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章太炎的看法，中国议会诸公的政治诉求是矛盾的，光绪帝、端王还有那个大阿哥，与朝廷是一体两面，并不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各位受到唐才常的蛊惑太重了，而唐才常又受到康有为的蛊惑太久了，总认为光绪帝代表着朝廷中的进步力量，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和未来。章太炎认为，这个判断可能是很有问题的，满洲人对于中国，其实就是一个阶级压迫着另一个阶级，满洲人从来没有把汉人当作自己人，戕虐贤骏，使汉人成为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现在满洲政府更过分，为了一己私利，横挑强邻，戳使掠贾，四维交攻，不把国家当国家，为了皇族的利益，竟然拿国家作赌注，以一国挑战世界，违背《春秋》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原则，违背现代国际交往准则，公然杀害外国公使，终于引来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进攻北京。章太炎强调，这是中国的危机，也是世界给中国的一个机会。中国议会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推翻满清，重建汉民族的国家。
事后想想，章太炎的判断是对的，端王也好，皇上也罢，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不是唐才常们所想象的有什么不共戴天视若水火的仇恨，端王也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排外主义者，皇上也并不是一个什么英明领袖，更不是什么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对待义和拳，对待外国，对待汉族人等一系列问题上，他们立场一致步调一致，只是节奏不同，表现有异而已。稍后，唐才常策动的勤王运动竞然受到朝廷的迫害，年纪轻轻的唐才常因此而丧命。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章太炎预言的天才性。
在割辫与绝后第五天，章太炎给刚刚结识不久的孙中山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详细介绍了自上年在横滨见面之后国内政治变化，认为现在国内的政治形势因满洲人倒行逆施而岌岌可危，满洲政府狂悖恣行，益我人理；联军进攻，将及国门；覆亡之兆，已经清晰呈现，不待问卜，就知道中国的形势到了怎样的危机状态。南方各省督抚为了自保，与列强签订了互保协议，我也曾在这个时候上书刘坤一、李鸿章，希望他们顺应历史，明绝伪诏，自建帅府，然而他们根本不听。东南大局，亦复发岌。
至于上海各界名流组织的中国议会，章太炎也向孙中山作了介绍，他认为容闳当然是一个天资聪明的第一流人物，但与会诸公由于各怀鬼胎，贤者以保皇为念，不肖者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只有我章炳麟一人坚决反对，严拒满蒙人入会，诸公不以为然，我也就只好移书退会，割辫与绝，断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现在我和你孙先生终于成为一条战壕中的战友了，虽然我们在整个中国是少数，但是我章炳麟坚定相信，爱国家并不必然爱朝廷，推翻满清，重建汉民族的国家，是这一代人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章太炎的主动示好出乎孙中山的意外，因为孙中山在过去几年间，虽然作了许多工作，但真正的文化人即便在思想上认同孙中山的追求和主张，但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少能够投身于这项看不见尽头的正义事业。现在章太炎来了，而且是主动来的，这当然使孙中山喜出望外，章太炎的文名，章太炎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那可不是一般的了得。孙中山指示《中国旬报》将章太炎的这份来信全文发表，并在编者按语中称颂章太炎这篇文字是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
8月14日，联军开始向北京进攻；15日，两宫逃出北京；22日，张之洞眼见大局已定，派兵包围武昌自立会机关，将准备勤王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抓捕，当夜处死。中国的政治局面又面临着一次大逆转。
在这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局面中，章太炎已经真的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了，表征就是当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章太炎竟然先因参加中国议会受到第三次大约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通缉，紧接着，又因那本具有反满意思的小册子《扈书》的出版，受到第四次通缉。
章太炎所著《地书》，1905年东京重刊本。
接二连三的被通缉当然意味着章太炎的地位在提升，意味着其地位的重要，但其生活在这种不断被通缉的过程中无法安宁，使他终日处在逃难、避难，躲避追捕的过程中，渐渐地，章太炎那点改良主义的想法被消磨殆尽，他终于撕下脸皮，成为一个无比坚定的排满革命家。
章太炎的这些想法，在那个时代还是绝对的少数。更多人，并没有从个人生活经验中，从世界大势中看出满洲统治集团的困局，看出打破困局的出路。大家差不多依然沉迷在爱国家更要爱朝廷的传统爱国主义层面，认为国家的困难就是个人的困难，个人应该帮助支持朝延渡过困难，走上坦途。1901年春，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鉴于中国困局，在自己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积弱溯源论》，讨论自从被迫走上近代的中国为什么在过去若干年积弱不振，举步维艰。
根据梁启超的观点，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不是政府无能，而是人民愚昧，是全体国民的素质差，有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六大弱点。因此，中国要迸步，就要启蒙，就要改造国民性。
梁启超的观点开启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的先河，只是梁启超设定的问题并不简单在此，他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为满洲人开脱，就是要重建中国人对光绪帝的信任，认为年轻的圣明君主忘身舍位，依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梁启超这篇文章论证的落脚点，就是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就是想方设法支持光绪帝重新掌握朝廷大权，排除慈禧太后对权力的占有和垄断。
从保皇党人的立场上看，事情或许如此，但在已经转变了思想观念的章太炎看来，梁启超的这些理论就显得有点儿荒谬了。梁启超迫于愚昧的忠君理念，不及择音，而忘理势之所趋，因而使其说法显得格外偏颇。为了纠正梁启超的看法，章太炎写了一篇《正仇满论》，不仅有力反击梁启超的忠君思想保皇理念，而且正面阐释自己的排满革命理想和预想中的实现途径。
章太炎指出，推翻满清，重建汉族人的国家，是这一代中国人必须完成的使命。这不是因为满洲人统治太无能，而是他们在进入中原的时候，就对汉族人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屠刽之惨，焚掠之酷，钳束之工，聚敛之巧，这些虽然有些已经成为往事，但汉族人对满洲人仇视是无法根本消除的，排满革命不可避免，不得不如此。
至于梁启超和保皇党人对光绪帝的幻想，在章太炎看来其实是一种天真的自我想象，光绪帝与那拉氏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是满洲利益的代表者，即便光绪帝取代那拉氏拥有全权，他也不可能牺牲满洲人利益，不可能改变满洲人的统治方式，更不可能为全体中国人着想。满洲人只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任何统治者都必须为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去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在章太炎看来，不能指望一个小皇帝，中国历史已经到了应该翻开新一页的时候了，今天的中国人无不切齿痛恨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无不思考着、期待着革命。中国人的仇满，不是一场简单的民族仇视或仇杀，而是满洲贵族所代表的清王朝作恶太多，无一事不足以丧我中国。
爱国家并不必然爱朝廷，当朝廷成为一个反动势力时，就只有打破它、粉碎它，这就是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