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1874年—1916年），字克强，号庆午、竞武。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
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究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
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儿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政府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
宋教仁在晚清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政府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政府势不两立，清政府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8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义和团战争、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80后”的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20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没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而然地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政府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政府虽说宣布新政，实行改革，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政府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政府。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政府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满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了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政府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唯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政府“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向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的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政府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政府，对着满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
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革命**反过来必然反制清政府，促使清政府走向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政府形成巨大刺激。清政府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如此，清政府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政府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
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实行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儿时间，就从**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并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现在既然清政府开始宪政改革，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
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地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
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政府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预示了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在。
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的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宪政。
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后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
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谋取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了巨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