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逄先知回忆：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止读过一遍。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毛泽东将史书篇章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显然是为了引起他们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增长智慧和才干。这也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独特的教育下属的方法。
毛泽东向高级干部推荐《汉书·霍光传》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曾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过几本书，古今中外都有，其中便有《汉书·霍光传》。
霍光（？—前68），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同父异母弟。十余岁随霍去病入京为郎，迁为侍中。霍去病死后，霍光为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深为汉武帝所亲信。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汉武帝意欲以赵婕妤所生之子弗陵为嗣，认为霍光可辅佐，遂命人绘《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危，诏霍光为大司马，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辅佐弗陵，是为昭帝。汉昭帝时年8岁，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持朝政，于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封博陆侯。上官桀与霍光争权，桑弘羊与霍光在盐铁官营等政策上有严重分歧。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盖长公主密谋，欲杀霍光，废昭帝，立燕王为天子，最后事败，上官桀、桑弘羊被族诛，燕王和盖长公主自杀。霍光自是威震海内。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薨，无嗣，霍光以皇太后诏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刘贺荒**无道，旋废之。又迎立武帝曾孙刘询，是为汉宣帝。
霍光执政期间，执行“与民休息”政策，削减国家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租赋，重新恢复与匈奴和亲，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其实，向“高级干部”推荐《霍光传》的，1000余年前就曾有过一人。《宋史》记载：寇准当了宰相，前去请教张泳，张泳只说了一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解其意，回去读《霍光传》，读到“不学无术”时，会心一笑，说：“此张公谓我也。”
“不学无术”这顶帽子是寇准读《霍光传》时，对号入座加到自己头上的，张泳私下对他的评价是：“寇公奇才，惜学术不足耳。”
《霍光传》记载：霍光要废一即位就行**的刘贺，又怕日后担“忤逆”的骂名，他想援引古例，却不知“伊尹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的典故，于是问了一句“于古尝有此否”。没想到即此一问，让人看出“光不涉学”了。“不学无术”一说就是溯源于此。
然而，《霍光传》的价值还不仅止于此。读《霍光传》，使人能更清醒地认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悲剧。
霍光是西汉武帝、昭帝、宣帝的重臣，有拥立新君、辅佐朝政的大功，是四朝元老，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是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确实也庇荫过他的后人。大树底下乘凉，又极易有恃无恐，于是霍光的子孙们骄横傲慢，即使什么本事都没有，也会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身居高位，“朝请”时却“数称病私出”。“朝谒”也叫“苍头奴”代劳。连家奴都狗仗人势，竟因与人争道而入御史府踢大门，还动不动就扬言“县官（指汉宣帝）非我家将军（指霍光）不得至此”。
汉宣帝即位之后，霍光夫妇又做了两件不光彩的事。《汉书》均有记载。一是将女儿霍成君嫁给皇上，二是将汉宣帝在民间所娶的皇后许平君毒死了，使他自己的女儿成了皇后。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汉宣帝即宣布亲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步开始剥夺霍家人的政治权力。此时的霍光一脉，在朝廷已盘根错节，势力强大。《汉书》云，“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甚为形象。汉宣帝首先削弱霍光家族的军权。他任命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霍光侄孙霍山为尚书，削其实权。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将“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亲信”，换成了自己的人。
这一切，自然令霍家人坐立不安。霍禹、霍山等人，甚为恐惧。于是，霍氏决定冒险。这是说，他们想让霍皇后下毒酒，毒死汉宣帝，然后由霍禹做皇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早已羽翼丰满、成竹在胸了。公元前65年，汉宣帝一举将霍家及其余党一网打尽。可怜霍氏一族，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活口。霍光的老婆儿子被腰斩后，甚至还被弃尸街头。唯一活下的人，是霍皇后，在冷宫终其一生。霍氏一家，真正算是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一可悲结局，正由“君子之泽”的“庇荫”所致。
要认真看书学习，为官执政的不可不学无术；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子女——这两条都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毛泽东向高级干部推荐《汉书·霍光传》，其良苦用心，或许也就在于此。这对于当今建立学习型政党和反腐倡廉，极具借鉴意义。
毛泽东曾要求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
1972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王洪文从上海被调到中央工作。开始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考察他。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做准备。一到上海市委康平路办公室，王洪文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王洪文对朱永嘉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朱永嘉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徐景贤。为了探索其中的含义，徐景贤要朱永嘉赶紧把《后汉书》找来一读。
《刘盆子传》中写道：“刘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式县，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刘章，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而盆子是刘章的后代，身上有点皇族血统。不过，当时他只是个放牛娃。新莽末年，赤眉农民起义，“琅琊人樊崇起兵于莒，西攻长安”。有人给起义军的领袖樊崇出主意，要他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天下。
当时，在赤眉起义军中有景王刘章的后代共70多人，其中数刘盆子、刘茂、刘孝三人的皇族血统最近。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结果采取“摸彩”的方式选中了15岁的刘盆子。刘盆子侥幸当上了皇帝，将领都向他膜拜称臣，但他依旧故我，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从小也放过牛、养过猪，在东北吉林的田野里干过农活。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向别人介绍过王洪文，说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以后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让王洪文阅读，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资历很浅，只是依靠“文革”中造反起家。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少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最后将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是抱有希望的，但同时，心中也有隐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选拔一个工人担任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有过先例的，王洪文能不能胜任呢？毛泽东对此当然很担忧。
徐景贤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他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在王洪文办公室里，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当然很灵敏，他只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这篇史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他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谈了一些别的事情，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但是，王洪文后来不听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的忠告，不学无求，一意孤行地和江、张、姚一起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终于变成了现代的“刘盆子”。
毛泽东多次向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郭嘉传》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是毛泽东爱读的一篇人物传记。1959年，他曾多次推荐《郭嘉传》给高级干部阅读。
据《郭嘉传》记载：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赏识和重用的一位英才，可以说他们是一见如故。经荀彧推荐，曹操初次见郭嘉，论议天下事，便感叹道：“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在袁绍麾下碰壁以后，见了曹操，也高兴地认为曹操“真吾主也”。曹操随即让郭嘉担任自己的首席军事参谋。
郭嘉没有辜负曹操的厚望。他每临大事，神机妙算，稳操胜券，令曹操喜不自胜。《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他是“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可惜，郭嘉在38岁那年不幸病逝。曹操大哭，并表曰：“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及至赤壁战败，曹操再次大哭，对手下说：“郭奉孝（郭嘉，字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悲伤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1959年，伴随着“大跃进”狂澜，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一度潜心研读《三国志》，试图从中获取经验。他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评点三国人物，谈得比较多的是郭嘉。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郭嘉，几乎把《郭嘉传》里描写郭嘉为曹操谋划的史实都复述了一遍。毛泽东说：
三国时，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说这个人如果在，就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挪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大谈郭嘉呢？他明确指出：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说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同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毛泽东还谈到1958年定的高指标，陈云是不同意的。他由此讲到做工作一定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
7月11日晚，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被搞乱了，紧接着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
其实，《郭嘉传》中并没有这句话，是毛泽东记错了。不过由此可以推想毛泽东当时的心态。郭嘉是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被曹操称为“奇佐”。有郭嘉在，曹操就不会犯错误。经济计划之所以乱了，是因为没让陈云这样的“奇佐”管经济，所以毛泽东又想起陈云来了。
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话题再次集中到郭嘉身上。他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作“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推荐读《郭嘉传》，其实不只是称道郭嘉的“多谋”，也有赞赏曹操的“善断”之意。如上所述，毛泽东批评袁绍优柔寡断，见事迟，得计迟，常常处于被动，吃了败仗。而曹操就不同了，如果没有他的当机立断，郭嘉再好的主意，也不会得到实施。郭嘉之所以弃袁投曹，就是因为在袁绍那里，其谋、其智派不上用场。知人善任，纳谏用谋，是领导者的大事。有了“郭嘉”们的“多谋”，再加上“曹操”们的“善断”，二者结合起来，领导工作就会如虎添翼，就能不断解决难题，打开新的局面，创造新的业绩。
毛泽东向罗瑞卿推荐《三国志·吕蒙传》
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同行的有张治中和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认真地阅读了《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闲谈时，他介绍说：三国的“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他接着提出要求：“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
毛泽东还当面向罗瑞卿荐读《吕蒙传》，告诫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
《吕蒙传》载于《三国志》。吕蒙是东吴大将，但他少时不曾读书，十五六岁就跟随他的姐夫孙策征战，孙策很赏识他的勇敢。孙权继位后，吕蒙多次立功。后来，吕蒙接受了孙权的劝告，在戎马倥偬之中攻读不辍，读书颇多。
吕蒙自从奋发读书以来，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见识日广，更加多谋。周瑜死后，鲁肃接任统帅。起初，他对吕蒙并不重视。及至在怎样对待蜀国大将关云长的问题上，吕蒙向鲁肃献了“三策”，使鲁肃吃惊不小。他说：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想不到你如今已不再是“吴下阿蒙”了。孙权更是赞颂不已：没有人能像我们的吕蒙那样，年长后还能下定决心刻苦自学，“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
吕蒙通览经典之后，为孙权出谋划策；指挥作战，胆识俱增，成为东吴杰出的统帅。
吕蒙是孙权鼎足江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主要贡献就是策划和主持了袭取荆州的战役，使孙权的势力从局促的江南向长江上游拓展，获得了一片宝贵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也解除了来自荆州上游的威胁，为孙吴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后来吕蒙早逝，使孙权十分惋惜并深感沉痛。
《三国志》作者评价吕蒙说：“勇而有谋断，识军机，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毛泽东非常赞赏吕蒙这种虽年长仍奋发读书的精神。在毛泽东的推荐下，罗瑞卿回北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派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干部学习，推动了公安系统干部学习文化的热情。这对改善公安干警的文化素养，无疑大有好处。
毛泽东向彭德怀推荐《明史·海瑞传》心情矛盾
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
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谏结合起来。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上，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
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专门读了海瑞的事迹，有半月时间，那本载有《海瑞传》的《明史》常置在他的案头。
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海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期望党内同志讲真话，以便及时纠正政策失误的急迫心情。他还表示：“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们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党内出“海瑞”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
就是在上海会议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真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致，我有顾虑。”
在毛泽东眼中，“三面红旗”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错的，错则错在具体政策上，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当时胡乔木分析说，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式尖锐的人物。
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它受到当政者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陈“万言书”，结果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1960年，明史专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了以“左派海瑞”与“右派官僚集团”作斗争为主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这出戏在“文革”前夕却被视作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遭到批判，成为“文革”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