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粮企“走出去”，是时候了！
中国粮食安全必须坚持“立足国内生产，实现基本自给”的原则。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中！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社会繁荣和稳定就无从谈起，甚至连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有可能无法保障。而且，根据目前我国的粮食消费水平和世界粮食贸易规模，中国粮食自给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多消耗世界粮食贸易的两个百分点。如果中国更多地依靠粮食进口，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全球粮食“恐慌”，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借口。
再者，如果大量进口粮食，海运的成本和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此，立足国内的原则不仅是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的需要，在经济上也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则。
但在立足国内供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通过农业合作实施优势互补，增加和补充中国的粮食供应，不仅是必须，而且是必然的选择。
事实上，中国农业企业包括粮食企业已经开始尝试着“走出去”了。
目前，中国在俄罗斯、东南亚、中亚和拉美等地区先后建设了粮食、大豆等生产基地，以及橡胶、油棕、剑麻等稀缺资源开发基地；还在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建立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或基地；同主要国际农业和金融组织以及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农业科技交流和经济合作关系，并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60 个双边农业或渔业合作工作组。
在农业“走出去”过程中，农垦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农垦集团先后在非洲投资兴建7 个独资、合资和控股农业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拥有土地面积超过1.42 万公顷，总投资2.9 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中国农垦集团已连续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粮食、肉蛋及牛奶等农产品，是中国驻非洲最大且效益最好的农场。20 世纪60 年代初至80 年代中期，广东农垦承担了中国对越南、柬埔寨、马里、多哥等亚非十多个国家的二十多项援外任务，先后派出上百批技术专家队伍赴受援国进行项目勘察、设计、建设和技术经营指导。尤其是在80 年代中期至90 年代中期，广东农垦依托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独立租赁承包经营中国援外项目多哥阿尼耶制糖联合企业，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被国务院领导称为中国援外企业改革的成功典范。2004 年以来，广东农垦先后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进行乳品加工、橡胶生产等经营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另外，黑龙江农垦、海南农垦集团也在农业“走出去”方面取得了佳绩。
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走出去”的规模较小，产业层次还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较弱，海外农业开发的成功率还较低，农业“走出去”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很多制约因素。根据《20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0 年中国对外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流量5.3398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各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688.1 亿美元）的0.78% ；截至2010年末，中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6.1208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各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3172.1 亿美元）的0.82% ；2010 年，在1.6 万多家境外企业中，农林牧渔业企业占4.8%，在1.3 万家境内投资者中占3.6%。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很小，大约在1% 左右。目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大型农业企业，中小农业企业数量较少，农业企业单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平均只有几十万美元左右，与发达国家约600 万美元的平均规模相距甚远。
从流量上看，2010 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区域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东盟、欧盟、美国，分别占当年各经济主体中各行业总流量的31.8%、3.8%、0.2% 和0.1% ；从存量上看，也是这样一个顺序：俄罗斯、东盟、欧盟、美国，分别占当年各经济主体中各行业总存量的26.8%、3.7%、1.7% 和0.6%。这种目标区域分布也符合“走出去”由近及远的发展变动规律。
跬步虽小，其义乃大。中国粮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中国粮企保家卫国
1950 年，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朝鲜吃紧，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遭到严重威胁。出兵援朝成了当时中国的必然选择。
今天，为了应对全球粮食紧缺、粮价高昂，帮助发展中国家兄弟渡过粮食危机，也为了确保中国自己的粮食安全，中国有必要派出“志愿军”——中国粮食企业，走出门口，保家卫国！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说得好：“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实施中国特色的农业对外援助。”他还说，我们国家搞农业“走出去”应该有进一步的国际政治意义，到海外搞农业开发，援助亚非拉国家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保障它们的粮食安全。
将中国粮企“走出去”，与中国对外农业援助和合作相结合，应该上升为国家的一个总体战略。这个总体战略的内容应该是，根据国际粮食合作对象地区不同情况，确定中国与这些地方不同的农业援助与合作的领域和项目，努力提高它们的粮食自给水平和出口能力，以此提高全球粮食可供贸易总量和对华粮食出口水平，保证合作对象地区粮食安全和中国粮食进口安全。
此论基于两大依据：
其一，当今国际粮食贸易格局决定，只有提高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的缺粮国家的粮食供给水平，才是中国向国际市场寻求粮食调剂之正道。
中国之大，任何一种商品需求，都有可能给全球供给带来压力。而粮食，全球供给如此脆弱，粮价如此敏感，任何一个大一点的国际采购行为都有可能带来道德风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亚非拉贫穷国家的命运感同身受，帮助解决而不是增加它们的困难是理所当然之事。
而且，历史上和现实中，中国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兄弟诸多的政治、外交支持，中国理应站在它们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它们把饭碗端在它们自己手中，比任何口头上的支持都来得实在，来得必要。还有，援助亚非拉国家提高粮食自给能力，帮助有潜力的东欧南美国家提升粮食出口水平，也是对抗以美欧为首的粮食出口大国以及ABCD 四大国际粮企，以粮食为武器，讹诈和压榨缺粮国家的重要出路。只有控制在非跨国粮企手中的粮食多了，国际粮食供给才能得到真正的确保，国际粮价才不会被他人左右，世界粮食危机才能得到根本缓解。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国际粮食市场调剂粮食才不会成为敏感事件，也才能得到真正合乎“道德”的满足。
“走出去”，才能“保家卫家”，这是六十多年前人民志愿军用鲜血证明了的道理。今天的国际粮食安全领域，道理同样成立。
作为反证的情况是，现在中国在境外的农业投资处于镁光灯下。在巴西，由于有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土地收购、租赁“动作稍大”，有的巴西官员就已经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解释为“ 新殖民主义关系”；在澳大利亚，政府方面表示将严格审查外资对该国农村土地和农业食品生产的所有权。
有分析人士称，澳大利亚此举主要是针对来自中国、中东等国一些具有政府背景或者国家所有的企业收购该国的农业项目。而据报道，2012 年5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罗马会议上，讨论了一份名为《土地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的文件（以下简称《准则》）。该《准则》的核心内容在于提出各国应为土地使用权“提供保护措施”——“为可允许的土地交易规模设定上限，并在土地流转超过一定规模时，就此类流转应该如何得到批准进行调控，例如通过议会的批准”。据分析，该政策虽然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但也反映了中国农业“走出去”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在涉及土地交易的方面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中国如何在农企“走出去”过程中，充分展现自己的善意，受到投资对象国的欢迎而不是责难，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创新战略与思路、办法，将对外农业援助和合作与农企“走出去”相结合，真心实意地帮人家办点事情。
其二，中国对外农业援助和合作与农企“走出去”相结合的时机已经成熟。原因一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对外援助和合作力度逐渐加大，在对亚非拉经济援助和合作上异军突起，已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相互支持与帮助的重要力量。随着中非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对非援助项目和投资项目正在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以初级产品和加工贸易品为主的贸易格局正在被更加多样化的经济合作模式所取代。随着中非经济合作区的建立，中国对非投资开始从低端投资向高端投资领域发展，投资规模和技术含量都有了很大提升。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拓展的同时，双边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也随之提升。二是中国在对外农业援助和合作上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做法。从20 世纪50 年代至今，中国政府一共帮助62 个国家建成了农场、农业示范中心、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等农业项目212 个，派遣了五千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华培训受援国的农业部门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达到两万多名。中国农业企业已经成为承担对外农业援助和合作的重要载体。三是国家已在支持中国农企“走出去”上迈出坚实步伐。从2004 年开始，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对外发布《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2011 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又联合发布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引（2011）》，这些都为中国农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确定了鼓励的方向和重点。同时，中国有大量驻外机构、境外企业、银行分支机构，它们已经熟悉所在国的法律和商业规则，若通过它们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民族宗教等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评估，能为国内企业提供及时、准确、专业、权威的信息。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成为确保国际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在此过程中，中国自己粮食安全的外部环境将大大改善，国际粮食进口保障能力将大大提升，中国粮企也将因此力量增强，并开始打破以ABCD 为首的跨国粮企对全球粮食生产与贸易的垄断。
三、中国粮食安全领域“走出去”的应行之策中国粮食安全领域的“走出去”时机已经成熟，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有很多，主要是国家战略不清、支持政策不明、配套办法不够、农企力量不强、人才储备不足等方面。
首先，在对外农业援助和合作与农企“走出去”相结合问题上，国家尚未形成一个整体认识和战略。战略设计、政策协调、行动执行各个层面间相互脱节，部门之间认识不一致、政策不统一、措施不配套，使国家对外援助和合作与农企“走出去”难以结合，难以发挥整体效能，产生合力效应。此种情况的发生，其实只是中国对外援助和合作与农企“走出去”
情况的一个缩影，亟须由国务院牵头，协调外交、商务、农业、外汇、银行、保险等各部门、各方面力量，进行通盘研究、整体规划，配套解决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提高对此一“走出去”战略重要性的认识，既要把它当作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难得机会，又要当作推动中国农企“走出去”和成长的可靠抓手，还要将之视为确保中国粮食国际进口安全的战略举措，使中国农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以参与、支持国家对外援助和合作为切入口，少走弯路，迅速成长壮大起来。
在这方面，应该好好研究和学习日本的经验。日本虽然粮食自给率只有40%，但它通过政府、协力机构与大型商社的通力合作，在海外建立了众多的农业开发基地，保证日本国内所需粮食源源不断地进口。日本商社在巴西等国“落地生根”，注意与当地政府与民众的合作，开创了农企“走出去”的多赢模式，值得中国好好借鉴。
其次，中国农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动力不足，目标不明，实力不强，办法不多，人才不够。包括像中粮这样较有实力的央企，目前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国内，在产业布局、产业链打造、资本运作等方面动作频频，与跨国粮企斗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敢、不愿分心“走出去”，生怕自己前院未得，后院也不保。据了解，中粮集团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光是其大米部门就由几十号人的小部门，发展成为几千人的大部门，2012 年这一年之内在国内大米产区同时开建十几个20 万吨加工能力的米厂，发展速度惊人。但在国际农业和粮食投资界，人们却很少能看到中粮的身影。中粮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企业？在目前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农企中，实力不强，没有核心竞争力，缺少抗风险能力，海外投资与经营经验严重不足，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匮乏的情况非常普遍。它们不仅难以与四大跨国粮企相抗衡，自身生存都经常发生问题。一旦投资对象国政策有变，或自身资金周转不灵，马上就面临破产关门的境地。中国农企要真正大步“走出去”，需要国家多方面的扶持，包括资金、通道、技术、人员培训、风险指导、官方协调等的支持与配合。将农企“走出去”与国家对外农业援助和合作结合在一起，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解决之道。
目前，中国农业企业还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大部分企业经营实力比较弱，主要还是以贸易式模式“走出去”。今后要根据中国对外农业援助和合作领域的扩大、项目的增多，努力完善各类“走出去”的模式。首先，随着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程度的加深，中国农企遭遇到进口国贸易壁垒和反倾销等问题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要鼓励企业逐步完善贸易式“走出去”模式，使企业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其次，要鼓励采用投资方式“走出去”。特别要积极鼓励那些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专有技术和技能的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并相应地在信贷、税收和外汇上给予优惠。最后，要倡导“走出去”模式多样化。中国农业企业对外发展初期的业务方式是以农产品出口、对外劳务输出、建立营销渠道等为主，目前发展为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新建、并购、海外种植等）、境外农业资源开发、农业对外承包工程、农业对外劳务合作、设立境外研发中心、建立国际营销网络、提供境外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并举，相互促进。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企业要随着跨国经营经验的增加，适时地选择资源承诺更多、市场渗透更深、控制更强的跨越式“走出去”模式，形成一批有实力的农业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在中国农企“走出去”的地区选择上，国家要根据外交战略的需要及对外农业援助和合作发展领域和区域扩展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综合考虑目的地的农业资源状况、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粮食消费变化、生产状况和贸易状况，有针对性地投入援助和合作资源，引导企业“走出去”。
一是针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生产技术原始落后，农民商品意识差。粮食消费在人口增长拉动下增加迅速，粮食生产发展缓慢，粮食进口也因购买力差而发展缓慢，是全球粮食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该地区应该成为我农业援助的重点地区。国家在安排援助领域与项目和引导中国农企承接项目、进行投资时，应重点发展交通和灌溉等基础设施，推广廉价有效的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的商品意识。中国还可帮助对象国政府建立粮食储备制度，以应对突发性的粮食短缺。所获粮食应当就地消化。
二是针对东南亚、南亚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各个国家情况复杂多样，一般自然条件相对于中国优越，经济发展速度居全球中下水平，具有较发达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农民商品意识较高，崇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粮食消费居世界中下，且在缓慢提高，依靠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使其粮食生产居全球中等水平，粮食基本自给，自给率缓慢提高。国家在安排援助领域与项目和引导中国农企承接项目、进行投资时，主要要考虑帮助这些国家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灌溉、多熟制和等高耕作。中国可鼓励进口该地区所产棕油、天然橡胶、蔗糖以及胡椒等热带作物，并在东盟与中日韩（“10+3”）等框架内建立粮食安全信息网和大米储备库等机制，以应对该地区突发性的粮食危机。
三是针对北部非洲。该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主要表现为普遍缺水，靠石油经济拉动经济发展，大部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农民商品意识较高。
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拉动了消费的快速增加。粮食单产水平居中，但人均产量较低，粮食主要依赖进口，粮食自给率全球最低。国家在安排援助领域与项目和引导中国农企承接项目、进行投资时，应该帮助它们发展节水农业，充分开发利用水资源。中国可以尝试与这些国家进行“粮食换石油”
等的战略合作。
四是针对大洋洲国家。该地区人均农业自然资源丰富，主要国家经济发达，现代农业发达，人文条件优越。粮食人均消费量居全球中下，但增加迅速，受气候影响粮食生产波动剧烈，单产呈下降趋势，粮食自给率一直居全球最高，但受生产波动影响在迅速下降。国家在安排援助领域与项目和引导中国农企承接项目、进行投资时，应当在为该地区国家发展有效的灌溉设施，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争取更多投资机会，为中国增加肉类及奶类养殖业份额，满足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后的高端需求。
五是针对前苏联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农业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丰富，通过经济转型，经济发展由降转升，现代农业发达，人文条件优越。人均粮食消费居中，近年在逐步回升，粮食生产水平居中下，也在逐步回升，粮食贸易表现出色，粮食净出口增加迅速，自给率迅速提高，实现了从粮食净进口向净出口的跨越式转变。国家在安排援助领域与项目和引导中国农企承接项目、进行投资时，主要应为因地制宜帮助对象国，通过发展渠灌、井灌和滴灌，充分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采用等高耕作技术提高坡耕地的利用效率，推广地膜覆盖以增强农作物的抗旱抗寒能力，帮助这些国家稳定并扩大粮食生产、出口能力。中国应将这些国家视为潜在的粮食进口来源，寻求与它们签订粮食出口长期协议，确保小麦、玉米等粮食品种一定数量的进口额度。
六是针对中南美洲国家。中南美洲农业自然资源最丰富，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均居全球中上，多数国家教育水平较高，农民商品意识强，还发展了大型现代化农场。粮食消费居全球中上，粮食单产居全球中下，粮食贸易发展较快，粮食净出口增加迅速，自给率大大提高，实现了从粮食基本平衡向净出口的跨越式转变。国家在安排援助领域与项目和引导中国农企承接项目、进行投资时，应因地制宜帮助对象国发展灌溉，采用等高耕作技术提高坡耕地的利用效率，采用多熟农作制提高对热量条件的利用率。
中国还应与这些国家签订国家层面的农业投资保护协定，为中国农企的进入创造稳定、公平的投资环境，提高中国在该地区大豆等油料作物的生产、出口份额，降低中国对跨国粮企大豆的依赖，夺回大豆定价权，保障油料使用安全。
上述战略若加实施，则国际粮食市场无忧，中国粮食国际调剂无虞，中国农企海外大发展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