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念头的诞生 ——孙中山的转变
当我们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孙中山。孙中山就是通过这场战争而放弃了先前的思想，转向革命，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最先发现，指望清政府去推动中国现代化根本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不仅这样认为，而且十几年坚持不懈，硬是将“一个人的革命”发展成了全民族的觉醒，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两百多年大清王朝垮台。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将两千多年帝制送进了历史，建立民权，开启了中国历史新时代。
改良主义信徒
孙中山不是天生革命者，其革命思想的发生具有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先前的研究不太注意其中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不太愿意承认孙中山最初的改良主义立场和对清政府的政治认同。
大清王朝虽然是由中国周边族群满人建立的，但到了孙中山的时代，说句实在话，种族主义革命思想已非常淡薄，满洲贵族虽然仍保留着许多固有习俗和狭隘心态，刻意避免与汉人通婚，避免其血统杂乱，但毕竟过了两百多年，满汉之间的差异已不那么明显。
到了近代之后，西方“新异族”东来，文化冲突、经济冲突，使汉人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满人这个“老异族”，满汉之间，至少从汉人士大夫层面说，久已没有传统儒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紧张，汉人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既成政治架构下也活得比较滋润，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近半个世纪期间，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其实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治领导，他们享有大清国的所有权、领导权，但其经营权、管理权其实差不多都交给了汉人高官。清政府虽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涉及、不侵害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满大臣一般都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出力满负荷工作。满汉政治高层在那几十年相处得大致比较融洽。
汉人特别是汉人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清政府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觉醒要反满、要推翻大清王朝的孙中山，其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要反清，而是想着法地跻进大清王朝既成体制，参与联合政权，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对比新旧史料，可以感觉到孙中山对李鸿章怀有期待大约发生在1891年。那时，孙中山正在香港西医院读书。这是英国人创办的一所学校，但由于主持者与中英政界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而其政治地位似乎比较高，李鸿章是这所学校的名誉赞助人，而当孙中山毕业时，出席典礼并向孙中山颁发毕业证书的竟然是香港总督。
或许是因为这所学校政治背景的缘故，孙中山在经过五年学习后，对医学专业并不感兴趣，他在三十年后回忆说，毕业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这个说法当然有后来思想演进的添加成分，但他在毕业后确实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
香港总督受托给英国驻华公使写了一封信，请其便中转商北洋大臣李鸿章，斟酌能否在北洋给孙中山安排一个位置。李鸿章很快给香港总督回信，表示可以让孙中山来京候缺，暂给月俸五十元。然而，当孙中山前往广州转商两广总督换张介绍信时，却受到总督衙门诸多刁难，孙中山毕业即踏上政界的想法落空。
及时踏入政界的希望落空了，孙中山只好与各方面合作从事老本行，开药房挂牌行医。无奈，孙中山志不在此，到了1894年春，他在广州的药房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而他自己却躲在乡下给李鸿章写信，依然希望通过这条捷径进入体制。
孙中山这封写给李鸿章的信，当然不能说是闭门造车，但一百多年后公平分析，孙中山的独创性见解真的不多。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四大纲领，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中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这些意见，在孙中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的预设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的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李鸿章对这四点意见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马建忠十几年前就在《上李傅相书》中讲述过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不在坚船利炮，还有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因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建议相比较（《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康有为政论集》），不但是理论上不及后者，就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失望，仅仅是失望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或特例，一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一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在李鸿章看来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书者，在孙中山看来却是一件非常不一样的大事。孙中山此时不论多么有名，他的名也只限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中，还是典型的“名不见经传”，而李鸿章是什么人，那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当时最为信赖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国的栋梁。
孙中山对这次上书看得非常重，在陈少白帮他修改之后，他决定前往上海找找关系，看看谁能够与李鸿章幕府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东西药局他已无心经营，陈少白帮他盘点，交给那些出过股本的人。孙中山几乎彻底斩断了后路，他破釜沉舟，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李鸿章身上。
1894年春夏间，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乘船北上，前往上海。既抵沪，经香港朋友介绍，拜访王韬、郑观应等名流，请求指教，当然也是请求指点门路。
王韬是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人，蛰居香港20年，全身心经营《循环日报》，向国人提供信息资讯，现在隐居上海，与社会各界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据说，他看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颇为赞许，并为之修订数语，又应孙中山的要求，作函介绍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罗、徐都是王韬的好朋友，说得上话。
至于郑观应，那可是孙中山的小老乡，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也是洋务事业的践行者。孙中山究竟何时与郑观应有联系不可考，但据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竟选录了孙中山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篇》等文章，可见他们之间应该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郑观应此时正在盛宣怀主持的招商局任职，所以他也为孙中山写了一封给盛宣怀的推荐信。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门生，与李鸿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当然也是孙中山此行主攻的一个目标，所以离开广州时，孙中山就托澳门海防同知魏恒给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写了一封信，希望盛宙怀转托正在天津的盛宣怀，能够在力所能及或方便的时候帮助一下这个年轻人。
带着这些名人所写的推荐信，孙中山信心满满地和陆皓东一起离开上海，于1894年6月下旬抵达天津。到了天津，他们二人手持港沪友人所写的那些推荐信拜访了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述说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罗丰禄、徐秋畦都是李鸿章幕僚班底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看到王韬、郑观应、盛宙怀等人的推荐信，对孙中山的想法似乎也能够认同和理解，于是他们答应一定会相机协助，一定争取把这件事情办成。
孙中山的上书很快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似乎就孙中山上书中提出的要求做了批示。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中国之要务，表示愿意出国考察农业，以便拯救农业、农村和农民。
对于孙中山的这个要求，李鸿章欣然答应，责成罗丰禄代领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本交给孙中山。至于接见面谈的事情，李鸿章推托实在太忙，也就不见了。
李鸿章不愿意见孙中山，或者说是罗丰禄、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没有安排见，这在后来看当然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当年，其实真的不算一回事。尽管孙中山有这么多贤达名人写推荐信，可你毕竟是一个不名的年轻人，不说李鸿章是大清国屈指可数的当朝大臣，仅其71岁的年龄，不与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闲聊一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李鸿章不见孙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军务繁忙。这一点是孙中山最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但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此时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是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紧接着中日之间为是否派兵前往朝鲜镇压发生持续不断的争执。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李鸿章的决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孙中山、陆皓东抵达天津的时候，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中日双方虽然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真的爆发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气和地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孙中山在当年却不这样看。因为他把这次投见看得太重了，他不仅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那么多朋友郑重介绍，结果只拿来一纸护照。这些事实不能不对孙中山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看不起自己，同时也觉得李鸿章这个人让他失望。
中国圣贤一直告诫当权者要礼贤下士，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读书人要格外尊重，绝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中国圣贤为什么这样反复告诫呢？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读书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面，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异常丰富和脆弱，经不起任何蔑视、轻视、忽视或白眼，否则将会导致不测后果。近代中国几个来自下层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的经历，如果不是李鸿章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与孙中山见上一面，如果能够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么中国近代关于孙中山的一幕历史内容将会改写；如果北大校长蒋梦麟能够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给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每月增加几块大洋，可能毛先生也就在那儿安心整理图书和目录卡片；如果胡适之、张申府当年不是那么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无视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讲师梁漱溟那样以比较平等的身份寒暄几句，估计后来的历史都会重写，历史的走向都会因这些偶然性而改变。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机缘没有使李鸿章接见提携孙中山，李鸿章这一历史性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整个体制彻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诚想进入体制谋取发展，转而决绝地要推翻这种体制。他不仅不再相信李鸿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政府统治者有能力、有诚心带领中国继续前进，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同时代人提出的改良维新方案不屑一顾，对于严复所张扬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孙中山也不再感兴趣，他此后的所有思想、所有行为，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唤醒民众，推翻满清，重建汉人的中国。孙中山以先知先觉者的姿态，开始了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历程。
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奋斗牺牲，尤其是不得已的耐心等待，革命竟然真的成功了，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
从失望到绝望：革命思想起源
孙中山的反叛当然不是因为李鸿章拒见马上实施的，而是随着甲午战争的进程而发生演变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甲午战争，或者甲午战争不是中国惨败日本大胜这样的结果，孙中山依然不会起而革命，依然不会对清政府、对李鸿章绝望。历史演变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孙中山。
上书后，不管怎么说，李鸿章除了没有接见这个年轻人外，孙中山所要的帮助，李鸿章还是安排他手下给予解决了。之后，孙中山、陆皓东又在天津、北京游玩了一段时间，然后南下武汉，再顺流而下，回到上海。
孙中山回到上海的准确时间，现在不太清楚。只是从那之后，中日战争的消息不断传来，好的消息几乎没有，而坏的消息却是一个接着一个。这才是孙中山对清政府逐渐失望的理由。在失望之余，孙中山想到在京津所见所闻，于是认为中国在战场上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清政府内部上上下下充满着腐败与暮气，即便连李鸿章这样在第一线负责任的大臣，其实也是一个经不起审查的腐败者。孙中山说，他在天津，有很好的机会看到李鸿章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各个地方成群而来请求任命，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文案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
至于北京，根据孙中山的观察，清政府政治下的龌龊，更百倍于广东的两广总督衙门。这一系列的腐败现象引起孙中山的思考和警觉，他终于认识到，清政府已经没有办法通过渐进的改良进行调整，因为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腐败贪黩，骄奢**逸；而下等社会，更广大的劳苦大众，并不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统治者已经没有办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也不再甘心这样继续受欺凌、受威逼，传统中国的改朝换代已经露出明显的迹象，王朝末期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
带着这样一种想法，孙中山于1894年秋重回檀香山。而檀香山恰恰在这一年年初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废除了王位，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国。檀香山的政治变动对孙中山的思想演变产生剧烈冲击，也改变了他哥哥孙眉的一些观念。
孙中山此行原本是考察农村和农业，并准备向亲友集资，然后拿着这些资金回国举行反清复汉武装起义。孙中山的这些看法如果在早几年似乎很难得到孙眉的认同，现在孙眉却对弟弟这些异端不仅不再反对，反而热情支持，甘愿划拨一部分财产帮助弟弟从事革命。这对孙中山也是一个不小的鼓舞。
在孙眉和其他华侨的鼓励支持下，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组建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参加成立会的有二十多名华侨，他们分别代表着第一批会员约一百三十人。会议在孙中山的提议下确定会名为“兴中会”，其意就是要“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会议通过兴中会章程共九条，还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
在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概略分析了中国处境，以为中国积贫积弱绝非一日，而是由来已久。中国在战场上不敌日本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是在上者因循苟且，粉饰虚张，在下者蒙昧无知，看不明白世界潮流国际大势。孙中山列举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艰难处境时说，近之辱国丧师，日本大兵压境，堂堂华夏，竟然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不被列邦看重，反被列邦羞辱。五千年文明典章制度不再被异族所看上，中国有识之士面对如此窘境，能不感叹万分，引发思索？孙中山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拥有四万万苍生之众，拥有数百万里土地之饶的中国，不能发奋为雄，反而受制于日本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国呢？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儿呢？
孙中山的困惑是一个时代的困惑，是那一代中国人普遍性的困惑，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洋务积累，国家不能不说比较富裕了，可是为什么就是在战场上不如日本人呢？
孙中山从甲午战败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自上而下全面腐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亟。而如今的国际环境强邻环列，虎视鹰膦，这些强国个个久已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它们既需要庞大的国际市场倾销过剩的工业品，更需要资源需要廉价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所以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的图谋与野心早已存在，只是最近若干年越来越厉害罢了。中国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原因何在？孙中山认为，问题的症结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政府不能代表全中国的利益，必须推翻，必须打倒。
孙中山因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在战场上的连连失败而对清政府失望，并由此决心引领中国走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平心而论，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分析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如果不进行改革，其前途确实不容乐观。孙中山在后来反复强调，有人以为只要能说服李鸿章等中国政府中的高层人物，使他们相信铁路、电话、欧洲陆军和海军等现代化组织的效用，启发中国人民，并设法把整套文明机器输入中国，那么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孙中山认为，这种看法真是和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想借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同样的荒唐。孙中山坚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不在其表，而在其里。这个里，就是推翻清政府，解放这个被满人占领了快三百年的殖民地。于是孙中山在此后对一切准备扶助清政府进行改革的任何企图都坚决反对，置于不容讨论之地位，强调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绝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会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为了拯救中国，他和他的同志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
孙中山的言行之所以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获得那么多人的共鸣和拥护，是因为孙中山说出了此时此刻他们心里想说的话。两百多年清朝政治发展，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清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一个又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权力架构，指望它们从体制内部进行从容的主动变革，那真的比登天还难。甲午一战，证明了清政府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中国要想前进，只有搬开这块石头。这就是孙中山的思考和结论，也是他的拥护者和追随者所思考的问题。
我们不难看到，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在本质上存有传统观念中的夷夏意识，有将某一民族的利益作为多民族国家至上利益的思想倾向。孙中山指出，大家经常忘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由那些满人占据着。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都完全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是与全体满人为敌。事实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只是从属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当时一些反满宣传的提倡者，其实也是从阶级矛盾的意义上来理解反满斗争的。也就是说，孙中山排满革命的真正目标，只是对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并没有与满洲全体人民为敌，并没有彻底排斥满族人民。
孙中山看到了满洲贵族集团与全体中国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不愿同情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被动和失败，不愿像更多的中国人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那样充满失落和悲情，他已经超越了失落、失望和悲情，不再将满人的利益看作中国人的利益。
至于《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自由地到中国开办企业、开发资源、开发市场，这当然是对政府权益的损害，但对老百姓呢？谁都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一是中国人可以到这些新创办的企业中去打工、去挣钱，开拓新的生活途径；二是这些近代企业给中国带来新的理念、新的生活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对清政府来说，是悲剧，但对中国老百姓、对后世中国人来说，意义则又不一样了。
一场甲午战争改变了孙中山，使孙中山看清了满清政府的本来面目，看清了这个异族政府是怎样贪婪、怎样无耻、怎样无能。甲午战争使汉人觉醒，已经沉睡快两百年的种族意识像火山一样喷发，中国的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
满洲统治者大概确实没有把整个中国人的利益与满人的利益画等号，清政府多少年实行的种族分立、种族区隔政策确实伤害了中国人，原本已经消沉的种族意识经过孙中山的鼓吹开始复苏觉醒，所以追随孙中山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甲午战争改变了孙中山对满洲统治者的看法，他的革命思想由此而萌发。这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看到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中国人并不是孙中山一个人，为什么别的中国人没有萌发孙中山这种革命思想呢？
其实，这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发生最独特的因素。历史的特殊机遇造就了历史的偶然性，历史的偶然性又去改变历史的走向。
孙中山能够萌发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是因为他走出国门，得到了很不一样的信息。这是依然留在国内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有热血青年都不具备的。根据《蒋梦麟回忆录》，他的家乡宁波距离上海很近，也算是中国对外交往比较多、比较早的地区，但宁波人直至五年之后还不知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打败了，甚至以为中国在与日本的冲突中打了大胜仗。由于中国在信息上的不发达，或刻意遮蔽，留在中国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人知道真相，实在值得怀疑。既然连真相都不知道，当然也就无从萌发革命思想。
而孙中山恰恰在这个历史关头有了不一样的经历。战争进行之初他在国内，通过罗丰禄等人，孙中山应该知道李鸿章即便不是信心满满，但也绝对不会想到会输得这样惨。有了比较，让孙中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这不仅是继续留在国内的热血青年不具备的心路历程，也是一直在国外居留的那些人所无法想象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游走于国内外，而且与战争的指挥者有过接触，到了国外，孙中山有机会看到国内人士无法接触、无法想象的战地资讯，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发生的特殊背景。在那个时间段，没有一个中国人具有孙中山这样的机遇，更不要说具有孙中山这样的心理状态了。
孙中山革命思想是大历史背景下的必然，这个革命思想由孙中山提出，又是孙中山独一无二的特殊生命历程的产物。说清这一点，才知道孙中山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革命，并不在他最初的人生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