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看上去年轻了十岁 ——《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眼里的辛亥革命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莫理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他长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而这个报纸也长时期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此外，莫理循还有一个重要职务，他在民初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出任袁世凯和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从实践层面直接影响中国政治。
当然，近代史研究者对莫理循的了解，主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这部巨著汇集了莫理循在华期间与各方人士的大量通信，为丰富近代中国历史表达提供了许多鲜活史料。不过，在那本通信集中，莫理循也说了许多不太靠谱的八卦，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这是因为通信毕竟不是公开发表，无须求证，有了想法、知道一点信息就可以说。这是体裁决定的，不足为奇，关键要看研究者是否具有辨明真伪寻找到事实的能力。
现在不一样了。长期研究莫理循的窦坤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读本。这本题为《直击辛亥革命》的资料集不是莫理循的通信，而是莫理循的通讯，是莫理循以首席记者身份在《泰晤士报》所发表的通讯。因为这些通讯是面对西方公众公开发表，所以莫理循格外注意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可能偏听偏信发错了消息，一旦被查证，他会很快在这张报纸上刊登更正。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后，莫理循在第一时间向西方发出了武昌交战各方具体情形的报道，强调清军驻守武昌最高最能干的指挥官张彪已被炸死（注：以下所引皆出自《直击辛亥革命》，第92页）。几天后，莫理循通过另外渠道获知张彪死亡的消息是假的，遂在《泰晤士报》上发布更正并提供张彪最新信息（同上，第93页）。这就是公开通讯与私人通信在史料上的不同价值。
外国人看辛亥革命，已有好多种资料出版。而辛亥革命研究，也已走过一百多年历史。我们对这段历史已有一个比较程式化的框架，其实如果仔细研读消化莫理循这些西方人的现场记录，或许能够重构一个不一样的框架；许多重大问题，或许能够给予不一样的解释，有助于我们逼近真相，回到现场。
在引发武昌起义的重大事件中，我们过去都注意到了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引发的政治危机，许多研究者由此认为这项政策就是清政府自私的表现，是国进民退，几乎完全站在各地保路运动立场上。其实，如果稍微疏远一下既成见解，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感情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既成看法其实是一种偏见，是有问题的。
根据莫理循的观察和公开报道，铁路私有化在那之前已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清政府经过长期摇摆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方向，终于下决心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并且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坚定立场。莫理循指出，铁路干线国有化新政策为能干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所倡导，他唤醒了朝廷警惕危险的意识，终于使朝廷看到几年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铁路这样基础性大项目的危害性，比较实事求是地正视了铁路建设中的问题。知错就改，尽管迟了些，总是应该鼓励的，是一个正确选择（《直击辛亥革命》，第83页）。
莫理循的判断和我们过去的辛亥革命主流意识是有差别的。我们可以不承认莫理循判断的唯一正确性，但我们由此知道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可能也不像保路运动和传统辛亥革命叙事所宣扬的那样邪恶。至于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后来所引发的问题，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宣统政局乃至清末民初大变局中，袁世凯无疑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我们过去对袁世凯这段时间的作为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以为袁世凯1908年被开缺回籍养疴是因为十年前的所谓告密事件，是摄政王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替他哥哥光绪帝出口鸟气。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当年并不被人相信，但三人成虎，后来因为对袁世凯政治妖魔化的需要，久已写进正史。其实这是很可怀疑的。
莫理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他对袁世凯的能力、为人高度赞赏，以为晚清政局在李鸿章之后，大约也只有袁世凯能控制住。然而令莫理循感到遗憾的是，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去世不久，袁世凯就被摄政王免除公职了。对于这其中的真实原因，莫理循当然并不清楚，但从他多篇及时报道看，他并不认为袁世凯开缺与1898年的故事有关。他认为这只是毫无政治经验的摄政王一个愚蠢的错误，而且从一开始，莫理循就坚信袁世凯一定会很快回来。
根据莫理循的记录，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过去所谓袁世凯开缺之后很狼狈很危险也很担心的传闻是无稽之谈，袁世凯“优哉游哉地消磨着时光，由于许多朋友的支持而志得意满”，“身体健康，看上去比他被罢黜时年轻了十岁”（第63页）。莫理循的这些记载为我们重建宣统年间政治真相或许具有重要启示，不能再用阴谋论看待宣统朝局变动。
袁世凯下野的真相可能很难复原，莫理循在他的报道中也有很重要的提示，以为唐绍仪出使美国归来就被免职，不仅其时间与袁世凯下野相吻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唐绍仪是袁世凯的铁哥们和重要助手，假如唐绍仪免职与使美有关，那么袁世凯开缺回籍应该从这里寻找信息（第64页）。
莫理循的暗示是一个天才猜测，由此方可理解袁世凯的复出。假如按照过去的阴谋论，袁世凯不可能复出，然而从莫理循的记录看，袁世凯其实在下野当年，就被南北舆论看好，一致以为袁世凯复出只是时间和机会问题，并没有根本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早在1909年10月，莫理循就明明白白告诉西方，“除非发生意外，全国人民都确定他（袁世凯）能重新掌权。而他的复出将受到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的欢迎”（第64页）。这些判断虽然与我们过去所知相当不一样，但无疑有助于重建袁世凯下野、复出的真相。
在莫理循的报道中，对袁世凯复出后的活动有详细记载和分析，许多材料都有助于袁世凯生平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值得重视。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到，袁世凯绝对不是过去所说的那样出山之后向南北双方耍弄阴谋，以南方革命党力量逼清政府，以清政府力量压制南方。在莫理循笔下，袁世凯出山后似乎只知君宪不知其他，即便各方都对君主立宪已陷入绝望，而袁世凯依然不动摇，依然期望达成十多年来的愿望——君主立宪，而不是共和。只是到了后来，当清政府内部实在没有办法继续让步时，当新军将领和革命党人联合一致时，袁世凯只好顺势而为转向共和（第151页）。
作为局外观察家，莫理循在对袁世凯同情支持的同时，对其他政治力量也能够理解宽容。对南方革命党，对孙中山，莫理循的报道大致上比较公正，特别是对清政府对隆裕皇太后，莫理循的记录不仅同情，而且简直是赞美。他认为，在南北和谈整个过程中，隆裕皇太后“表现得比任何一个王公都更具政治家水准”，所以南北能够弃干戈求和平，能够达成妥协，南方革命党、新军将领和袁世凯能够公平对待清政府王公贵族，因而清政府王公贵族在大势已去不得不如此时，也能够和平结束，没有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而是在最后时刻反复告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不信谣言，听从皇帝的旨意接受新政府”（第168页），认真配合新政府权力移交，向列强发出照会，请求列强对新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这对于中华民国新政权的建构不仅提供了合法性资源，而且在那个动**不安，任何事情都会发生的特殊日子里起到了稳定作用。莫理循的这些描述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笔端明显充满一股敬意和温情，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将清政府作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好像之所以出现革命，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倒行逆施。
辛亥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任何简单描写都很难解释这场变动的本质。根据莫理循报道整理的这本资料集，为我们增加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提供了一些有趣且鲜活的细节。窦坤为此作了大量工作，值得感谢。只是翻译大概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尤其牵涉中文资料的回译，就更加困难。这本《直击辛亥革命》有一封严复写给莫理循的信，这封信也见于二十多年前那本《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83页）对严复引用梁启超在《国风报》上的一段文字采取省略办法，大约因为译者没有找到中文出处。窦坤此次直译过来：
哦，中华的子民哪，你们现在唯一的目的（事实上是生与死的问题），是推翻这个毫无价值的、罪恶的政府。其余的政治行动，是好是坏，是立宪还是专制，都是不适合和荒谬的。
这段文字表达的意思非常重要，是严复在提示莫理循注意，梁启超早就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保皇党，他早就萌发了反对清政府甚至推翻清政府的思想意识，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梁启超后来能够像英雄凯旋一样重返故国，能够大言不惭以民国开创者自居。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的译者谨慎有余，而窦坤的大胆翻译很有意义，尽管没有参照原文回译，不似梁启超的行文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