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1912年，是中国的共和元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于那一年元旦创建于南京，持续十七年流亡海外，依然不断鼓吹革命、排满、共和、民主的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从此走向一个全新时代。然而为时不久，政局丕变。2月12日，清帝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下诏逊位，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第二天，孙中山遵守承诺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卸任，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全部政务活动，前后存续不足一百天。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是民国初年的一个美丽传说。这个传说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数赞美和荣光，尤其是孙中山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将中国传统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照样可以有自己的华盛顿，中国人也并不都是争权夺利的政客。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杀，孙中山拍案而起，起兵讨袁。先前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美丽传说立马变成斧钺相见。那么，孙中山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想的？他在这场权力转移的游戏中是否有一种被欺骗、被侮辱的感觉呢？
“开府建基”点破玄机
孙中山让权袁世凯确实是一个美丽传说，只是孙中山为什么要“让位”，我们一百多年来似乎始终没有深究。其实，如果弄不清孙中山究竟是怎样“上位”的，也就很难说清孙中山为何要“让位”。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他并没有急着回来，他大概相信：他亲手发动的那些起义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而他不在现场的武昌，与革命党关联不大的新军，又何以能够成功，即便成功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直到武昌起义之后南北胶着两个多月，也就是革命党乘机光复了上海，几近完全控制东南大局之时，孙中山方才于1911年12月25日打道回府，结束十七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
过去的这两个月，武昌起义没有迫使清政府改变主意，撤销皇族内阁，更没有丝毫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意思。不得已，湖南、山西等省相继响应，宣布独立，继续向朝廷施压，但清政府依然装聋作哑，置若罔闻。于是，驻扎在滦州的中央军振臂一呼，通电朝廷必须政治改革，必须直面各省新军和立宪党人所提出的那些诉求。中央军是朝廷的最后凭借，这终于迫使朝廷给予正面回应——摄政王下诏罪己，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同意撤销皇族内阁，建议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重组政府。
袁世凯早在武昌起义第三天就被征召回朝，渐渐被赋予处理武昌危机及全国危机的全权。袁世凯深知新军将领与立宪党人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求清政府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政体。基于此种考量，袁世凯出山后软硬兼施，在采取武力压制的同时，更注意从政治上化解南方独立各省的心结，重申一定会敦促朝廷重回君宪轨道。
君宪主义是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过去十几年的基本政治共识，他们之所以认同君宪主义，除了对君主专制的痛恨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担心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民主共和思想扰乱中国，违反人类历史循阶而进的进化规律，将中国带入一个激进时代。所以，在南北和谈开始之初，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并没有革命党人多少活动空间，革命、共和、民主，依然不被南北主流势力看在眼里。这大概也是孙中山迟迟不愿归国的一个原因。
立宪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武昌起义及其后续发展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转折，他们虽然期待朝廷借此机会修正错误，改组内阁，但并没有对君主立宪有任何怀疑，直至各省独立越闹越凶，才渐渐感到清政府大约要在这场革命中成为历史陈迹，无法扶持，所以他们也开始介入光复，参与反正，转而认同和支持共和主义。
这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巨大转变。立宪党人特别是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人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而且还联名致电摄政王，劝其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为皇室换取最后尊严，为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让清政府承认共和，也就是逼着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后几天的交涉中，清政府开始犹豫，因为这毕竟牵涉一个王朝的终结。
清政府不愿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宪党人大概都有详细估计，因此他们开始准备利用革命党人成立一个“临时的”政府，以此逼退清政府，实现从君宪到共和的转折。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革命党人在过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他们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不能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等立宪党人有过一些联系。所以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朝拜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此后不到一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从“内阁制”到“总统制”
赵凤昌的提示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对于怎样网罗英才、兼纳众流、如何筹款、化解财政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人，也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推荐的。赵凤昌从立宪党人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起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并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他在《惜阴堂革命记》中以为他的老子赵凤昌是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不真实。
其实，如果回想赵凤昌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赵凤昌乃高人高招，他是要利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的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而且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和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政府承认共和并以国民大会形式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
还有一个重要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直接通过南北和谈将清政府的权力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奸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愿为的，他的这批朋友当然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则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那么浑然天成。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也有这种想法。我们知道，孙中山自武昌起义至回国，始终没有“非我不可”的想法，他多次通过与国内同志的联络表达自己对未来政治架构的看法，他以为假如真的有机会成立新国家、新政府的话，首选非袁莫属；退而求其次，也应是首义英雄黎元洪；如果一定要有革命党人，那么在现场的黄兴才是最佳人选。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同盟会先前讨论即将筹组的革命临时政府时，宋教仁的内阁制自然成为首选，因为不论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他们毕竟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为了整体利益，为了权力制衡，内阁制也就成了同盟会的内定方案。
然而现在情况有变，当孙中山听到赵凤昌“开府建基”的建议后，他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他“上位”。既然自己可能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他理所当然不愿继续认同宋教仁的内阁制，尽管之前他也认为内阁制是共和国家权力制衡的首选，认为这个权力架构可以使总统不处在权力要冲，只是国家象征，而不会成为各方的攻击目标，且有助于总统选举任期内的权力稳定。
可现在情形不一样了，孙中山可能就要成为新政府的首脑。我们不必从低劣层面恶性猜想孙中山的改变，即便从勇于负责的角度，我们也应该相信孙中山的改变出于至诚。当晚（12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新政府权力架构。孙中山反复解释：内阁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现在不管谁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还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这话说得非常坦然，孙中山显然是在向他的同志摊牌：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么请自便，兄弟就不陪你们玩了。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继续坚持内阁制的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的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
一个美丽的传说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僵局确实很快被打破，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方针上并没有宣传孙中山一直坚持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提及孙中山一直自诩为其所创的“三民主义”，也没有再提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三阶段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接受各方建议，同意优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攻击清代历史。这种种举措都为南京临时政府赢得了人心，特别是赢得了新军将领如段祺瑞的认同。段祺瑞或许没有把南京临时政府当作一支重要力量，但他在获得南京方面不再攻击清代历史的承诺后，也愿意有条件地与南京方面结成临时同盟。
根据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是“临时”，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所以是“临时”，都表明他们只是期望用这个“临时”机构和“临时”人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黄兴等革命领袖所认同的——甚至可以说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黄兴和黎元洪。至于孙中山是否清楚这些，尚不能断言，但他肯定知道“临时”的意义。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迅即致电袁世凯，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清帝，他就立即辞职下野，并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也曾想过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也曾为国际承认做过一些努力，只是列强坚守所谓中立——其实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过渡到袁世凯的新政府，所以孙中山的外交努力并没有成效。
至于在财政上，临时政府在赵凤昌等人的建议下，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立宪党人，按理说这些立宪党人只要出力，别说养个人数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与清政府动刀动枪抗争到底，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些立宪党人坚守承诺，只把南京临时政府看作“临时的”，一旦发现孙中山有意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们或者果断退出新政府，或者从经济上扼住新政府的命脉。孙中山后来遵守承诺向袁世凯移交权力，虽说维持住了一诺千金的信誉，但实际上也是被逼无奈，不得不遵守先前的承诺而已。
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些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一步进行的，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此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让权、让位的美丽传说其实只是单方面的牺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将权力让渡了，但南京临时政府在此后的民国法统中反而毫无地位。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甚至连民国前史都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那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在袁世凯等人眼里也什么都不是，连虚情假意恭维几句的心情都没有。至于孙中山费尽心力巧妙设计的《临时约法》，更是被袁世凯等政治领袖视如敝屣。一个原本美丽的传说，到后来却成了政争的口实，成为孙中山奋起抗争的内在动力。
历史无法遗憾
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然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尊重历史并没有得到完整贯彻。孙中山不管心中有多少憋屈和别扭，他依然遵守先前的郑重承诺，在清帝退位后立即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接替。但是袁世凯政府在此后十几年的民国法统中，却忽略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中华民国成立前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插曲，正式的中华民国是从袁世凯宣布就职开始的。
当然，民国前半期的政治这样处理有其自身原因，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确实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预备立宪，由于政治斗争，由于戴着有色眼镜，因而也就不能给予公平合理的评价，而是一概视为清政府的欺骗。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看，这种批判当然有自己的道理，只是这种批判确实不能概括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形和逻辑。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发展从新政到立宪，走的其实就是一条精英政治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也要求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比如各省咨议局选举时，要求对选区内咨议局议员投票，但总体上说这种精英政治是一种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构，是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这一点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设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毫无关系。至于革命后，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应有一个比较长的军政时期，大约有军事管制的意思。之后方才进入训政，训政多久，也很难说。至于何时实现宪政，将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
孙中山的这些设想正确与否以及是否合乎中国国情暂且不论，但是很显然这些设想与晚清以来从新政到君主预备立宪的精英政治路径毫无相似之处。而袁世凯正是晚清精英政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所以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理念中，又怎会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又哪能一步一步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时代直接进入了宪政时期，这或许可以说是袁世凯接续晚清民主政治变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种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
然而从尊重历史的层面说，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没有地位，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些理论上的创造也不被采纳，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革命尚未成功”，或许其内心深处就是从这个层面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资源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之如敝屣。这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到憋屈和别扭？
仅仅在理论上不被重视也就算了，如果中华民国在正式开张之后，能够善待孙中山这些革命元勋——比如袁世凯竭力劝说孙中山、黄兴不要放弃政治，为了国家前途大家应该一块儿干，就像劝说梁启超、章太炎那样真诚与坦诚。比如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留个位子或至少争取一个位子，让他们在职业政治家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后来的历史肯定就不一样了。然而，袁世凯这一批老到的政治家不知是真的粗心大意，还是从骨子里根本瞧不起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总之，袁世凯在中华民国正式开张后顺水推舟地以为孙中山真的要去修铁路了，真的以为孙中山相信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民生主义一项了。
袁世凯的这种失误为民国初年的政治纷争留下了机会，这不仅是权力傲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袁世凯这批自视甚高的政治家没有将尊重历史、善待前人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袁世凯利用孙中山等革命家的谦虚将他们排除在现实政治之外，结果却在事实上为自己的新政权预置了一个敌对力量。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原本可以朝气蓬勃向上发展，然而为时不久就陷入持久的党争甚至战争。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历史无法遗憾，历史有它自己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