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分清既然都是君主体制，为什么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还有那么大的区别，还会发生那么多的纷争？
君主立宪对谁有利
按照“家天下”的政治理念，大清国就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先辈带着满洲几个部落头领，还有蒙古等周边族群头领一起打下来的。一般民众并没有后来的民族国家意识，皇恩浩**、谢主隆恩，就是那个时代君臣、君民关系形象且恰如其分的写照。所以在那时，假如遇到康熙、乾隆那样的“明君圣主”，皇帝不想专制都很难，臣民期待他们专制。
但是到近代则不然。近代中国的问题本来就不是自身内部衍生出来的，而是外部输入的。当西方的思想观念随着西方的物品、资本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后，中国人的观念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震惊、刺激后，稍微有点头脑的中国人都在想：中国为什么在世界上混成不被人待见的异样族群？东三省明明是大清国固有领土，日、俄两国凭什么在这块土地上打仗，而且连战争善后都不让中国人介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思前想后，问题就出在中国的体制与世界有差距；而解决之道，好像就是梁启超1901年就向中国人呼吁的君主立宪。按照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的说法，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几种政治体制，不外乎君主立宪、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均为立宪政体，权力有限，而专制政体的权力是无限的。
从表面上看，无限制的权力似乎很有利，君主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从实际政治运作程序看，不受任何约束的君主恰将自己推上权力要冲，没有丝毫可供缓冲的中间地带；成功了固然是君主的贡献，失败了，只有君主个人承担责任和全部后果。所有臣民都是君主的仆人，领取君主发放的俸禄，吃着皇粮，但他们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很不经济的政治体制。
根据梁启超的分析，就三种政治体制比较而言，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无疑是君主立宪，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化太快，选举时耗费巨大，竞争激烈；虽然形成了一个竞选经济，但由于这种经济只是消耗不是创造，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至于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比较，不言而喻，君主立宪远优于君主专制。
梁启超的道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毕竟中国人特别是清政府统治者只知道君主专制的好处，没有体会过君主立宪的滋味。所以从康有为1895年的呼吁，到梁启超1901年的分析，中国人依然无法在君主立宪问题上达成共识。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这个共识的建立，还是在“小日本”1905年打败“大俄国”之后。
走向君主立宪
日俄战争结果日趋明朗时，中国被迫“边缘化”已成定局。美国政府在邀请日、俄两国协商战争善后时，对于中国希望参加的迫切心情视而不见。中国被完全排除在讨论东三省前途的会议之外，这不能不使清政府感到格外焦虑与尴尬。1905年6月23日，清政府以日俄和议有开议之说，命各衙门及各督抚筹划因应之道。
这个问题当时已有很多讨论。有识之士早就强调不能就事论事谈东三省，必须将立宪与东三省问题捆绑在一起，才能找到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政府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那么答案自然还只能是那个答案。7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建议清政府明确宣布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强调立宪政体无损于皇室，无碍于皇权，最合乎中国国情及朝廷利益。稍后，周馥又单独向朝廷建议，君主立宪体制下的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才是大清皇权永固的根基。两广总督岑春煊回奏，东三省问题的关键不在日俄，而在中国能否径仿东西洋政治，与民更始，改革政体。
封疆大吏、中枢大员的建议特别是立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说法，引起了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重视。经慎重讨论，1905年7月16日，朝廷命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为政治改革做准备。
五大臣出发之际，遇到了革命党吴樾自杀性攻击。清政府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坚定了立宪信心。因为这证明，君主立宪大约真的能消弭革命，否则革命党为什么这样害怕呢？
稍事调整，五大臣兵分两路出洋考察，1906年7月相继返回。他们在稍后的召见中，不约而同建议朝廷要毫不犹豫地走上君主立宪的路，立宪后君主的权力并不会削弱，国家主权依然牢固掌握在君主手里，就像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总之，君主立宪利国利民，可造国祚之灵长，无损君主之权柄。中国如果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准备，召议员，开议会，一定能够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繁荣昌盛，政治稳定。
考察宪政大臣的言论深深打动了朝廷。1906年9月1日，光绪帝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宣布仿行立宪，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构政治体制，争取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准备，重建一个宪政国家。
君主立宪对谁不利
考察宪政诸大臣的建议和各方面的鼓吹，充分考虑了皇权尊严和重要性，他们的解释或许能够说服最高统治层，但很难说服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怀疑论者。因为所谓君主立宪，毕竟在本质上要以宪法的形式去约束、限制君主的权力，怎么能说这个制度有利于君有利于民呢？在这些反对者看来，君与民从来都是对立的，利于君就不利于民，利于民就不利于君。
所以，他们貌似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质疑君主立宪的必要性，以为要求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路，可能是看对了病吃错了药，中国长时期积贫积弱的症结可能并不在君主专制，恰恰相反，问题的关键在君主权力长时期被削弱。他们甚至向最高统治层暗示，鼓吹君主立宪的人可能藏有一个大阴谋，因为这个君主立宪的新体制不仅妨碍君权，而且势必利于汉而不利于满，与孙文那些乱党的政治主张相一致。
反对者的阴谋论对统治者往往是最灵验的。清政府原本就对立宪政治心存疑虑，之所以派员考察各国宪政，其实是因为东三省问题而起，并不是发自清政府政治统治的内在需要。所以在反对呼声日高时，清政府最高层总是表现为退缩，赞成者和反对者以清政府为支点发生跷跷板效应。
清政府的犹豫徘徊使赞成立宪的人们深感失望，镇国公载泽为此上了一个充满愤怒的折子，批驳那些反对立宪的人具有肮脏心灵，他们其实只是担心自己权力丧失，因为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不利于官。立宪体制建立后，不论各省督抚还是中央各部院大臣，他们的权势都会相应削弱，且必须接受议会监督。这是他们反对立宪的根本原因。
至于满汉关系，载泽认为，世界大势是竞争加剧，合中国全体之力都不一定能迎头赶上，追逐潮流。中国为什么还一定要分清彼此、自划壁垒呢？如果一定要说满汉关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既利于满，也利于汉，利于全国各族。在君主立宪政体下，满汉珍域必须破除，所有族群必须和解，为国家民族万年长久之计，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强分彼此，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
载泽的分析是对的，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也听了进去，清政府稍后确认九年立宪预备路线图。两年后（1908年），又发布《钦定宪法大纲》，为君主立宪制定了一个政治架构。此后两年，尽管清政府最高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实事求是地说，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进程并没有多大耽搁。
按照清政府立宪路线图，第一届责任内阁将于1911年5月发布。这个步骤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君主立宪的“初级阶段”。换言之，此时的中国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君主立宪国家，但中国已经向君主立宪国家迈出了关键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先前曾经争论过的问题重新浮到台面，并终于由这些问题导致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走进历史。
根据《钦定宪法大纲》原则和东西洋立宪国家通例，为了保证君主享有至上权威，就必须保证君主永远不出错；君主永不出错，除了不再处于权力要冲、直接处理国务，还必须严格禁绝皇亲国戚出任政府要职。这是君主立宪体制的基本原则。
然而，清政府在1911年5月8日发布的内阁名单中，十三个阁僚竟有九个出身于皇室或皇族。于是舆论哗然，国人一致认为朝廷应该痛下决心，撤销这个被称为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的变态机构，重新遴选合乎宪政要求的人。无奈，清政府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掉链子，无耻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中大权统一于朝廷、皇帝享有任命百官等权力，不愿接受各方要求给予适度调整，更不要说撤销了。
清政府对宪法大纲相关条文的援引是对的。但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发布那个大纲时，皇上是英明的光绪；现在呢，皇上只是一个幼童，怎能与当年情形相比拟？假如清政府借用这个条款任命皇族担任政府要职，那么君主立宪和君主不立宪又有什么区别呢？
君主立宪就是要限制君主的权力，也是为了皇室万世一系皇位永固，但绝不是皇族整个族群集体当政，这是任何一个君主立宪体制都不能接受的。至此，皇族成员突然发现君主立宪简直就是一个政治陷阱，以为那些心怀鬼胎的汉族人就是想通过和平手段夺取大清江山，他们这些大清国的贵族子弟反而成为君主立宪的最大受害者，他们能不反抗、能不抗争、能任由这样和平交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