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汉族，祖籍江苏常熟。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1911年发生的中国大革命，是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正面角逐，这些势力在关涉民族大义国家根本利益尤其是人民福祉问题上，各有坚持、各有让步，高风亮节令人敬佩。然而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史观深刻影响，特别是由于辛亥后政治发展中的利益纠葛，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对辛亥年中国政治发展内幕不甚了了，对许多人物的政治选择不太清楚。比如在这长达一百多天的胶着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段祺瑞，由于其后来的政治立场不仅与孙中山革命主流为敌，更由于其在“三一八”事件中被鲁迅痛批，因而其在辛亥年所思所想与作为，我们都不太清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辛亥年的心迹，不知道他为什么最早安排南北秘密交涉，最早向清政府发出退位通牒，又最早警告南京临时政府要尊重历史，善待清政府。段祺瑞是辛亥政治转折的操盘手，是时局转折中的关键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说，辛亥年的转折与发展，其实就掌握在这个北洋系强人手里。
战争并非解决危局的唯一手段
段祺瑞生于1865年，辛亥革命发生时四十六岁，职业军人出身，先后就读天津武备学堂和柏林军校，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又被称为“段虎”，是北洋系中排名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要人物。
与湘军、淮军将领相比，到了袁世凯、段祺瑞这一代新军人，他们已与先前的旧军人明显不同了，他们不再是单纯的鲁莽武夫，不再是嗜血如狂的杀人魔王，他们在东西洋近代思想影响下，拥有相当民主的思想理念，知道中国应该走的政治方向，他们是近代中国军人中的佼佼者，尽管他们并没有完成近代中国军队国家化职业化改造，为后世中国遗留了战乱的种子，但他们本身并不是战乱的根源。
如果从政治派系归属说，段祺瑞属于李鸿章的直系，只是到了1896年，因荫昌推荐前往天津小站追随袁世凯练兵，渐渐受到袁世凯重用，逐步成长为袁世凯不可须臾的左膀右臂，成为晚清政治场上袁世凯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后追随袁世凯赴山东镇压义和团，赴直隶及中央练兵处协助袁世凯创办主持各军事学堂，训练军官。北洋系许多重要军官，说起来都算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有着非同寻常的缘分和师生情谊。
1907年，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翌年又因各种原因被开缺回籍养疴。清政府乘机对军队系统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大调整，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影响，1909年出任新建陆军第六镇统制，翌年因督办北洋陆军学务有功，赏头品顶戴，加侍郎衔，外放任江北提督，驻防江苏。
在江北提督任上，段祺瑞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他或许也认为那是个虚职，不军不民，根本无法有所作为，他只能耐心等待机会。
机会总是有的。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举事，成立湖北军政府，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向朝廷叫板，要求朝廷兑现政治改革的承诺，撤销皇族内阁，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平息国内骚乱，恢复国内和平。
对于湖北军政府的要求，清政府并没有听进去。清政府依然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兵来将挡，任命陆军部大臣荫昌率部南下，强力镇压。
荫昌出身于满洲，但与汉族下野大臣袁世凯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在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荫昌曾帮助袁世凯在山东主持军务。因袁世凯，荫昌与北洋系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曾担任武备学堂总办，北洋系的一些重要将领像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按说还算是他的学生，可是荫昌毕竟没有打过仗，没有指挥能力和军事才能，最多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主儿。他之所以能够出任陆军部大臣，主要是凭借他的满洲血统和他留学德国的背景。
荫昌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受命前往武汉收复失地途中，当然不忘绕道彰德请教袁世凯。袁世凯告诫他湖北新军举事情形复杂，他们不是要求加薪，不是要求升官，而是要求政治改革，所以对湖北新军不好鲁莽行事，不好武力镇压。再加上荫昌统率的军队都是袁世凯旧部，他们以袁世凯马首是瞻，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所以武昌起义并没有因为荫昌前往镇压而结束。
朝廷似乎也没有指望荫昌能够平息这场军事哗变，所以在命令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不久（10月14日），就起用三年前因病休息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授权节制湖北所属各军，督办剿抚事宜，宣布起用同样赋闲已久的岑春煊为四川总督。
在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后，袁世凯在彰德老家进行了周密准备，就政治解决和军事部署做了安排。在政治解决方面，袁世凯建议朝廷接受湖北军政府的要求，同意并着手准备在明年即1912年召开国会，组成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建议朝廷宽容武昌兵谏官兵，解除党禁。至于军事部署，袁世凯建议朝廷以军咨使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速赴前敌；建议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陆续开拔。在此之前，江北提督段祺瑞已经接受袁世凯的召唤，秘密从任所日夜兼程赶往彰德府，参与袁世凯的政治军事谋划。
段祺瑞在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后并没有像冯国璋一样立即开赴前线，因为在这个政治军事敏感期，突然发生了吴禄贞被刺案，段祺瑞受命转往北方处理此事。
11月16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重组内阁。袁世凯知道，湖北新军和各地新军起义、反正，其实都不是真的要推翻朝廷，他们就是要朝廷兑现承诺，从事改革，因此对于这些起义、反正不能像过去对待反叛者那样，完全以武力镇压，而必须诉诸和平方才能够解决。所以他在让冯国璋大打了一场，赢得对武昌三镇控制权之后，就让段祺瑞上场，实际上就是要以柔性手腕化解危机。
在北军控制了武昌前线局面后，袁世凯调冯国璋回京担任禁卫军总统，调段祺瑞接任冯国璋第一军总统遗缺。紧接着（11月18日），又建议朝廷任命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这实际上将湖广地区善后事宜及南北交涉等一并交给段祺瑞打理。
南北密谈：从君宪到共和
段祺瑞是北洋将领中肯动脑子善于学习并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他或许知道战争永远只是政治不得已的手段，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是一切冲突的必然选择，所以当段祺瑞11月28日抵达汉口接任湖广总督后，立即下令停止炮击武昌，暗示其部下可以通过各自的关系与湖北新军进行联系，寻求解决方案；强调武昌起义只是体制内的一次兵谏、一场哗变，是对朝廷改革不力、改革失误的抗争；强调南北新军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别无二致，所以也就不必一定要兵戎相见。
武昌前线的和平攻势当然不会是段祺瑞的个人决策与行动，而是袁世凯整体谋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段祺瑞就任湖广总督同一天（11月28日），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刘承恩、蔡廷干与黎元洪之间的接触与谈判获得了预期效果，经过武力压制和好言相劝，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在大原则上同意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南北和解，推动朝廷兑现政治改革的诺言，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
然而，南北新军的共识并不被朝廷中强硬派所接受，这批强硬派就是后来的那批宗社党人，也就是皇室小范围之外的一个利益阶层。这批强硬派执意反对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因为一旦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实行了，他们所享有的政治的、经济的一切特权也就终结了。君主立宪可以保护和尊奉的只是君主和皇室，皇室之外的一切宗室、王公等，当然都不再享有特殊的权利。这就是南北之间始终无法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
南北无法妥协，关键就在于清政府中的强硬派不愿让步，而不是皇室，不是隆裕皇太后，更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皇帝。于是如何迫使清政府中的强硬派让步，成了时局转折化险为夷的关键。正像后来的思想家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性格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就像对待一座腐朽的房子，你要让他拆下窗户，那他是一百个不情愿不乐意。但是你如果让他直接拆了房子，那别说拆窗户了，他甚至连门都愿意拆掉。这就是南北僵局无法化解时的情形。
鉴于这样一种情形，要想打破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怎样才能倒逼清政府中的强硬派让步。于是我们看到南方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及新军之间酝酿着两个比较鲜明的政治谋略，两个各具特色、相互平行的谈判渠道。
一个是唐绍仪与伍廷芳大张旗鼓的高调谈判。作为袁世凯的总代表，唐绍仪率领庞大的议和代表团浩浩****从北京至武昌，再至上海，营造和平气氛，稳定各地局势，但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很艰难，主要障碍就是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方案并没有得到清政府强硬派的认同，不得已转而以民主共和去冲击君主立宪，逼迫清政府强硬派让步。这是公开的、透明的谈判，虽然各方私下有交易有妥协，但谈判大体处在公开状态。
与公开谈判几乎同时进行的另一场谈判是秘密进行的，这场谈判的主导者就是段祺瑞。根据袁世凯幕僚原初规划，南北和谈化解危机原本就不是一个单轨策略，当君宪主义不再被朝廷中的强硬派接受后，以共和替代君宪，或者说以共和去冲击朝廷中的强硬派，倒逼他们同意接受君宪主义的思路浮上水面。
这场秘密谈判的主事者都是南北军人，北方军人有段祺瑞的手下靳云鹏、曾毓隽、徐树铮、廖宇春。廖宇春早年留学日本，后协助冯国璋、段祺瑞创办北洋陆军学校等，此时为直隶陆军学堂总办。靳云鹏为段祺瑞的老部下，深得段祺瑞的赏识与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同列，被视为段祺瑞皖系四大金刚，时任北洋军第一军总参赞官。曾毓隽的职务为参议官，徐树铮为总参谋官，反正都是段祺瑞身边重要人物。他们与北方红十字会负责人夏清贻一起商量了一个和平方案。
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等人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他们以此意上报段祺瑞，获得认同，因为段祺瑞当然知道战争的后果，知道最终的结局只能如此。
有了段祺瑞的首肯，廖宇春等人来到上海找到顾忠琛。顾忠琛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曾任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参谋总长，此时为黄兴的特别顾问。廖宇春等人向顾忠琛说明来意，而顾忠琛很快意识到这是南北和解的一个重要机会。
顾忠琛的这个反应是对的，因为黄兴早在湖北与黎元洪联合抵抗北军打击时，就有过类似的想法与方案，以为南北之间的和解可能还要从袁世凯身上寻找出路。所以当黎元洪、黄兴等人收到袁世凯南北和谈的书信后，于11月8日、9日分别复信劝说袁世凯离开清政府，赞助民军，表示一旦民军有机会重建中华共和国，就一定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黎元洪、黄兴的主张并没有被袁世凯接受，因为袁世凯此时心中还是期待以君主立宪体制的真正实现作为化解危机的唯一方案，毕竟这个方案已经提出十年了，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识和奋斗，现在机会来了，虽说是一场政治危机，但化危为机，也不失为一个重要选项。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他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一意孤行坚守君宪主义立场，直至清政府内部的强硬派不愿让步，袁世凯的想法开始变了。
以袁世凯为新政府第一任大总统的方案原本就是黎元洪、黄兴的构想，只是当时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现，现在段祺瑞的代表向顾忠琛重提这个方案，深知此事来龙去脉的顾忠琛没有不同意的道理。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果真像各位所说的那样颠覆清政府，为民造福，那么大总统一席，南方革命军一定会全力支持。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过去几天不愿接受南方各界拥戴出任什么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所以黄兴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人在上海甘肃路文明书局进行谈判，并于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第一，确定共和政体；第二，优待皇室；第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第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第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毕竟牵涉道德层面，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的考虑呢？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率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对于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认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猾，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儿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由此可见，袁世凯从君宪向帝制的转变，或许有段祺瑞的敦促；而段祺瑞的态度或许又受袁世凯的暗示。只是史料阙如，这中间的细节我们已经不太容易描述了。
最后一击：巩皇位而奠大局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争夺和几轮和谈之后，清政府内部的强硬派总是慢半拍，总是不愿一次性让步，君宪主义理想逐渐破灭，共和民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由于清政府毕竟是一个满洲贵族组成的利益集团，两百多年来的罪恶到了这个时候更显得格外突出、历历在目，因为清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王朝本来不应该有的自私狭隘：亲贵内阁就是不愿向广大汉人开放政权，铁路国有化就是与民争利。这两项新的罪恶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先前久已淡忘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与谈判之后，反满的情绪不仅没有获得必要舒缓，反而日趋高涨，先前并没有多少这种民族种族见解的立宪党人也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满洲人和皇帝成了那时中国人非去掉不可的两个东西了。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一味坚守，即便真的像满洲贵族中有人所指责的那样，拿起大炮去猛烈轰击南方革命党人，但其后果也必然像袁世凯所认识的那样，革命党人或许能够杀绝，但你能把那些汉人都杀死吗？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但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闾等，我袁世凯实在是办不到，因为他们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所以袁世凯在勉力支撑至1912年1月中旬之后，在各地的反叛根本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的时候，袁世凯实在有点儿支撑不下去了，他遂于1月16日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个密折，分析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
在这个密折中，袁世凯详细回顾了南北议和的全过程，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袁世凯态度明朗，建议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的尊严和体面，也为大清国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袁世凯说，我朝继承历代帝系，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已垂法守。根据现在与南方民军谈妥的条件，民军表示他们会尊重历史，尊重皇室，尊重大清国的过去。现在南北战争已经僵持数月，东西友邦均因战祸而付出了相当代价。列强现在还乐于做调停者，是因为他们看到南北纷争说到底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和改善，所以他们还能坚守中立不介入不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僵局不打破而持续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列强不出手，因为他们毕竟在这里有着重大经济利益。到那时，列强的抱怨，南方民军的抱怨，都会将朝廷视为乱源，视为罪恶之首。感情既恶，谁又能保证朝廷未来还会享有什么样的优待条件，谁又有办法去约束去规范南方民军的行动呢？袁世凯说到这里不露声色警告道：读法兰西革命史，假如法王路易十六能够早点儿顺应舆情，接受妥协，何至于让其子孙后代一起受戮。现在南方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袁世凯给隆裕皇太后戴上了一顶高帽，端看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如何回应。
袁世凯在养心殿和隆裕皇太后谈完这段话，中午时分从宫中出来，行至东华门外丁字路口的时候，却意外遭到革命党人张先培、黄之萌等人的追杀和炸弹袭击。袁世凯侥幸逃脱，但他的护卫管带袁金标被炸成重伤，袁金标的坐骑被当场炸死，另外还有两名亲兵被炸身亡。
革命党人的炸弹确实震惊了袁世凯，他借着这个机会向朝廷提交了一个报告，从此不再去宫中上班，每天躲在自己家中的地窖里处理公务。袁世凯的这些做法当然不是装给别人看的，这说明他个人对于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那么乐观，或者说他并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
意外的炸弹当然没有阻止住南北和谈的趋势，清政府本身也在评估着究竟是应该继续打做最后的挣扎，还是应该以人民的福祉为最高诉求，退一步结束纷争，重建秩序与和平。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于1月17日召集宗室王公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同意南方的共和，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但在连续几天密集讨论中，主张主动退位以保全皇室的观点有，但并不占上风，逐渐占上风的反而是那些宗室王公中的强硬派，他们不仅纠集起来大闹庆王府，指责庆亲王奕助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勾结出卖朝廷，而且主张为保卫大清不惜焦土抵抗、鱼死网破，他们相信只要能够坚持三个月或半年，在全国各地就一定会出现勤王之师，就一定会出现曾国藩，就一定能重现半个世纪之前洪秀全闹事时的局面，以时间换空间，朝廷占有足够的行政资源，一定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清政府内部强硬派的说辞不能说全无道理，然而如果真的这样打下去的话，那一定是全国一片火海，一定是人民遭殃。列席会议的外务部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在发言中强调，现在的形势不是朝廷能不能打得过南方革命党，而是我大清国人心已去，君主制度已经很难保全了，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他们恳请诸位皇亲国戚转变观念，赞同共和，以维大局。
一个老大帝国，让人家说结束就结束，也确实太难了，既没有兵临城下，又没有短兵相接，刀架在脖子上，所以朝廷并没有因为这几位汉大臣的愤怒而痛下决心，就此结束。相反，清政府在随后几天调整了布局，以会办江防事宜、江南提督张勋护理两江总督；以山东布政使张广建兼署山东巡抚；赏协统领吴鼎元陆军副都统衔，会办山东防务。大有调整阵容、重新开始的味道。
然而，这一切确实都太迟了。还是1月19日那一天，清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各清使电请清帝逊位，体制内的逼宫行动至此正式开始；22日，清出使意国大臣吴宗濂致内阁请代奏，呼吁朝廷从速宣布共和，间不容发，以全满汉两族；同一天，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致内阁请代奏，以为举国趋向共和，明诏取决国会，昭示大法，光垂史册，也是我大清国软着陆的唯一机会，倘相持，为祸烈，他建议朝廷驾幸热河，以全皇裔而保国境。也就是几天时间，大清国出使意、日、美、德、奥等诸大国大臣都向朝廷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言下之意，朝廷如果不这样办，他们就可能会转而服务于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对清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22日，隆裕皇太后责成内阁大臣胡惟德等仍按照先前议定的办法与南方革命党继续寻找解决办法，看看是否能够将清帝是否退位的事情交给一个比较正式的国会去讨论。这个意见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这必然意味着时间将向后拖延，谁也无法保证在未来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什么。另外，正像袁世凯稍后所指出的，南方革命党已经同意清室优待条件，现在将清帝是否退位交给一个还不存在的国会去讨论，如果将来讨论的结果是清帝不退位还好，假如讨论清帝必须退位，那么谁能保证这个还不存在的国会继续履行清室优待条件呢？
清政府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仅仅靠清政府内部讨论，谁也无法说服宗室王公主动放弃权力，退出历史，毕竟这是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所以能不能有一个外力，又成为时局转折的关键。
对于中国的政治变动，外力也一直有干预，但毕竟这个事情是中国人的事情，外国人也不好干预太甚，真正能够有力量化解危机促动朝廷的力量在许多人看来只有军队，只在北洋。1912年年初，先前发动滦州兵谏的张绍曾与张謇商量出一个新思路，希望以军方力量迫使清政府让步。1月11日，张謇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将前往武昌找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人谈谈，希望他们能够以军人身份干预政治，要求清政府接纳国民会议办法，否则南北僵局打不开，影响至大。
根据张謇的安排，资政院议员，此时也是张謇高级顾问的雷奋前往汉口拜谒了段祺瑞，段祺瑞大概同意了张謇的意见，所以几天后，张謇再电袁世凯，请由军人干政，化解危机，重建和平。
1月23日，段祺瑞以湖广总督代理的身份向内阁及军咨府、陆军部发了一份电报，报告前线军心不稳，官兵多与南方革命军有勾连，甚至有相约反叛朝廷等情形。段祺瑞表示，共和思想现在已经深入军队将领脑髓，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我段祺瑞职任所在，唯有旁引远喻，力为维持，只是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够持久是否有效。他请求朝廷就战和问题、君主还是民主问题尽快决策，以稳军心。
军心不稳可能还不止湖北前线，于是朝廷在第二天（24日）发布一个通告，告诫全国军民不要轻信浮言，更不能转相煽惑，以维秩序。
朝廷的谕旨或许有自己的道理，但实在没有办法平息混乱稳定军心。就在朝廷御旨发布的同一天，段祺瑞也给内阁发了一个电报，表示他记得朝廷先前发布过一个谕旨，表示将政体付诸公决。以现在人民的趋向，何待再卜。段祺瑞说，读到这里，真的是禁不住流泪。只是现在各将领不时找他，表示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且兵无备补，饷械缺匮，战守无具，败亡不免。稍一迟回，恐怕山东、安徽、河南等地也将独立或出问题，到了那个时候，皇室的尊荣，势必因之而减，瓜分惨祸，将在意料之中。段祺瑞强调，我辈死不足惜，将何以对皇室，何以对天下？已与各路将领熟商，皇室则责以大义，令其镇静，而竟刺刺不休，退有后言。尽管如此，段祺瑞表示只要朝廷方面不出大的问题，前方将士总归会以大局为重。无奈朝廷这几天传出来的消息太令人失望了，说不少皇亲国戚想着法地阻挠共和，前方将士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要求联衔。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鉴于前方军心不稳，段祺瑞给内阁打招呼，表示他可能很快与前方将领联衔陈请代奏。
段祺瑞的电报引起了朝廷的恐惧，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及陆军部大臣王士珍等第二天立即联衔电复，劝说段祺瑞谨慎行事，不要轻举妄动。他们指出，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道义不存，秩序必乱。不为南军所俘，便为乱军所胁，利害昭著，万勿误歧。“我辈同泽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割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奏。我军名誉，卓著寰球，此等举动，玷辱无余。倘渔人乘此牟利，大局益不可保。务望转饬诸将三思。”
徐世昌、袁世凯等人的劝说并没有打消段祺瑞干政的念头，同一天（1月26日），段祺瑞以大清国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名义率清军将领提督姜桂题、张勋，副都统段芝贵，布政使倪嗣冲，陆军统制官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孟恩远，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参议官吴光新、曾毓隽，总参谋官徐树铮，陆军统领官鲍贵卿、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巡防统领王汝贤、赵倜等四十七人电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暂时代表政府，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谕旨，宣誓中外。
不忘旧主：尊重历史与现实
段祺瑞等北洋将领的致命一击对于清政府来说虽然太过沉重，但实际上还真的让清政府解了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室的尊严体面，实现了段祺瑞等将领所期待的“巩皇位而奠大局”，以一种非常规的办法实现了君主立宪梦寐以求的理想：皇位永固，万世一系。假如废帝溥仪后来不是受到外界蛊惑从事复辟，相信“紫禁城的黄昏”可以一直那样美丽。
在段祺瑞呼吁书上签名的，囊括了清军几乎所有将领，这就将清政府逼到了一个死角。打吧，那些八旗弟子早就被长期执政的优越环境给腐化掉了，早已没有努尔哈赤时代的英气和智慧，王公贵族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几个懂政治、懂军事，更没有几个能够上马提枪为皇上卖命。一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作为这么一个庞大帝国的当家人，隆裕皇太后要不是因为幼主太小，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两百多年的统治怎么就养了这些无用的人呢？怎么突然发现稍微能干的大臣都是汉人呢？可惜这一切觉醒都来得太晚了。离大清国的终结只剩下一个程序了。
1月29日，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杨度在北京成立“共和促进会”，这对一直主张君宪主义的杨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他已经从原来的君宪主义立场向民主共和的立场转变，这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袁世凯在转变，整个中国恐怕都在发生巨大的转变。杨度强调不能以党见之私招瓜分之祸，先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唯一目的，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手段推动政治改革，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去保留君主的地位。现在的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南方革命党武装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想拯救中国，保全中国，保全皇室，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舍此，南北并败，满汉俱亡。
杨度等文人的发言只是在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或许还不足以打动清政府特别是清政府中的那些顽固派保守派，他们或许内心深处还存在着某种侥幸。然而，段祺瑞的北洋系再次向朝廷展示肌肉，告诉朝廷不要再存在什么意外的幻想。2月2日，姜桂题、段祺瑞、冯国璋电各路统兵官，盼北方军界联合团体，集体发声，以厚武力。同一天，段祺瑞的全权代表吴光新、徐树铮等与湖北军政府代表孙武等密切磋商退兵办法。双方达成妥协，如果朝廷不能在旧历年即2月17日之前转向共和，那么段祺瑞的北洋军将挥师北上，直捣龙亭，而湖北军政府和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作为后援予以支持。孙中山、黎元洪等南方领导人都同意了这个方案，都承诺一定支持段祺瑞和北洋新军走向光明投诚反正，决不会在段祺瑞军队挥戈北上时袭击后方。于是，清政府终结的时间表从这时开始倒计时，辛亥年的事情一定要在辛亥年结束，满打满算也就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南方的武力威胁当然也不是说到就到，鉴于当时的特殊困难，清政府当然也知道南方民军的力量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再加上时值冬季，南方人真的打到北方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朝廷在获悉段祺瑞与黎元洪、孙中山等人合作的消息后，不是马上宣布安排善后，而是由隆裕皇太后于2月1日主持召集近支王公及国务大臣御前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准备采用虚君共和政体，并筹商宣布召开国会、颁发君主不得干预国政诏旨等事宜，以保留君主地位的虚君共和政体应对南方及部分清军将领所要求的完全共和。这个主张当然有点儿一厢情愿的味道了。
清政府的拖延主要还是因为朝廷内部特别王公贵族实在不愿就此罢手，不愿就此丢弃两百多年的江山，然而各方面的压力和不满也使朝廷招架不住，所以到了2月3日，朝廷又发布了皇太后懿旨，对两天前的决定再作让步，表示现在时局陆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唯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待，皇室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等，均应预为筹划，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现在责成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这又将皮球踢到了袁世凯的脚下。
说句实在话，开创一个王朝不容易，结束一个王朝也很难。袁世凯在接到皇太后的命令后，当天（2月3日）迅即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取得联系，并按照先前数次谈判的结果，提出综合性的清帝退位条件：第一，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第二，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第三，关于满蒙回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
伍廷芳在上海收到这些文件后，于4日下午会同袁世凯、特别代表唐绍仪及汪精卫前往南京向孙中山做了汇报。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第二天（5日）上午，南京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的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及汪精卫到会说明。参议院对这些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做了修改，删去第八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会议否决了丙案，以为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实为民国五族共和应有之义，与优待清帝无涉。
临时参议院会议第二天（2月6日），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将这个修正案电告袁世凯。袁世凯在收到这份电报后，立即委派梁士诒携带这些文件进宫觐见隆裕皇太后，请旨验准。皇太后依然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三项条件。
退出后，梁士诒遂将隆裕皇太后的意思向袁世凯做了转达，大约也劝袁世凯还是想办法说服南方接受这些面子上的条件，反正清皇帝决定退位了，这些枝节末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梁士诒的建议无疑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主意，这个主意也就很容易被袁世凯所接受。袁世凯按照这个意思迅即密电唐绍仪，嘱他务必劝说伍廷芳和南方革命党人不要在这些枝节末叶上节外生枝，对清政府能让一步就让一步，强调“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这个提法万难更改，并按照皇太后的意思，建议将文件中的“逊位”二字改为“致政”或“辞政”。袁世凯诚惶诚恐，真诚希望伍廷芳和南方革命党人能够从大局出发予以理解，在不影响大原则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清政府的要求，尽早结束南北纷争，结束战乱。
对于大清王朝的尊重，其实也是尊重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清政府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为隆裕皇太后深明大义，制止皇族中的强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现在如果对清政府的历史彻底否定或者给予羞辱，那么真正感到高兴的恐怕只有一直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革命党人，即便那些投诚反正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也难以接受。
在袁世凯与伍廷芳密商的同一天（2月8日），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六十四人联名致电伍廷芳，表示优待清室条件中的“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逊位”这样带有刺激性的词语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否则很难说服军界同仁，大家都是历史的过来人，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服同仁。
军人一旦干政，就是力量巨大。你可以说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北洋军人愤怒的善意回应，也可以说是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洋军人的屈服和顺从，不管怎么说，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建议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端重视，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逊位”改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老将对清政府旧主子的最后一次回报和效忠。
2月9日，伍廷芳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电达袁世凯，紧接着，唐绍仪和张謇也相继发来两份加急电报。唐绍仪的电报强调南方独立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数月，其实目标就在一个“位”字，因此他请求袁世凯务必说服清政府接受“辞位”这个措辞，并及时发表。否则，如稍不忍，南方不满，转生大乱，一切谈判得来的东西再成泡影，得不偿失。唐绍仪还在电报结束处表示，他个人已经言尽意竭，因此他请求袁世凯只能这样做，不要再为这个事情给他打电报、发指示。
张謇在电报中也说南方最后修正案中之所以同意那种种优待条款，主要是因为条款中有了“辞位”二字，这两个字的代价不可估量。这是南方革命党人同意妥协的前提和根本。张謇恳请袁世凯想尽一切办法务必说服清政府接受这个措辞，否则，迁延两误，败破大局，战火重开，一切从头开始，追悔莫及。
唐绍仪、张謇等人的警示无疑是严肃的。袁世凯遂于2月10日召集内阁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会议进行讨论，他向各位详细介绍了南方的意见，并表明白己的妥协立场，以为在能让则让的原则下接受和平，这对朝廷对国家都有利。会议经过慎重讨论，还算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南方的这个最后修正案。并在第二天（11日），获得了隆裕皇太后的认可，清帝退位，民国建立，1911年中国大革命终于以暴力发难，以和解结束。
一方面，段祺瑞等新军将领要求清政府在辛亥年底前做出决断，这个要求真的使清政府感到了恐惧，清帝退位的时间距离年底还有五天，由此可见段祺瑞等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清帝退位诏书及相关安排，没有再提及孙中山革命党人先前一再鼓吹强调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再对清朝的历史污名化，而是参照段祺瑞等人的要求，给予这个将要消逝的王朝应有的尊严，尊重了现实，也尊重了历史。在这个微妙的转变谈判中，我们清晰地感觉到段祺瑞等新军将领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