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最喜欢读人物传记，而在人物传记中又特别留意包括“上书”在内的可靠文献，并给予独到的评说。
在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早在秦汉时代，“上书”中便出现了许多奇文，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
毛泽东对历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他认为研读古代好的“上书”，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若干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李斯上秦王的《谏逐客书》、贾谊上汉文帝的《治安策》、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姚崇上唐玄宗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或与人交谈中，发表了不少新颖独到的品评文字。
“有很大的说服力”——毛泽东读李斯《谏逐客书》
毛泽东于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谈到《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他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李斯（？—前208）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入秦之前，是荀子的学生。学成后，他征求了老师的意见，选择了入秦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他抵达秦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47年庄襄王刚去世、太子政（后来的秦始皇）刚即位的时候。秦王嬴政时年仅13岁，他尊吕不韦为相。吕不韦招致宾客，就将新来的李斯纳为舍人。这为李斯得以接近秦王创造了机会。李斯向秦王所献之计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这正是秦王要实现的目标。秦王先后拜李斯为长史、客卿，听从并采纳他的建议，对他很信任。
据《史记》记载：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与秦接壤的东邻韩国派了一名说客，是位水利专家，名叫郑国，来到秦国，竭力建议在关中修一条长达300里的灌溉渠（这条渠后来修成后，称为“郑国渠”，也叫“郑渠”）。
这似乎是为秦国着想的，但其本意是想让秦国把人力、物力投入这一大型水利工程上，拖住秦国，无力出兵东伐，所以根本上是替韩国着想的。
不久，这件事的内幕被捅了出来，秦国的宗室大臣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向秦王反映说，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做事，统统有各为其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是坏东西，应该把他们一个不留地驱逐出去。一时“排外”的言行形成一股势头，秦王于是也下了“逐客令”。
李斯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逐之列。他的《谏逐客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
李斯的上书，开头回顾了春秋战国以来秦国历史上四个辉煌的时期：穆公用了百里奚等人，称霸西戎；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殷富；秦惠文王用了张仪，扩大版图；秦昭王用了范雎，奠定帝业。这些智谋之士都不是秦人，而是客卿，他们于秦是有功的。
接着，李斯又以帝王所好的珍宝美女来自四方所献，不过只在于“快意当前”而已，秦的目标应该是“跨海内，制诸侯”，没有“术”怎么能成？没有人怎么能成？如果“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那就等于是损害自己、资助敌国的愚蠢举动，“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出发点是为秦国考虑的，就事论理，颇有气势，竟说服了秦王，撤除了已经颁发的“逐客令”。所以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有很大的说服力”。
毛泽东在评价此文之后，为什么又接着谈到“各国内部的关系”这一层意思上呢？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容易联想到这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史记》本传在引了《谏逐客书》之后，介绍了秦王重用李斯，废分封，设郡县，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终于实现了“并天下”的目标，统一了全国。
李斯是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协助秦王嬴政统一了天下，还建议焚书，统一文字，企图从思想领域保证秦帝国的长治久安。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大多出自李斯的主意。李斯不但是策划者，而且也是执行者。他从老师荀子那里学到的本事，全都运用到辅助秦始皇的实践当中去了。秦始皇没有李斯，能否最终统一全国，尚不能论定。李斯之功莫大焉！
正因如此，毛泽东于1964年8月30日谈话中说：“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
不久，毛泽东还谈到过这样的意思：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显然，毛泽东认为儒家中的右派是孔子、孟子。这种划分的依据在于，是“取法先王”还是“取法后王”，也就是说，是遵守祖宗成法还是创新变法。因为荀子的学说中汲取了法家的成分，李斯在实践上又体现了法家的精神，是“主张法后王”的，是“拥护秦始皇”统一事业的，干了一番前人没有干过的大事业，所以毛泽东要赞赏李斯和他的老师荀子。在毛泽东看来，“敢”字当头，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就是进步的；历史人物凡是这样做的，就应当大加肯定。
“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评贾谊《治安策》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鸟》二赋不阅。
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贾谊是西汉人，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闻名于世。汉文帝时，被召为博士，每次皇帝诏下让议论的问题，许多年长博士说不清楚的地方，年仅二十余岁的贾谊对答如流，才华出众。不到一年，汉文帝越级擢升他为太中大夫。
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提出改订历法、修正律令、制定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措施，遭到朝廷保守派权贵们的忌妒和毁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四年后，文帝召他回来，任文帝小儿子梁怀王太傅。贾谊虽经历了被贬黜的磨难，但他忧国忧民之心仍然很殷切，向文帝上了《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会以贾谊为例，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史专家，“英俊天才”。对贾谊33岁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毛泽东深表惋惜，曾赋诗感叹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顾名思义，它是贾谊为了汉帝国的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策略。
从汉高祖到汉文帝，西汉王朝经过将近40年的统治，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比较稳定，表面看是一片清平盛世。但是，目光如炬的贾谊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实际上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治安策》中开宗明义地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偏以疏举。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
贾谊对当朝权贵一味强调“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说法和做法，轻蔑地批评为“非愚则谀”；说自己“陈治安之策”的动机，是因为他认为“方今之势”，无异于“抱火厝（音cuò）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
在《治安策》中，贾谊为之痛哭的是：诸侯王各据一方，相继发生淮南（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的弟弟）、济北（济北王刘兴居，是汉文帝的侄子）之乱，企图夺取中央政权。贾谊从前朝历史和设置诸侯的沿革，分析了诸侯叛变的根源，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统治。
在《治安策》中，贾谊为之流涕的两件事是：其一，匈奴侵扰，虽封爵、和亲、馈赠金帛财物都不能缓和矛盾，边界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皇帝未予重视和解决；其二，皇帝软弱，对边界问题不敢碰硬，本来“德可远施，威可远加”，却搞得数百里外，匈奴肆虐，“威令不信”。因此，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严惩里通少数民族的官员。
在《治安策》中，贾谊为之长叹息的事是：其一，世风日趋侈靡，“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其二，秦朝“遗礼义，弃仁恩”，风气败坏，导致其加速灭亡。汉朝取得政权后，秦的“遗风余俗，犹尚未改”，而“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其三，对教育太子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贾谊建议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
贾谊在《治安策》中为之长叹息者本为六项，班固的《汉书》仅择其要保存了三项，其余内容已渺不可查。
《治安策》是贾谊深刻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地提出来的。它从历史到现实举出种种事例进行了分析，说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全篇文笔犀利，感情真挚。因此，毛泽东称赞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毛泽东评论《治安策》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做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这样，太子整天和正人君子在一起便不会变坏。这种把太子放进“玻璃罩”里的教育方法，必然造成太子丧失“免疫力”，很难达到贾谊所理想的教育效果。
而毛泽东一贯主张，年青一代要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毛泽东认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是以自己的这种思想观点，来衡量贾谊“论太子一节”的，所以说它“近于迂腐”。
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政治主张，未引起西汉统治阶级的重视，致使他壮志未酬身先死，成为千古遗恨。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毛泽东品马周上唐太宗书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重点地仔细阅读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尤其对《新唐书》所载马周在贞观十一年（637年）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
马周（601—648），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从小孤贫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他早年落泊，西游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常何是一介武夫，不通经史，但又任务在身，无奈之下，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条陈二十余事，件件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感到很奇怪，因为凭常何的才具是写不出这样的“上书”的。
唐太宗咨问起这件事时，诚实的常何坦陈非其所能，全由门客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见马周，“及谒见，与语甚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决定其在门下省当值。马周从此平步青云，很快跻身唐太宗的股肱之臣之列。常何因为发现人才，唐太宗赐帛三百匹以示奖励。
马周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朝散大夫、中书令、谏议大夫、吏部尚书等职，另兼任太子老师，可谓荣宠备至。
被毛泽东誉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的马周的那封上书，直陈己见，不事虚饰，其主要观点有：
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以史为鉴，认为夏、商及两汉分别延续数百年，皆因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而从魏晋到隋代，都不过几十年，“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马周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假若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三个大圈，以示此八字为其中要旨。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徭役相望，兄去弟还”，“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可谓神交古人，感慨系之。
其二，劝告唐太宗在百姓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种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观点，一生主张“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是很赞同的，所以他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认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贮积，但这种贮积要与民力相称。在民困未苏的时候，横征暴敛，只可能资寇。他以隋朝为例，隋朝建洛口仓，又在东都洛阳积布帛，结果大乱一来，前者为李密所有，后者为王世充所据。马周还强调，民众劳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遇上天灾边患，则最容易出现狡狯强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皇上晚食晏寝所能应付得了的。毛泽东在“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处逐字加了圈画，深表赞同。
其三，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不可对诸王“溺于私爱”，树置失所，而要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恩骄奢，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忌恨。马周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得出“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的论断。毛泽东对这句话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毛泽东在天头上连画三个圈，以示切要。
其四，建议唐太宗重视刺史、县令等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画。马周笔锋直指时弊，认为朝廷独重内官，而对刺史、县令等直接临民之官的选拔颇为草率，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因为任京官不称职而外放做刺史、县令。至于边远地区，刺史、县令的任用更是随意而为，真正“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这种重视基层政权建设的观点，非常符合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马周的“上书”切中要害，言之有物，于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唐太宗阅后“称善久之”，毛泽东读后赞赏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进一步发挥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对于马周的这封“上书”，毛泽东在极其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如“上书”中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毛泽东认为此种说法“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隋唐鼎革，人口锐减，但不至于减少到马周所说的十分之一，可见毛泽东读史时极善独立思考。
唐太宗评价马周说“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自己对马周“暂不见辄思之”。马周晚年患病，唐太宗“躬为调药”，传为千古佳话。《新唐书》的主修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附一赞语，感叹“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唐太宗“锐于立事”，而马周建言“皆切一时，以明佐圣”，君臣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但又说马周之才毕竟不及辅佐商代武丁王的傅说以及帮助周武王灭纣的吕望（姜子牙），所以后世对马周的事迹叙述不多。毛泽东不同意此种说法，批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此评可谓“一家之言”，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马周这类人物的偏爱。毛泽东历来认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原因在于这些人“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马周以一介草民而平步卿相，为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又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所以他格外欣赏。
马周早年嗜酒伤身，只活了48岁。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传》中就此批注了八个字：“饮酒过量，使不永年。”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毛泽东读朱敬则上武则天书
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毛泽东于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朱敬则（635—709），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出身名门望族，“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曾受到过唐高宗李治的召见和赏识，但因被人谗毁而未得到擢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朱敬则先后担任正谏大夫、冬官侍郎等职务，并监修国史。
一代女皇武则天执政之初，颇受朝野怨恨，加之帷幕不修，内心惧惶，为巩固政权，命人于朝堂安置铜匦，广开告密之门。同时任用来俊臣、索元礼、周兴等酷吏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宗室大臣，在朝野上下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有鉴于此，朱敬则上书武则天，提出“绝告密罗织之徒”，在政治上改弦易辙，“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开创礼乐教化的新气象。
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对于朱敬则上武则天的奏疏，浓圈密画，处处流露出赞赏之情。
朱敬则援引秦、汉之得失，说明在政策上“因时权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秦国在李斯当政时期推行法家理论，致力于富国强兵，以至屠灭诸侯，统一宇内，在当时是必要的，亦是有效的。然而，这毕竟属于“救弊之术”，不可行之于久远。秦国却不改故辙，“**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与之比较，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便听从叔孙通、陆贾等儒生的建议，“开王道，谋帝图”，从而奠定了西汉200多年的基业，此为“知变之善也”。据此，朱敬则建议武则天“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之泽……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对于这些话，毛泽东均加了圈画，并由此联想到西汉贾谊所写的《过秦论》，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毛泽东看来，朱敬则的主张与贾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朱敬则的上书还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与策略，充分考虑到了武则天的接受心理，体现了“顾全大局”、巧妙进谏的艺术。朱敬则未必完全赞同武则天掌权初期的那些做法，但他在上书中却说当时置铜匦、开告端使“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武则天“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算，入天人之秘术”，在这番铺垫后，朱敬则方才话锋一转：“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刍狗”乃无用之物，现今应该弃旧更新，转而实行宽恤之政。朱敬则以古论今，巧妙进谏，无怪乎武则天阅后“甚善之”。
武则天个性极强，她所尊重的大臣只有狄仁杰等很少一些人，因此向她进谏并非易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应当包括他懂得进谏策略这一层意思在内。因为毛泽东在读《明史》时曾说过：“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言下之意，进谏者选取适当的方式和策略才不至于事与愿违。
朱敬则为官清正，珍惜贤才。当时的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遭人诬陷，行将处死，“诸宰相无敢言者”，唯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为这两人申冤鸣屈，说他们“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魏元忠、张说终至免于一死，有赖于朱敬则的鼎力相助。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等奸臣媚权事贵，为武三思、苏味道等十八人绘《高士图》，想引诱朱敬则参与其事。但朱敬则“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若此”。公元706年，朱敬则受贬归乡，行李中“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毛泽东对这些传文都逐一加了旁圈，其敬重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评姚崇上唐玄宗书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对《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姚崇传》都读得十分仔细，在《新唐书·姚崇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曰：“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姚崇（650—721），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其父姚善意在贞观年间曾担任过都督一类的职务。姚崇早年应“下笔成章”举，文名远播，并五迁至夏官郎中。姚崇历事则天、中宗、睿宗、玄宗等皇帝，堪称“四朝元老”。到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其功业达到鼎盛，成为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代名相。
开元初年，唐玄宗务修德政，励精图治，准备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抓住皇帝锐于成事的心理，上书提出十条意见，以皇帝能否接受作为他是否出任宰相一职的条件。这十条意见是：
一、武后当政以来以峻法绳下，陛下能否做到“政先仁恕”？
二、朝廷与吐蕃作战，兵败青海，至今仍未有悔意，陛下能否做到“不幸边功”？
三、近来佞人触犯法网，皆以受宠得解，陛下能否做到“法行自近”，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
四、武后、韦后时期宦官干政，“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
五、宗室贵戚、公卿方镇等纷纷纳贡于上，陛下能否做到除“租赋外一绝之”？
六、外戚曾长期把持朝政，班序芜杂，以后能“戚属不任台省”否？
七、先皇帝侮辱大臣，有失君臣之礼，陛下能对臣下“接之以礼”乎？
八、燕钦融、韦月将等大臣以忠被罪，从此以后诤臣沮丧，陛下能让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乎？
九、武后、中宗先后造福先寺、玉真观等，费资巨万，陛下能做到杜绝“营造”否？
十、西汉因为吕禄、王莽、阎显、梁冀等外戚权臣乱天下，“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李隆基读了这份上书后说：“朕能行之。”于是，姚崇欣然赴命，出任宰相。
姚崇所提上述十条意见，总结了自唐初以来几代存在的主要弊端，有些意见相当尖锐。所以毛泽东称姚崇为“大政治家”，并在旁批中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