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号少荃（泉），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谥文忠。
1912年10月8日，也就是在武昌起义一周年前夕，流亡海外长达十四年的梁启超高调回国，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如果说与梁启超有政治关联的民主党、共和党盛大集会，为其归来大造声势还能理解，因为他们毕竟还要在民国的政治架构下继续活动。然而，不好理解的是袁世凯，他曾长时期被康有为、梁启超攻击，现在却也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盼望着梁启超归来，不计前嫌，一再许诺，好像中国离开梁启超就无法运转，袁世凯政府离开梁启超就要倒台似的。更不好理解的还有革命党人，他们在过去十几年“革命时代”，几乎一直与梁启超正面冲突，然而现在黄兴等革命领袖像恭候开国元勋一样在天津守候多日，期待在梁启超踏进国门第一时间给予接见；至于前清旧官僚、民国新官僚就更不必说了，前直隶总督张锡銮、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等，也在天津列队恭迎，排队请客。整个天津在那段日子里，简直是为梁启超一个人而存在。盛大隆重的欢迎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持续数十天，弄得梁启超自己都不好意思，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一再“谦逊地”表示：真的想不到国内对他这样欢迎这样隆重，这些欢迎仪式太过盛大太过招摇，真的有点担当不住了。在过去十几年流亡日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形。此情此景，太令人难忘了。
百年后回望1912年，一个长时期坚定保皇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为什么会在民国元年被尊为民国元勋呢？梁启超究竟是怎样从一个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者向共和主义者华丽转身的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
保皇背后的功利主义
其实，梁启超被英雄般地欢迎是对的，因为他在此之前虽说长时期坚持保皇，坚持支持清政府的政治变革，维护体制，反对革命。只是人们不太清楚，梁启超维护体制、维护皇权、反对革命的坚定性非常有限，而且在关键时刻最先转向，成为旧体制的终结者和新体制的共建者。只是在过去一百多年，我们被梁启超给出的近代史叙事所遮蔽，只记住了他的改良一面，忽略了忘记了他在晚清最后时刻走向政治反抗，加入造反者队伍的事实。一百多年过去了，各种史料逐渐呈现出来，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重建这段事实。
梁启超在政治上发迹主要得益于1898年政治变革，特别是变革的失败。不论“戊戌政变”真相如何，梁启超都是最大受益者，他因“戊戌六君子”惨死而长时间获得了道义上的同情。至于在海外流亡那些年，不论风云变幻，梁启超除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想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手反清排满外，基本上都坚定地站在清政府这一边，至少在表面上在公开言辞中始终对光绪帝痴心不改，一再向清政府表白自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拯救光绪帝，就是要将被慈禧皇太后夺取的皇权还给皇上。然而，对于梁启超的这些宣传、谄媚与讨好，清政府始终不认账。光绪帝数次公开发言，痛斥梁启超，以为梁启超的那些说法荒诞无稽，1898年政治转折根本不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的那个样子。
对于清政府的指责，梁启超不理不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宣扬保皇。实事求是地说，在流亡的那些年里，梁启超先后主编了好几个刊物，写了许多文章，传布了大量新思想，比如“新民说”，比如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对于中国后来的政治进步贡献良多。
在流亡的日子里，梁启超的这些活动都没有问题，但只要涉及1898年秋天那场政治转折的故事，他的看法就不被认同，不被接受。比如他一直认为清政府政治不进步不改革，清政府之所以在1894年之后一次又一次被动挨打，都是因为有慈禧皇太后揽权，因为光绪帝没有掌握实际权力。皇权中心的偏移是个重要原因，而慈禧皇太后政治上保守偏听偏信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是梁启超对晚清政治史的一般看法。
其实，从晚清政治史的实际情况看，梁启超的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梁启超根据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想象，怀疑清政府在1898年权力中心偏移是不对的。光绪帝不仅在1898年拥有权力，即便到了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也是御前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如果一定要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强调光绪帝在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之后就被囚禁在瀛台，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此后十年中国的政治史，因为到了1900年，当中国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中外冲突迫在眉睫的时候，还是光绪帝在御前会议上力挽狂澜，阻止强硬派对外寻衅开战。假如光绪帝此时失去了自由，他一定会像一个泥菩萨一样听之任之，不会龙颜大怒，甚至动手动脚。至于光绪帝动辄“钦奉懿旨”去表达自己的权力，更不能说明他没有实际权力，这只是晚清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处理方式而已。
梁启超恭维光绪帝，排斥皇太后，这是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1898年就开始了的，流亡海外后更不好更改。当然，有人指出这并非历史真实。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怀疑梁启超的人品，不能以为他在造假，在编造历史。只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便梁启超如此真诚地相信清政府内部存在着皇太后和皇上两个权力中心，那也只能说明他是囿于个人的特殊视野，无法关照全局而已。
问题在于，梁启超为什么在流亡的日子里一直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一直恭维皇上批判皇太后呢？对此，严复后来有个解读，他以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其实都很有些功利主义，都相信比慈禧皇太后小三十六岁的光绪帝肯定有机会掌握全部权力，他们只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皇上，一旦皇上顺利上位，或者说一旦慈禧皇太后百年之后，他们就是大清新朝的功勋大臣，就是光绪帝最为仰赖的得力干将。我们不必从阴谋论角度去解读梁启超的政治见识，只是从日常情理说，梁启超有这个想法太正常不过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提前想到，比慈禧皇太后小三十六岁的光绪帝竟然在三十八岁那年突然病逝。更没有想到的是，光绪帝去世第二天，慈禧皇太后也相继归天。这两件事情太蹊跷了，不仅与梁启超内心深处多年的预判相差太大，而且突然而至的大变故，让梁启超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走。
思前想后，又经与康有为等各方面协商，梁启超认为，无论如何应乘此机会要求清政府给他们平反。只有平反，他才能回国，才能以正当身份参与现实政治。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按理说，当1901年新政发布的时候，清政府要走的路线，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当年所给出的方案，但是梁启超作为清政府的罪犯和叛逆者，朝廷并没有给梁启超任何机会。梁启超在海外保皇，鼓吹新政，鼓吹改革，其实都是自觉自愿，清政府并没有任何人通知他这样做。
到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清政府走到这一步，确实隐含着梁启超海外多年来的鼓吹之功。据说，在日本考察的这一路大臣，不仅与梁启超有很多接触，征询意见，而且就连大臣们向朝廷提交的考察报告，也是由梁启超主笔或润色的。
对于这个传闻，其实不必相信，不要以为朝廷中真的没有人才。但是这个传说说明一个问题，即清政府确实应该考虑让梁启超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可是清政府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清政府为什么能够允许极端激进的革命党人刘师培夫妇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并给予相当的安置，那么为什么始终不肯赦免梁启超，不愿让他返回国内介入现实政治呢？
众所周知，刘师培是激进的革命者，但刘师培夫妇只是理论上的革命派，他们并没有什么刑事罪责，所以当清政府宣布进行君主立宪改革后，像刘师培夫妇这样的人回来得很多。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确实有很大收获，赢得了人心，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孙中山、黄兴等极少数革命领袖，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极少数与1898年政治事件有直接关联的人。
对于清政府来说，对一直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自己的革命党人没有妥协余地，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对一天到晚叫嚷着保皇的梁启超也如此苛刻、不能谅解呢？过去，我们都囿于梁启超单方面的意见，一直不清楚1898年政治逆转的真相，一直以为那一年秋天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就是慈禧皇太后为了控制权力，下令抓了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林旭等“六君子”，囚禁了光绪帝，放逐了张荫桓，开除了陈宝箴等一大批大臣。这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描述的故事脉络，一百多年来人们信以为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898年政治逆转的真相
我们不必怀疑梁启超造假，或许他还有什么隐情不便说。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一百多年积淀和几代人研究，梁启超所描述的1898年这个故事脉络彻底混淆了事情的真相。
根据各方面资料进行对比，1898年秋天，当政治变革遇到巨大困难，皇上因开除礼部六大臣而受到各方特别是皇太后责难后，梁启超等所谓“维新阵营”核心层似乎由此普遍认同了康有为的判断：清政府内部可能真的分成两大阵营了，帝党一方力主改革，倾向维新；后党一方反对改革，力主守旧。基于这样的判断，当皇上要求谭嗣同为设立新的政治机构从历朝实录中寻找依据时，就连先前不信康有为帝党、后党阵营分析的谭嗣同也恍然大悟，以为清政府的政治权力可能真的还牢牢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里。
谭嗣同的敏感是对的。退居二线的慈禧皇太后确实握有清政府的实际权力，只是在家天下背景下，我们不必夸大慈禧皇太后和皇儿母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之间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维护大清国根本利益上别无二致。所以当慈禧皇太后就礼部六堂官撤职事件和皇上交换看法并略有指责时，皇上并没有抱怨皇太后偏听偏信，而是找沉稳且机智多谋的军机章京杨锐出主意想办法：正在推行的政治改革应该怎样进行，才能做到既不影响大清改革，又不使皇太后忧心焦虑，更不要使皇族和满洲贵族们感到危险，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做到新旧两宜，各得其所。
杨锐是张之洞及门大弟子，虽说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同时被任命为军机章京，都算是所谓“维新阵营”中的人物，但是杨锐的经历和知识，使他根本不能认同康有为的看法，只是碍于职守，杨锐并没有对谁表露自己的政治心迹。皇上虽找他出主意寻找新旧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然而由于这些问题毕竟牵涉两宫，牵涉大清政治高层最敏感的问题，杨锐似乎抱着一种信念，即便有想法，打死也不说。
对于汉臣来说，宫廷内部的事务特别是两宫之间的问题确实不宜多嘴。杨锐的坚守是对的，而皇上对杨锐的器重也是真的。不得已，皇上给杨锐写了一份密诏，意思是将来真的因此而遭遇不测，这就是遮风挡雨的“免死牌”。
有了这张“免死牌”，杨锐终于吐露了心声。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不过一句话：“康不得去，祸不得息。”杨锐告诉皇上，京城官场之所以这段时间聚讼纷纭，冲突不断，其实都是康有为引起的。维新运动应该往前推动，但要想健康发展，就应该将康有为请出京城。
康有为确实在过去几年为维新运动的发展作了大量有益工作，对1898年政治变革贡献良多。但是，康有为不仅以激进思想引起恭亲王和一大批满洲贵族的反感，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到处串联，激起官场阵阵涟漪，原本官官相护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官场一时间变得格外紧张，原本并不存在的新旧阵营严格对阵的情形，似乎被康有为越说越像，好像清政府内部真的存在着新旧两军对垒的情形。在这种局面下，杨锐的建议无疑切中了要害，因而引起皇上的认同。
其实，对于康有为，皇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月前，朝廷就明发谕旨让他到上海接管《时务报》，改版为《时务官报》，成为中央政府的言论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舆论，促动全国正在形成的维新思潮。然而由于康有为与《时务报》掌门人汪康年交接不顺，加上康有为不太愿意离开北京，放弃就近参与现实政治，那份明发谕旨名存实亡。现在杨锐建议支走康有为，并不使皇上感到格外吃惊，所以光绪帝很快按照杨锐的意思又下发了一道谕旨，责成康有为早点打点起程前往上海接管《时务报》。皇上还在随后与林旭的谈话中讲过这个问题，大约也有让林旭就近劝说康有为的意思。
皇上与杨锐、林旭之间讨论的真实情形现在无法复原，但林旭确实在随后找到康有为，劝说康老师还是接受皇上的安排，尽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林旭是康有为的狂热崇拜者，但由于杨锐严厉批评和朝廷纪律，林旭没有办法向康有为说出实情，他只能公事公办希望康有为离开北京，这当然不能让康有为信服。不得已，林旭只好口传谕旨，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将皇上写给杨锐的那道密诏作了转达。林旭此举似乎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期待能用皇上的名义逼走康有为。
林旭的用意是好的，他确实是为了康有为好，只是康有为错误理解了这份密诏的意思。密诏中有“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等字样，这原本是皇上让杨锐找几个人商量“新旧两宜”万全之策，却被康有为误读成了皇上遇到大危险，甚至已被守旧势力如慈禧皇太后所囚禁。所以康有为在支走林旭之后，竟然发誓要动用袁世凯的新军包围颐和园，然后派江湖领袖唐才常、大刀王五、毕永年等入园劫持皇太后，迫使慈禧皇太后将权力还给光绪帝。结果当然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这个计划在实行过程中出了纰漏，康有为、梁启超不仅没有成为“维新元年”开国英雄，反而连累谭嗣同、杨锐、林旭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这就是1898年秋天中国故事的真相。凭借着这些事情，清政府怎么可能在1905年像对待刘师培夫妇那样赦免康梁，怎么可能将梁启超重新纳入体制？即便慈禧皇太后不在了，光绪帝不在了，主持大清国日常事务的摄政王也不是阿斗，他是光绪帝的亲弟弟，是慈禧皇太后的亲外甥和亲侄子，他当然清楚当年的真相，当然不会因梁启超这几年在海外鼓吹保皇鼓吹改良就赦免他。摄政王不会领梁启超的情，因为梁启超毕竟是当年“围园劫后”那场未遂政变的主谋之一。
与清政府分道扬镳
光绪帝、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后，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立马觉得平反昭雪的机会来了。先是杨锐的儿子将他家藏的那份光绪帝亲手写就的密诏捐了出来，希望朝廷能够给杨锐恢复名誉。梁启超也乘机向朝廷提出类似要求，希望朝廷能够看在他们流亡海外多年来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分上，放他们一马，让他们回归主流，参与现实政治。
梁启超的请求是合理的，清政府其实也可以考虑。只是赦免关涉对1898年政治事件的重新评价，而梁启超所叙说的故事脉络在摄政王看来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悔罪诚意，因此年轻的摄政王在请教了庆亲王、张之洞等政治元老之后，决定维持1898年原案不动摇，不对梁启超、杨锐等人平反。
清政府的不予通融肯定伤透了梁启超的心，十年等待十年忠诚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这怎能让梁启超再继续忠于朝廷呢？即便从“会闹的孩子有奶吃”这个中国政治规律说，梁启超也必须学会与清政府翻脸。于是，梁启超从清政府政治改革的支持者逐渐疏离，并在关键时刻临门一脚，走上朝廷的政治对立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辛亥革命发生后梁启超大肆活动时，严复不去指责梁启超，反而在写给《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的信中大骂年轻的摄政王是“最近一个笨伯”，为什么不能采用变通办法暂时接纳梁启超等人呢？为什么一定要亲手制造一个最有能量的造反者呢？
按照严复的看法，摄政王没有接受梁启超的请求绝对是犯了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至少是将一个原本可凭借可团结的力量推到了对立面，这对后来的政治发展危害极大。
摄政王的拒绝使梁启超等人非常失望，多年的流亡生涯还得继续，只是梁启超在此后转变了斗争策略，他虽然没有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公开合流结盟，但他对清政府和摄政王的批评越来越多，有些批评相当苛刻、犀利，特别是梁启超那支带有**的笔，往往使朝廷和摄政王非常尴尬。“无皇可保”的梁启超渐渐演变成清政府政治的反对者，并毫不犹豫地加入反对清政府和摄政王的大合唱，加入唱衰预备立宪的阵营。根据严复译述，梁启超在他主编的《国风报》中如此抒情：
“哦，中华的子民哪，你们现在唯一的目的（事实上是生与死的问题），是推翻这个毫无价值的、罪恶的政府。其余的政治行动，不论是好是坏，是立宪还是专制，都是不合适和荒谬的。”
梁启超的这段话已经说得足够明白：清政府不论是立宪还是继续专制，都没有继续存在的法理基础和历史根据。清政府必将终结。这就是梁启超在清政府拒不给他平反之后的反制措施，梁启超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反对清政府的政治道路。
此时的清政府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立宪改革，按照清政府既定规划和梁启超等人原先提出的设想，君主立宪毕竟是改变中国政治架构的大事件，应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这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时所确定了的。然而，现在皇太后不在了，皇上也不在了，国内的立宪党人不知怎么突然有意改变先前的“有计划政治”，一再向朝廷请愿要求提前立宪。这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国会请愿运动。
梁启超由于无法回国，没有在请愿运动现场现身，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他对这场运动格外上心，派遣同党及门生返回国内，一方面鼓吹加速君主立宪进程，一方面这些同党和门徒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介入各省咨议局竞选，尽量多地占据咨议局的席位。
在鼓吹君主立宪加速的同时，梁启超照样毫无顾忌地唱衰清政府，不断宣称清政府不彻底改革就会被历史抛弃，这些言论当然把握住了敏感的政治边界，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毕竟很快就要立宪了，因此梁启超的这些言论不仅无法被内务部或各省阻止、压制，各省及内务部当局反而因能够容忍梁启超的那些极端言论而自豪。因此，梁启超的文章与革命党人的数百种报纸杂志便一起流向内地，在不知不觉中深刻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为1911年政治大变动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进入1911年，预备立宪按照修改后的日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指日可待，革命者觉得无望，就在那年春天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武装暴动。这场暴动后来被定名为“黄花岗起义”。因其死难者中确实有不少梁启超的同党或门生，所以梁启超借着这个机会加大了对清政府的抨击，大有彻底翻脸的意味。
紧接着，清政府又在立宪问题上犯了两个不该犯的错误：皇族内阁和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两个错误也给了梁启超极好的口实。梁启超借机严厉批评清政府政治上缺少起码的诚意，是信用破产；经济上则是不择手段掠夺民众正当财产，明显具有国进民退的意味。假如清政府在此之后能够妥善处理这两个问题，梁启超肯定无法得手，当清政府真的进入君主立宪时代之后，梁启超或许能在立宪体制下重回正途。无奈清政府不愿撤销皇族内阁，不愿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终于因此酿成武昌起义，给原本并不一定与清政府彻底决裂，原本准备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送来一个不得不做的机会。
梁启超敏感地意识到武昌起义的意义，他迅即制定应对策略，派员潜回国内，策动北洋新军推倒皇族内阁，呼吁立宪党人和各阶层支持立即召开正式国会。这些活动迎合了新军、立宪党人的正当要求，也与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没有太大冲突，梁启超将矛头锁定在清政府和摄政王。
根据梁启超的安排，麦孟华、雷奋、徐佛苏等同党或门徒利用各种关系策动广东及西南各省督抚抢先独立，向清政府和摄政王施压，谋取政治上的控制权和主动权。继而在北方，梁启超又利用与新军将士各种复杂的师生关系，动员新军将领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皇族出身的军事将领载涛、良弼等人掌握出手控制禁卫军，策动这些军队进攻北京，用武力推倒皇族内阁，逼退摄政王。
为策动军队哗变，梁启超可谓费尽心机。他既马不停蹄在海外筹措巨款以为国内各地义军联络费用和军事费用，又不辞辛苦游走南北尤其是东北，亲临一线与清军中具有立宪思想的将官亲密接触，策动反正，谋划光复。在武昌起义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梁启超活动频繁，影响最大，所以当袁世凯1911年11月16日受命筹组责任内阁取代庆亲王领衔的皇族内阁时，还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竟然被清政府任命为法部副大臣，由政治流亡者一跃成为大清命官。
袁世凯邀请入阁，清政府又批准这个邀请，对于梁启超来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尽管清政府没有为梁启超平反，但先前的那些罪状必将被一阵风吹走。至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前纠葛多年的所谓告密指控，其实也随着梁启超入阁而消解。梁启超在突然之间成为清政府、袁世凯及新军将领、革命党人还有立宪党人普遍接受的政治领袖，他先前对清政府的批评加剧了政治变革的到来，他对新军的策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武昌起义后中国政治局面的演变，所以当南北和解、清帝退位、民国告成时，梁启超不期然成为大清帝国终结的英雄，成为新政府构建的元勋，因而当其返回国门时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梁启超不自觉地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