关人员应该都有这种意思，如果能够将这些政治激进主义分子从租界、从上海赶走，流亡海外，就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所以此次查案就显得很奇怪，朝廷的秘密指令竟然被《中外日报》6月27日发表，而具有官方色彩的候补道陶森甲、俞明震、蒯光典等都曾先后来到爱国学社，劝告蔡元培等人注意言论尺度，不要太出格，以免让朝廷抓住辫子惹来麻烦。
魏光焘、俞明震等人的用意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吴稚晖、蔡元培、章士钊、陈范等能跑的都跑了，他们期待像过去各次一样，躲过了风头，一切如常，关键是要逃过风头。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人不信邪，比如章太炎。吴稚晖在获悉事情可能不妙的消息后，当面劝章太炎赶快逃走，而章太炎不以为然，反而骂吴稚晖没骨头，小事扰扰。陈范逃跑时也让他儿子设法通知章太炎赶快躲一躲，但同样无法引起章太炎的注意。
章太炎不愿逃跑，当然有自己的考虑，除了骨气外，最重要的是他相信租界是安全的，租界当局会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而且，我章炳麟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了，这次是第八次了。我还跑什么呢？大不了就是杀头。我章炳麟敢反满、敢革命，志在流血，我这一次就不再跑了，爱咋地咋地。这就是章太炎所具有的烈士或志士情结。
租界当然会保护这些人的言论自由和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在那之前租界保护过康有为、黄遵宪，这可是朝廷通缉的要犯，租界照样保护下来了，毫发无损。现在租界一定还会这样做，因为在“《苏报》案”发生前，巡捕房也多次邀约吴稚晖、章太炎面谈，大意也是只要你们没有藏军火，没有刑事犯罪，那么你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租界当局一定会负责到底。所以，章太炎对自己的安全坚信不疑。
吴稚晖、蔡元培、章士钊、陈范等人逃跑后，租界巡捕房开始抓捕。6月29日上午，巡捕房将《苏报》账房先生程吉甫抓获。但这依然没有引起章太炎的警惕，反而使他更加相信租界中的言论自由，你看怎么样，巡捕房抓账房先生是要查报馆的账，这和言论自由无关。
两江总督、上海道台和俞明震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大概是希望他们赶快逃走；租界当局之所以一再大肆张扬，也是希望这些人闻风逃走，大家都相安无事。然而，租界的一贯立场使章太炎产生了一个惯性判断，他觉得租界过去既然保护过康有为、黄遵宪，那现在一定会保护我章炳麟。而且，我章炳麟只是在言论上反政府、反体制、并没有贩卖军火，更没有组织军队，相信租界既不会抓，更不会治罪。
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了《苏报》，章太炎、邹容等先后被捕入狱。这是1903年7月1日，美国人福开森给兼湖广总督端方的密电。
章太炎的判断此次错了，当巡捕房用各种方式无法惊走他的时候，就将巡捕房逼到不能不动手的地步。6月30日晚，也就是在报馆账房先生程吉甫被捕36小时之后，章太炎也在爱国学社被抓捕。
据说，章太炎被抓捕时非常英雄，当他看到工部局巡捕时，竟然大义凛然地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于是巡捕将章太炎羁押至四马路老巡捕房的楼上。这就是震惊一时的“《苏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