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祖国

玄奘在官方人员护卫下，被迎到长安城内朱雀街的驿亭，这是京城驿传文书中心所附设的行旅休息处。他们把玄奘带回来的佛典、佛像接运上岸，统计了一番，玄奘带回的物品，大、小乘佛典及有关因明、声明论方面的典籍共六百五十七部，出动了二十匹马驮运。另外还有佛陀舍利一百五十粒、佛像七尊。

第二天，长安城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众人将玄奘所带的这些佛典、佛像由朱雀门迎接到弘福寺。当时长安城门大都是以星宿命名，玄武在北，朱雀在南，所以长安城内的皇城，北门叫玄武门，南门叫朱雀门。

玄奘在长安待了半个月，将诸事安顿一番就专程赶到东都洛阳去见太宗。二月初一，太宗在仪鸾殿接见了他。提到当年的偷渡出关，太宗亲切地玄奘说：“出家人和一般俗人当然不同，何况法师是为了度众生而舍身求法，更没有什么犯禁可言。”玄奘紧接着就把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政治状况报告给太宗，太宗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玄奘的观察力本就敏锐，还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都用笔记了下来，加上之前受到过的因明学的训练，使他的讲述听起来有条不紊、引人入胜。太宗在兴奋之余，提议把这些见闻撰写成书，让天下的臣民都可以了解。太宗的这个提议，最终促成了《大唐西域记》的问世。而在与玄奘的交谈中，太宗发现他具有惊人的政治潜能，当场就劝玄奘还俗辅政。玄奘婉言但是很坚定地拒绝了，并说要他还俗从政，就好比舟行陆地，不但浪费了之前所学的佛法，还会徒然招来恶名。玄奘表示自己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弘扬佛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太宗当时正在为远征高丽作准备，也没有过分强求玄奘，但是他请求玄奘同行，以便视察高丽的地理民俗，太宗觉得西域那么苦，玄奘都能去，这回随驾前往应该不会有问题。玄奘无奈只好拿出出家人的法宝，说是释迦牟尼规定，出家人不得观看军队作战。太宗沉思片刻，也就不再强逼玄奘了。

玄奘见状，就趁机向太宗请求，说自己想要到嵩山少林寺隐居译经，这样一来，既表明了绝无出仕之意，也符合玄奘自己的心愿。但太宗没有答应，他让玄奘在长安城内的弘福寺译经，答应由官方供给所需的人力、财力。玄奘自从回长安以后，经常有人去拜访他，甚至还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现象，严重打扰了玄奘的清净，既然太宗让玄奘留在京城，为了不影响译经的工作，玄奘只好要求太宗指派一些人帮忙维持秩序，太宗总算答应了。

三月初，玄奘从洛阳回到了长安弘福寺，这是太宗为其母后所建造的寺庙，建筑风格相当宏伟。玄奘就在这里开始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译经。玄奘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组建一个团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运用官方支援的庞大财力和人力。

佛教东传初期的翻译工作，多是由私人完成的，没有一定体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而且佛教兴起的最初那段时期，所谓的经、律、论三藏，系由直接受业于佛陀的弟子们领导合诵而固定并流传下来的。早期的译经，大部分都没有典籍，译者们完全凭记忆翻译。其中翻译的人员可以有几种组合，由“懂梵文而且懂中文或不懂中文者”与“懂梵文而且懂佛学或不懂佛学者”两组人的各种排列组合而成，这种翻译方式非常不可靠。

玄奘根据当时这种既有的形式，拟订了一份更合理的计划呈给太宗核准。计划大体如下：玄奘担任主译，下设证义（负责译语与梵文原义的核实）、缀文（负责汉语的文辞修改及文体语气的连贯）、笔受（负责主译人口译时的记录工作）、书手（负责缮写）。除此之外，玄奘还特地要求指派一名中文的字学专家和一名梵文专家。若要加以归类，这两位专家可归入证义部门，一般的证义人员只需懂得或能背诵大、小乘经论，而这两位专家则除此以外还必须有文字语言学的修养，《三藏法师传》里没有讲明他们的工作，但这两人很可能担任译场的总勘工作，以及专门解决特殊的疑难问题。不得不说，这个团队的组织方式很完备。

玄奘呈上这份计划的时候，太宗已亲率大军到了河北，计划书是房玄龄特地派员呈送的，很快就得到了太宗的批准。当年四月间，中原各寺遴选出的高僧大德或杰出的沙门齐集长安弘福寺，最后选出的有证义十二人、缀文九人，后来这九人中出现了不少人才，包括来自长安会昌寺，后来又协助编写《大唐西域记》的辩机，以及来自陕西照仁寺的慧立。长安大总持寺的玄应作为字学大德，负责校勘文字，长安大兴善寺的玄暮担任证梵，也就是梵语专家。其他还有很多人担任笔受、书手，及支援的官吏等。

组建好了团队，玄奘就开始思考第二个问题：如何翻译？玄奘在意译与直译之间犹豫。三国时代的译经，专主意译。晋以后逐渐有人主张直译。那位首倡天下佛门弟子一律姓“释”的道安法师就认为翻译就要务存原意，他指责那些由意译翻译过来的经典，往往为了使文字简约而擅削原文，译者也经常私自发挥揣测，偏离了本来的教义。鸠摩罗什有偏向意译的倾向，而后慧远、僧佑等人则取折中办法。

玄奘之所以有了西去求经的想法，就是因为他在国内修学的时候，读了那些不同立场翻出来的经论（意译居多），令他产生了许多疑惑。玄奘曾经写给高昌王的谢表中，对意译所产生的弊端有所陈述，他认为鸠摩罗什等高僧，在佛法东传方面的贡献很大，但作为外国僧侣，他们所翻的经典经常出现歧义。

以前的主译人员大多是胡人或印度人。这些人要么在汉语上，要么在梵语上的修为有限，翻经史上就常看到他们为此而争吵的描述。他们翻译的方式有很多弊端，往往先根据倒装的梵文语句写下汉语，然后再由负责书写的人修改和整理，玄奘认为这种方法“中间增损，多坠金言”。这种方式使得原经文至少经过两次的转述，主译人增减一次，修整的人再增减一次，又往往出于表达通顺的必要，认为很多废话可删，最后就连不懂的也一起被删掉了。整个过程减的多，增的少。这样一来，有些经典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玄奘主张直译，恨不得达到让大家直接受教于佛陀，过于删减内容，玄奘是无法忍受的。此外，玄奘还有一个优势是历来译者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他对语言的掌握，他精通汉语和梵文，对印度地方语也有所涉猎，一人就可负起口译和笔受两项任务。所谓笔受，并不是说玄奘亲自写下来，而是说从梵文转到中文表达的心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