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晓明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 1941)以《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这篇女权宣言，奠定了女权领袖的地位；以《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等理论作品，最早树起了现代小说理论的大旗。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又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传统观念，使他将儿子们都送入名牌大学，将女儿们留在了家中。家庭惠泽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祖父与父亲的文人传承，名家高谈阔论的氛围熏染，父亲图书馆中丰富的文学资源，特别是家庭变故在她心中所留下的无穷记忆，使她将自己的文学大厦构筑在这些记忆之上，或者说，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她记忆之树上所结的果实。
弗吉尼亚·伍尔夫才华超凡，美貌脱俗，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令人倾倒。如果说，天生我才与天生丽质都属先天的，那么，她还有后天的两大幸事：其一是她一生都生活在“布鲁斯伯里”(The Bloomsbury Group)精英圈子中；其二是她得到了一个爱她、懂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
上帝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偏爱也许迫于世人嫉羡的压力，而不得不靠添加点不幸来予以平衡：人世间最痛苦的病症———疯癫，让她一生饱受折磨，最终，她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与疯癫一同毁灭。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投河自杀前，给她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留下永别的信。1941年3月18日，她写道：
最亲爱的：
我肯定我又要发疯了。我感到我们无法经受又一次的那样可怕的日子，这次我将不会康复。我开始出现种种幻听，不能集中心神。所以我要采取似乎是最上乘的行动了。你已经给予了我最大限度的幸福。任何人所能为之的，你在各方面都做到了。这种可怕的疾病袭来之前，我们俩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能比的。我不能再与疯魔较量了，我知道我正在毁掉你的生命……我要说的是，我一生的一切幸福都归功于你。你一直用你无条件的耐心和难以置信的善心待我。我要说———人人都知道是这样，如果有任何人可能拯救我，那就是你。一切都离我而去，只有你的善良让我信靠。我不能再继续毁坏你的生命了。
我不认为世上还会有另一对如我们这么幸福的人。
3月28日晨，弗吉尼亚·伍尔夫给伦纳德留下了最后几行字：
最亲爱的：
我要告诉你，你已经给了我完全的幸福。没有人能比你做得更多，请相信。
但我知道，这次我越不过去了。我正在浪费你的生命，就是这疯狂。没有任何人能用任何言辞说服我。你还能工作，没有我，你会好得多。你看我甚至连这封信都写不了，这表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所要说的归结为一句话，病魔袭来之前，我们幸福美满。这完全归功于你。没有人能如你一如既往地善良、好心，人人都知道。
弗
弗吉尼亚·伍尔夫那病弱之躯实在包含着太大的能量，她那短暂的一生实在载负着太多的辛苦，三十五年常在头痛的袭击下持续写作。以1904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作为开端，她创作有5卷论文与评论集，2部传记，2部倡导自由意志的小册子(《一间自己的房间》与《三个基尼金币》)，1卷日记选集，加上9部长篇小说与1卷短篇小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理论、小说、随笔散文方面都有所建树。
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大的贡献在于她框定与捍卫了现代小说。
在“布鲁斯伯里”的聚会上，弗吉尼亚还是那样羞涩，一个没有走进大学，也没有走入更广泛社会的弱女子，却走在了时代文学的最前列，她以惊人的勇气，挑战当时文坛的三大老牌权威———贝内特(Arnold Bennett)、威尔斯(H．C． Wells)与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真是印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艺高人胆大”。她发表了《现代小说》与《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Mr．Bennett and Mrs．Brown)，与这些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代表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在其中提出了自己新型的文学观。她认为文学不应墨守成规，因为“往深处看，生活好像远非‘如此’。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她还写道：“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现出来，并且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杂质，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可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有着非常自觉的文学意识与发展文学的气魄与胆略。她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伟大的散文小说时代的开端”，无规可循，无矩可蹈。“上一代人的工具到下一代人的手里变成废物”。“于是，拆毁的工作开始了。于是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在报刊杂志和散文中，我们听到土崩瓦解、倒塌、毁灭的声音”。
带着这种清醒的认识，病弱女子弗吉尼亚·伍尔夫勇敢而坚毅地挑起了一个新时代文学开端的大梁。当然，她不只是在理论上呼告，更重要的是，她以其艰苦的试验，推出了一系列意识流小说的经典名作———《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达罗威夫人》(Mrs．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与《波浪》(The Waves)，来诠释她的理论主张，这些小说本身也奠定了她作为现代小说先驱的固若金汤的地位。
应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人生的思考胜过她对生活的关注。大自然的周而复始、恒久绵延，而人生短暂、生死不定，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这与女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她自幼就有着太多的死亡印象，从13岁母亲去世，紧接着同母异父的姐姐斯蒂娜随母亲而去，然后是父亲的辞世，紧接着又是哥哥索比的夭折，对死亡的不解，终身萦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心头。她最终主动地选择了死亡，或许在那一刻她破译了人生死亡之谜。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与她本人的一生，让我们读到了人生固有的对时间的无可奈何以及人生的种种局限，其小说中渗透着淡淡的悲剧感，它提升了其整个小说的格调。
弗吉尼亚·伍尔夫短短的一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她所生活的时代是充满阴霾的、残酷的。愈到晚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困惑与灰暗的沮丧情绪愈浓烈，但她始终在往前走，不懈地用艺术阐释人生。她的一生表明了“一位语言雅致精妙的艺术家在一个粗野的、物质主义的时代维护着美和精神的价值”。弗吉尼亚·伍尔夫终生为文学消得人憔悴，生命之花凋落了，然而，她所绽放的艺术之花成为一份永恒的美长存人间。
［法］阿尔贝·加缪 著
李 锐 批注、评点
小学教师达吕望着两个人朝山上走来，一个骑马，一个步行。1学校建在半山腰上，他们还没有爬上门前的那段陡峭的斜坡。广阔的高原上一片荒凉，他们踏着雪，在乱石丛中艰难而缓慢地走着。看得出来，马不时地打滑。还听不见它的声音，但看得见它的鼻孔里喷出的热气。两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是熟悉这地方的。他们沿着小路走着，这条路已经被一层又白又脏的雪盖住几天了。达吕估计半小时之内他们上不了山。天气很冷，他回到学校去找件粗毛线衣穿。
他穿过空**冰冷的教室。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着法国的四条大河，已经朝着它们的出海口流了三天了。2干旱持续了八个月，滴雨未下，却在十月中突然下起雪来，散居在高原上各村庄里的二十来个学生都不来上课了。只好等着天气转晴。达吕只在教室旁自己住的屋子里生火，这屋子也朝着东面的高原。一扇窗户，和教室的窗户一样，向南开着。从这边看，几公里之外，高原开始向南倾斜。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一道紫色的山梁雄踞在天际，那儿是沙漠的门户。
达吕暖和了一些，又转回到他刚才看见那两个人的窗前。他们不见了，他们是在爬那个山坡。夜里雪停了，现在天色不那么阴沉。清晨到来的时候，光线暗淡，云层不断升高后仍未见怎么明亮。直到下午两点钟，天仿佛才开始大亮。但这总比近三天来的天气好多了。那三天里，天色一直黑沉沉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变幻不定的狂风摇撼着教室的双重门。达吕只好长时间地枯坐在屋子里，只是到隔壁耳房喂鸡或取煤时才出去一下。幸亏北面邻近的塔吉德村有辆小卡车，在大雪前两天给他送来了给养。四十八小时之后，小卡车还要来。
不过，即使大雪封山，他也有东西对付，小屋里堆满了一袋袋的小麦，那是政府存放在他那里的，以便分给那些家庭遭受旱灾的学生。实际上，灾难落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因为他们都很穷。达吕每天把口粮分给孩子们。他很清楚，这几天气候恶劣，他们一定缺粮了。也许，晚上会有学生的父亲或兄长来，他就能把粮食分给他们了。反正要和下一个收获季节接上气。运小麦的船已经从法国开来了，最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难以忘怀的是这场灾难，这群在阳光下流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人们，那连续数月干得像烧过的石灰一样的高原，那渐渐蜷缩龟裂，真像焙烧过似的土地，那一块块噼啪作响、脚一踩便化作粉末的石头。羊只成千成千地死去，这里那里也有一些人咽气，但是无人问津。
在这场灾难中，他几乎像修道士一样地生活在这所偏僻的学校里，所求无多，安于淡泊艰苦的生活。他有粗施灰粉的四壁，有狭窄的沙发，有白木书架，有井，有每周粮水的供应，他已经觉得自己像个大老爷了。可是突然下起了这场大雪，既不事先通报一声，也不等等雨水的缓解。这地方就是这样，生活是严酷的，即使没有人也是如此，有了人也无济于事。然面，达吕生于斯，长于斯，到了别的地方，他就有流落之感。
他走出房门，来到学校前面的平地上。那两个人已经爬到了半山坡。他认出骑马的人是巴尔杜克西，一个他认识已久的老警察。巴尔杜克西用绳子牵着一个阿拉伯人，此人跟在他后面，绑着手，低着头。警察举手打了个招呼，达吕没有理会，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个阿拉伯人。那人身着褪色的蓝长袍，足蹬凉鞋，但穿着米灰色粗羊毛袜，头上包着又窄又短的缠头。他们越走越近。巴尔杜克西稳住牲口，免得伤了阿拉伯人，两个人一起慢慢地往前走。
走到人语可闻的距离时，巴尔杜克西叫道：“从艾拉莫尔到这儿才三公里，可整整走了一个钟头!”达吕没有应声。他穿着厚厚的毛衣，显得又矮又胖，正看着他们上山。那个阿拉伯人一直低着头。他们上了平地，达吕招呼道：“好啊，进来暖和暖和吧。”巴尔杜克西费劲地下了马，手里还攥着绳子。他朝小学教师微微一笑，小胡子向上翘着。他的深色的小眼睛深嵌在晒黑的额头下面，嘴的四周满是皱纹，使他具有一种专心致志的神气。达吕接过辔头，把马牵到耳房又回到来客那里，他们已在学校里等他了。他把他们让进自己的房间，说：“我去教室里生火，我们在那儿舒服些。”当他回到房间里的时候，巴尔杜克西已经坐在沙发上了。他解开了拴阿拉伯人的绳子，此人正蹲在炉子旁边，朝窗户那边望着。他的手一直绑着，缠头已推到脑后。达吕先是看到了他的大嘴唇，饱满，光滑，几同黑人；但他的鼻子高直，目光阴沉，充满了焦急的神色。缠头下露出固执的额头，被太阳晒得黝黑，此时冻得有些发白，当他转过脸来，目光直直地看了达吕一眼时，那整个脸上又不安又倔强的表情使他大吃一惊。“到那边去吧，”达吕说，“我去准备薄荷茶。”“谢谢，”巴尔杜克西说，“真是一桩苦差事！我真想退休了。”他一边又用阿拉伯语对犯人说：“来吧，你。”阿拉伯人站了起来，双手绑在前面。慢慢走进教室里去。
达吕端来茶，还拿了把椅子。可是巴尔杜克西已经高高地坐在第一张课桌上了，阿拉伯人背靠讲台蹲着，面对位于讲桌和窗户中间的火炉。达吕把茶杯递给犯人，看到他的手绑着，犹豫了一下：“也许可以给他松绑了吧。”“当然，”巴尔杜克西说，“那是为了路上押送才绑的。”他正要起来，只见达吕已经把茶杯放在地上，双膝跪在阿拉伯人身旁。此人一声不吭，目光焦急地看着他给自己松绑。松开之后，他两手来回地揉搓着勒肿的手腕，然后端起茶杯，小口小口地迅速吸着滚烫的茶水。
“好，”达吕说，“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巴尔杜克西从茶杯里撅出小胡子：“就到这儿，孩子。”
“这样的学生可真怪!你们要在这儿过夜吗?”
“不。我要回艾拉莫尔。而你，你把这个伙计送到坦吉特去。那儿有人在混合区等你。”
巴尔杜克西望着达吕，亲切地微笑着。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达吕说，“你在嘲弄我吗?”
“不，孩子。这是命令。”
“命令?可我不是……”
达吕犹豫了，他不愿意让这位科西嘉老人难过。“反正，这不是我的事。”
“嘿!这是什么意思?打起仗来，什么都得干。”
“那好，我等着宣战。”
巴尔杜克西点点头。
“好。不过，命令在此，与你也有关。现在好像局势不大稳。大家都在说要发生暴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被动员了。”
达吕还是那副固执的样子。
“听着，孩子，”巴尔杜克西说，“你要明白，我很爱你。我们十几个人在艾拉莫尔，要在像一个小省那么大的地方上巡逻，我得回去。他们让我把这个怪物托付给你，我就立刻回去。不能把他放在那边。他村里的人闹起来了，要把他抢回去。你得在明天白天把他送到坦吉特。你这么壮，二十来公里的路吓不倒你。然后就完事大吉。你又会见到你的学生们，过着安静的日子。”
墙外传来了马的喷鼻声和马蹄的踢踏声。达吕望望窗外。天确实转晴了，阳光普照着白雪皑皑的高原。一旦积雪融尽，太阳就会重抖威风，继续烧烤这片石头地。一连多少天，总是那样蓝的天空还会把干燥的阳光倾泻到这片阒无人踪的荒凉大地上。
“说来说去，”他说着转向巴尔杜克西，“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等警察开口，他又问：
“他说法语吗?”
“不，一个字也不会。我们找了他一个月，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他杀了自己的表兄弟。”
“他反对我们吗?”
“我不认为。但谁能知道呢。”
“他为什么杀人?”
“我想是家庭纠纷吧。好像是一个欠了一个的粮。弄不清楚。反正是他一砍刀杀了他的表兄弟。你知道，像宰羊一样，嚓!……”
巴尔杜克西作了个用刀抹脖子的动作，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注意，不安地望着他。达吕突然感到怒火中烧，他厌恶这个人，厌恶所有的人，厌恶他们的卑鄙的恶意，厌恶他们无休无止的仇恨，厌恶他们嗜血成性的疯狂。3
茶壶在炉子上咝咝作响。他又给巴尔杜克西倒了一杯茶，迟疑了一下，也给阿拉伯人倒了一杯。他还是那么贪婪地喝着，他的胳膊抬起来，掀开了长袍，小学教师看见他的胸脯瘦削，但是肌肉发达。
“谢谢，孩子，”巴尔杜克西说，“现在，我走了。”
他站起来，朝阿拉伯人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
“你干什么?”达吕冷冷地问。
巴尔杜克西怔住了，给他看绳子。
“没有必要。”
老警察犹豫不决。
“随你便。你当然是有武器 ?”
“我有猎枪。”
“在哪儿?”
“在箱子里。”
“你应该把它放在床边。”
“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你疯了，孩子。如果他们造反了，谁也逃不掉，我们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啊。”
“我会自卫的。就是看见他们来了，我也有时间准备好。”
巴尔杜克西笑了，然后，小胡子突然遮住了仍旧很白的牙齿。
“你有时间?好。我也是这么说来着。你总是有点冒冒失失的。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爱你，我的儿子原来也这样。”
同时，他掏出了手枪，放在桌子上。
“留下吧，从这儿到艾拉莫尔用不了两支枪。”
手枪在漆成黑色的桌面上闪闪发光。警察朝他转过身来，小学教师闻到了他身上的皮革味和马腥味。
“听着，巴尔杜克西，”达吕突然说，“这一切都叫我恶心，首先是你那个家伙。但是，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打仗，可以，如果需要的话。但是这样不行。”
老警察站在他面前，严肃地望着他。
“你这是干蠢事，”他慢慢地说，“我也不喜欢干这种事。尽管这么多年了，用绳子捆人，我还是不习惯，甚至感到羞耻。但是，也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啊。”
“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达吕又说了一遍。
“这是命令，孩子。我再重复一遍。”
“我知道。跟他们说我对你说过的话：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
看得出来，巴尔杜克西在努力思索。他望着阿拉伯人和达吕。他终于下了决心。
“不，我什么也不对他们说。如果你要背弃我们，那随你的便，我不会揭发你的。我接到命令押送犯人，我执行了。你现在签字吧。”
“这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否认你把他送到我这里来的事。”
“别对我这么不好。我知道你会说真话的。你是本地人，你是个男子汉。但你得签字，这是规矩。”
达吕打开抽屉，拿出一小方瓶紫墨水，一支红色木杆的钢笔，上士牌的笔尖，这是他用来写示范字的。他签了字。警察小心地将公文折好，放进皮包，然后，朝门口走去。
“我送送你。”达吕说。
“不必，”巴尔杜克西说，“礼貌没有用。你让我下不来台。”
他看了看站在原地不动的阿拉伯人，愁眉苦脸地吸了吸鼻子，转身朝大门走去，说道：“再见，孩子。”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巴尔杜克西在窗前露了一下头，随即消失了。他的脚步声淹没在积雪中。马在墙外**，鸡群受惊。片刻之后，巴尔杜克西牵着马，又重新打窗前走过。他没有回头，径直朝斜坡走去，不见了，马也随即不见了。一块巨石缓缓地滚动，发出了响声。达吕朝犯人走去，那犯人没有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达吕用阿拉伯语说了句：“等着。”就朝房间走去。在他跨过门槛的当儿，又改变了主意，回转身来，从桌上拿起手枪，装进口袋。然后，他没有掉头，进了房间。
他久久地躺在沙发上，望着暮色四合的天空，听着寂静无声的四周。正是这寂静，使他在战后初来此地时感到难受。起初，他要求在山梁脚下的小城里给他一个位置。那座山梁横亘在沙漠和高原之间，一道道石壁，北面是绿色和黑色的，南面是玫瑰色和淡紫色的，划出了永恒的夏天的边界。后来，他被任命到更北的地方，就在这高原之上。开始时，在这片只长石头的不毛之地，孤独和寂静使他感到痛苦。有时候，他看到地上有些沟垅，还以为有人种庄稼，其实那是为了找盖房子的石头才挖的。这里，耕耘只是为了收获石头。有时候，村民们也刮走一些土，堆在坑里，以后再上在贫瘠的菜园里。这地方就是如此，四分之三的土地上全是石头。城镇在这里诞生，繁荣，然后消失；人来到这里，彼此相爱或相互厮杀，然后死去。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客人，都无足轻重。然而，达吕知道，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和他都不能真正地生活下去。4
他站起身来，教室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一阵真诚的喜悦涌上心头，他感到惊奇，因为他居然想到阿拉伯人可能已逃之夭夭，他又要幽居独处而无须下什么决心了。然而，犯人还在，只不过是直挺挺地躺在炉子和写字台中间了。他睁着两眼，望着天棚。这种姿势使他的厚嘴唇更显眼了，一副赌气的样子。“跟我来。”达吕说。阿拉伯人站起来，跟他进了房间。小学教师指了指窗户底下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阿拉伯人坐了下来，眼睛一直盯着他。
“饿了吗?”
“嗯。”犯人说。
达吕摆上两副餐具。他拿来了面粉和油，在盘子里做了一张饼，点着了小煤气炉。饼在炉子上烤着，他又从耳房里拿来了奶酪、鸡蛋、椰枣和炼乳。饼烤好了，他把它放在窗台上晾着，又把炼乳兑上水加热，最后摊了几个鸡蛋。他在干这些活的时候，碰着了装在右边口袋里的手枪。他放下碗，走进教室，把手枪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当他回到房间的时候，天已黑了。他点上灯，给阿拉伯人端来饭。“吃吧。”他说。阿拉伯人拿起一块饼，很快放到嘴边，却又停住了。
“你呢?”他问。
“你先吃，我一会儿也吃。”
阿拉伯人微微张开厚嘴唇，迟疑了片刻，随即决然地大口吃起来。
阿拉伯人吃完了，望着小学教师。
“你是法官吗?”
“不是，我看守你到明天。”
“为什么你跟我一块儿吃饭?”
“因为我饿了。”5
阿拉伯人不说话了。达吕起身出去，从耳房里拿来一张行军床，在桌子和炉子之间摆好，与他自己的床垂直。他还从立在墙角当书架用的大箱子里拉出两条被子，铺在行军**。他停下来，觉得没什么可干的了，就在**坐下来。的确没什么可干的了，也没什么可准备的了。应该好好看看这个人。于是，他端详起他来，试图想像出一张怒火中烧的脸。不成。他只看到一种既阴沉又明亮的目光和一张兽性的嘴。
“你为什么杀了他?”他问，声音中的敌意使他自己都吃了一惊。
阿拉伯人掉开了目光。
“他逃跑。我在后面追。”
他抬眼望着达吕，目光中充满了一种痛苦的探询。
“现在，他们要把我怎么样呢?”
“你害怕了?”
阿拉伯人绷紧了脸，眼睛望着别处。
“你后悔了?”
阿拉伯人看了看他，张着嘴。显然，他不懂。达吕被激怒了。同时，他的圆滚滚的身体夹在两张床之间，他觉得自己既笨拙又做作。
“你睡在那儿，”他不耐烦地说，“那是你的床。”
阿拉伯人不动，他叫住达吕：
“喂！你说!”
小学教师看了看他。
“警察明天还来吗?”
“不知道。”
“你跟我们一起吗?”
“不知道。为什么?”
犯人站了起来，躺在被子上，两脚朝着窗户。电灯光直照着他的眼睛，他立刻就闭上了。
“为什么?”达吕站在床前，又问了一遍。
阿拉伯人顶着耀眼的灯光睁开眼睛，竭力不眨眼地望着他。
“跟我们一起吧。”他说。
夜半时分，达吕还没睡着。他早就脱光了衣服上了床，平时他总是光着身子睡觉的。但他现在不穿衣服躺在房间里，却犹豫了。他觉得自己不堪一击，真想起来穿上衣服。随后，他耸了耸肩膀，他见过的多了，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把对手打成两截的。他躺在**就能监视那个人。那人平躺着，始终一动不动，在强烈的灯光下闭着眼睛。达吕关了灯，黑夜仿佛顿时凝固了。渐渐地，黑夜又活动起来，窗外，没有星星的天空在轻轻地晃动。他很快就辨认出眼前躺着的那个躯体。阿拉伯人一直没有动，但此时他的眼睛好像睁开了。小学校周围，吹过一阵微风。它也许会驱散乌云，那么太阳就又会露面了。
夜里，风紧了。母鸡轻轻地**了一阵，随即平静下来。阿拉伯人侧过身子，背朝着达吕，达吕似乎听见他叹了口气。他观察他的呼吸，那呼吸更有力，更均匀了。他倾听着这近在咫尺的喘息声，睡不着觉，沉入遐想之中。近一年来，他都是一个人睡在这间房里，现在多了一个人，他感到别扭。而且还因为这个人使他必然生出一种友爱之情，而这正是他在当前的情势中所不能有的，他很清楚：睡在一个房间里的人，士兵也好，囚徒也好，彼此间有着一种奇特的联系，每天晚上，他们脱去甲胄和衣服，彼此间的差别消除了，一起进入那古老的梦幻和疲劳之乡。但是，达吕翻了翻身，他不喜欢这类胡思乱想，该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阿拉伯人不易察觉地动了动。达吕还没有睡着。阿拉伯人又动了一下，达吕警觉起来。阿拉伯人几乎像梦游者一样，缓缓地抬起了胳膊。他在**坐起来，不动，等了等，并未朝达吕转过头来，好像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达吕没有动，他刚刚想到手枪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最好是立即行动。不过，他仍在观察。阿拉伯人像刚才一样，悄无声息地把脚放在地上，等了等，然后慢慢直起身来。达吕正要叫住他，他已经走动了，这一次动作很自然，但是脚步非常轻。他朝着通向耳房的门口走去，小心地拉开门闩，出去了，只带了一下门，并没有关上。达吕没有动，只是想：“他逃了。这下可轻松了!”他竖起了耳朵。鸡没有动，这么说他已经出去了。一阵微弱的水声。阿拉伯人又回来了，仔细地关好门，悄悄地上了床。这时，达吕才恍然大悟。于是，他转过背去，睡着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在沉睡中听见学校周围有轻轻的脚步声。“我在做梦，我在做梦!”他心想。他又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一股清冽纯净的空气从没有关严的窗缝里钻了进来。阿拉伯人蜷缩在被窝里，张着嘴，睡得正香。达吕推了推他，他一惊，一骨碌爬起来，死盯着达吕，好像认不出来似的，其惊恐之状使达吕不由得退了一步。“别怕，是我，该吃饭了。”阿拉伯人点了点头，说：“好。”他的脸上恢复了平静，但是表情仍然是茫然的，冷淡的。
咖啡已经煮好。他们俩双双坐在行军**，喝着咖啡，啃着烤饼。然后，达吕把阿拉伯人领进耳房，指了指水龙头，让他洗脸。他自己回到房间，叠好被子和行军床，又整理了自己的床，收拾了房间。他穿过校园，来到平地上。太阳已经升上蓝天，温柔而明亮的阳光洒满了荒凉的高原。陡坡上，有些地方的积雪已经融化。石头又要露出来了。他蹲在高原边上，凝视着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他想到了巴尔杜克西。他伤了他的心，可以说是把他赶走了，好像他不愿意作一条船上的人似的。警察的告别还在他耳畔回响，不知为什么，他此时感到出奇地空虚和脆弱。这时，从学校的另一端传来了犯人的咳嗽声。达吕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听着，他生气了，愤愤地扔了一块石头，那石头在空中呼啸一声，钻进雪里。这个人的愚昧的罪行激怒了他，可是把他交出去，又有损荣誉，甚至连想一想，他都觉得是奇耻大辱。他咒骂自己的同胞，他们把这个阿拉伯人交给他，他也咒骂这个人，他竟敢杀人，却不知道逃走。达吕站了起来，在平地上转来转去，又站住不动等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学校。
耳房里，阿拉伯人正弯腰对着水泥地，用两个手指头刷牙。达吕看了他一眼，说：“跟我来。”他带着阿拉伯人进了屋。他在毛衣外套了一件猎装，穿上行军鞋。他站在那儿，等着阿拉伯人戴上缠头，穿上凉鞋。他们走进校园。达吕指着大门对他的同伴说：“走吧。”阿拉伯人不动。达吕又说：“我一会儿就来。”阿拉伯人出去了。达吕回到房中，拿了些面包干、椰枣和糖，包成一包。在教室里，他临走时在写字台前犹豫了一下，随后跨过门槛，走出大门，把门关紧。“从那儿走。”他说。他朝东走去，犯人跟在后面。他又折回，察看了一下房子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阿拉伯人望着他，好像大惑不解。“走吧。”达吕说。
他们走了一小时，在一座石灰岩的尖峰旁停下休息。雪化得越来越快，太阳立即将一个个小水坑吸干，飞快地清扫着大地，高原渐渐变干，像空气一样颤动起来。他们重新上路的时候，土地已经在他们脚下咔咔作响了。前面远处，一只鸟劈开天空，发出一阵欢快的鸣叫。达吕深深地吸了口气，啜饮着清凉的阳光。蓝天如盖，到处是金黄的色调，面对这片亲切辽阔的大地，达吕心中兴奋的心情油然而生。他们沿着斜坡往南又走了一小时，来到一个岩石松脆的平坦高地上。高原从这儿开始倾斜，向东伸向一片低洼的平原，几株枯瘦的树木历历在目，向南伸向大片的岩石堆，使景色显得参差错落。
达吕朝这两个方向审视了一番。远处，只见天地相接，没有一个人影。他朝阿拉伯人转过身来，后者正茫然注视着他呢。达吕把包裹递他，说道：“拿着吧，里面是椰枣、面包和糖。你可以坚持两天。这儿还有一千法郎。”阿拉伯人接过包裹和钱，双手捧在胸前，好像不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才好似的。“现在你看，”达吕指着东方对他说，“那是去坦吉特的路。你走两个小时就到了。在坦吉特有政府和警察局，他们正等着你呢。”阿拉伯人望着东方，仍然把包裹和钱捧在胸前。达吕抓住他的胳膊，粗暴地拉着他转向南方。在他们所处的高地的脚下，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一条路。“那是穿过高原的路。从这儿走一天，你就可以找到牧场，开始见到游牧人了。根据他们的规矩，他们会接待你，保护你的。”阿拉伯人转向达吕，脸上透出某种恐惧的表情。“听我说，”他说。达吕摇了摇头，“不，别说了。现在，随你吧。”他转身朝学校的方向跨了两大步，以一种犹豫不决的神情看了看呆立不动的阿拉伯人，走了。有好几分钟，他只听见自己踏在冰冷的土地上的脚步声，很响亮，他没有回头。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回头看了看。阿拉伯人还站在高地边上，胳膊已经放下，他在望着小学教师。达吕觉得喉咙一紧。他烦躁地骂了一句，用力挥了挥手，又走了。他走出很远之后，又停下看了看。小山上已空无一人。
太阳已经相当高了，晒得他的前额火辣辣的。他犹豫了片刻，又转身往回走了。开始时步履迟疑，随即变得坚定。他走近小山，汗流浃背。他奋力攀登，上得山顶，已是气喘吁吁了。南面，蓝天下一片山石赫然在目，东面平原上却已升起一片热腾腾的水气。在那片薄雾中，他发现阿拉伯人正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慢慢走着，他的心收紧了。
过了一会，小学教师伫立在教室的窗前，茫然地望着那一片从高空奔泻到整个高原上的灿烂阳光。在他身后的黑板上，他刚刚看到，曲曲弯弯的法国河流之间，有一行写得很笨拙的粉笔字：“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要偿还这笔债。”达吕凝视着天空、高原和那一片一直伸向大海的看不见的土地。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广阔土地上，他是孤零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