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菲律宾之痛：元首外交只为求购大米说起来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菲律宾，一个将近9000 万人口的国家，在东南亚地区人口并非最多。
它气候条件优越，特别适合稻米种植，著名的国际水稻研究所都设在它的境内。直到20 世纪80 年代，菲律宾还是稻米出口国。但正是从70 年代开始，菲律宾开始了其颇为自豪的“外向型工业化”进程，从开始时工业品只占全部出口额的7%，到21 世纪初占到了90%。骄傲的菲律宾人逐渐放任了本国的粮食生产。他们满足于年最高进口大米没超过220 万吨的状况，认为只要工业发展了，手里有钱了，靠进口大米也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但他们想错了。
第一个想错了的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在菲律宾大米生产的增长率维持在1.9% 的低水平上时，菲律宾人口增长却达到了年均2.36% 的水平，相应的粮食消费（主要是大米）需求上升——2006 年菲全国大米消费量都还只是1059 万吨，到2008 年却增加到了1205 万吨，增长速度不可谓不惊人。相应地，菲大米缺口不断加大，进口压力逐年增加。
第二个想错了的是，国际粮食市场特别是大米市场，并不是个容量很大的市场，一旦市场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价格随之飚升不说，即使有钱，还可能因为大米出口国的禁售而买不到。
2008 年的菲律宾就遇到了这样有钱也买不到大米的时候。元首外交，这个时候被迫用在了求购大米的事情上。
4 月的马尼拉，时任总统阿罗约着急上火。她到越南访问，要求越南承诺供应150 万吨大米，但越南只答应了100 万吨，其中还有70 万吨是去年已经签过合同的。没办法，又到柬埔寨寻找出路，紧接着又邀泰国总理访问，商谈6 月份泰国向菲输出大米。即使如此，阿罗约总统还保持了适当的风度。她安抚自己的百姓说:“政府从泰国进口大米，不是因为大米短缺，而是为了使大米价格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因为大米生产成本仍然略高于普通的菲律宾人所能够负担的水平。”
马尼拉街头的情形却不太给力。400 家国家粮食署授权出售大米的粮店，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排起了等着买米的长队。由于供应不足，国营粮店经常无米可卖，连续几个月来更是每周最多营业3 天。为防止抢购囤积，粮店从当年（2008 年）2 月起规定每人每天限购3 公斤，并靠在手指头上用墨水做标记杜绝重复排队。国营粮店出售的平价大米仍保持价格稳定，每公斤18.25 比索，约合人民币3.05 元，自由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则飙升了8 ～ 10 比索，最低也要卖到每公斤30 比索，有的甚至高达50 比索。为应对危机，政府宣布追加50 亿比索补贴稻农，希望此举能带动地方政府为水稻生产再投入320 亿比索，刺激国内稻米生产。
“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菲律宾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的“远水”
价格已经飞天。菲律宾4 月8 日宣布将进口100 万吨大米的时候，大米价格已经连续4 天破了纪录。芝加哥交易所大米涨到了每100 磅21.60 美元，比一年前的10.08 美元翻了一番还多。麻烦的是，菲律宾人急需大米，大米出口国方面却收紧了出口的米袋子。3 月27 日，国际米价标杆的泰国100%B 级大米出口报价由每吨580 美元上涨到了每吨760 美元，涨幅超过了30%，达到了20 年来的最高点。“米荒”一下子蔓延开来。3 月28 日，越南政府也表示将削减20% 的大米出口量，此前经过持续数月的价格上涨，大米的零售价已暴涨了六成。同一天，印度也宣布调整大米出口价，在3月27 日650 美元/ 吨的基础上，一次性提价350 美元/ 吨，增至1000 美元/ 吨，涨幅近五成。4 月1 日，印度政府再次宣布，将暂停出口大米以缓解国内米价高涨。如此算来，随着这些主要大米出口国大幅削减出口量，全球大米的供给少了1/3。恐慌于是进一步加剧。政府的紧张转化为种植者的惜售和商人的囤积行为，几种力量推波助澜，加剧了动**。
更有甚者，时任泰国总理沙阿又捡起柬埔寨首相洪森曾经提出“大米输出国联盟”的倡议来。2006 年，洪森提出，湄公河流域有能力出口大米的国家应该成立一个类似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所谓大米输出国组织，以帮助稳定全球的大米价格，以“大米欧佩克”对抗“原油欧佩克”。洪森此说道出了大米出口国的心声，却激起了像菲律宾这样的大米进口国的强烈反应。“米盟”一说再起，在菲政府口诛笔伐之时，菲律宾国内的投机商人却打起了挣取政府补贴的主意，把政府补贴的卖到贫困地区的粮食又运回了粮库，准备高价出售。这些投机行为一经曝光，更在菲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米价走向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菲政府被迫向全国派驻“大米警察”，强力打击囤积者，以确保大米供应的基本稳定。
国际市场粮食暴涨，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吞食长期轻农的恶果。虽然自然条件优越，但自20 世纪70 年代起即转向发展高价的外销型经济作物的菲律宾，在粮食生产部门未经土改的情况下，道路建设、农机、水利、作物改良、研发、推广等方面没有任何投入，农村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业生产力仅以每年1% 左右的幅度上升，1996 ～ 2000 年间的增长幅度甚至低于1%。随后菲律宾又在WTO 框架下开放市场，进一步打击了农业部门的生产力。相反，泰国则在1982 年制订了20 年农村发展计划，对农村实行连续性优惠政策，千方百计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泰国政府甚至还采取措施，直接干预国内市场，保住大米的竞争优势。在政府的长期扶持下，泰国终于成为举足轻重的大米出口国。
两相比较，在粮食问题上，泰国政府重视农业，不仅实现粮食自给，而且还成为大米出口国，而菲律宾政府在农业问题上无所作为，危机时人民的饭碗难保。粮食危机时国际市场靠不住，菲律宾政府应该吃一堑长一智！
二、被操纵的国际粮食贸易：还是以“大米危机”为例在正常年景下，国际粮食贸易并不会出太多问题，毕竟国际粮食供求在一定时间内相对是稳定的，即使有小的波动，无论是供应方还是需求方有一些量的变化，比如由于人口的增加而导致的需求增加，市场也能对此做出及时反应，增加供给以弥补需求，或以增减库存作为调节手段。国际粮食市场的动态平衡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怕的就是年景的不正常。
所谓的年景不正常，说的就是极端气候的出现导致粮食的大幅减产。
在当今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候变化频发的情况下，因为干旱、洪涝等天气突变带来的粮食减产、歉收的新闻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之上、饭桌之旁。
问题不在于这些异常天气所带来的实际减产数量——事实上，干旱或者洪灾过后，实际的减产数量往往低于当时“市场上”所预测的数量——问题在于，在当今粮食金融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粮企和金融寡头们太需要这些负面消息来搅动粮食市场的沉闷气氛，为粮价的上下波动创造由头，为它们买空卖空利润表增添亮丽的向上弧线了！
这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金融戏码，只是粮食供给国与需求国的政府和企业无意中、无奈下配合了人家的演出罢了。
还是以2008 年这次“大米危机”为例。
在再谈危机原因之前，先得介绍一下国际大米市场的基本格局。
很多人会想不到，全球年总产量达到3.5 亿到4 亿吨的大米，其贸易总量竟是如此之小，即使贸易量较多的1993—1994 年度，也只有0.1634亿吨，仅占该年世界大米产量3.6 亿吨的4.54%。随后几年，大米的贸易量虽有所增加，一度增长近一倍，但仍是国际粮食贸易中的小品种。而与大米贸易相关的国家数量也不多，大米出口控制在少数国家手中，进口国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亚、中东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孟加拉等国家。泰国、美国、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出口份额约占世界大米出口量的80%，20 世纪90 年代一些极端的年份，仅泰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就占到世界出口份额的将近一半。但美国大米品种多是中粒米或短粒米，只有日本人做寿司的时候才能用上，不符合大部分进口国的口味，在出口国中地位并不重要。现在，泰国、越南和印度则占到全球贸易量的60%，三个国家对世界米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排名第一二位的大米生产大国未必是出口大国，印度虽然以近亿吨的大米产量稳居世界第二大米生产国，但是其大米出口量也只排到第五六位。中国大米年产量1.8 亿吨，排名世界第一，但中国大米绝大多数用于自销，每年只出口上百万吨，加之一定量的进口，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用于贸易的总量偏小，参与大米的进出口国家不多，使得大米价格不波动则已，一波动就对一些国家带来伤筋动骨的疼痛。
一般认为，2008 年的“大米危机”有其“客观”原因，即全球大米价格确实有大涨的理由。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到2007 年7 月底，世界稻米储存量达7210 万吨，是自1984 年以来的最低点，全球库存消费比则创近年新低，达到16.9%，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安全线。再加上还有异常天气的诸多炒作因素，如，中国的冰灾和东南亚遭受的寒流，稻米生产受到了影响；美国南部的暴雨和洪水也使得2008 年的播种推迟了，头一年这个时候，美国6 个水稻种植州已经有21% 的稻田完成育秧，现在却只完成了11%。更可靠的炒作缘由是，全球大米产量呈现逐年小幅上涨趋势，2007 ～ 2008 年全球大米产量4.21 亿吨，消费量为4.24 亿吨，大米产不足需。于是，在小麦、玉米、大豆价格均已轮番上涨的情况下，大米价格飙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多米诺骨牌是先从印度倒下的。
早在2007 年3 月，因为感受到小麦价格的疯涨所带来的强大通胀压力，印度政府强行关闭了期货交易所小麦和大米两个品种的交易，三家交易所的小麦和大米品种只能平仓不能开仓。但政府此举并没有带来粮价的稳定，相反，一年之内，小麦价格上涨了180%，大豆价格涨了82%，最后轮到了大米价格的追涨。而在印度，通常是用大米出口来换取小麦进口的，因为通常情况下，1 公斤大米能换回来1.5 公斤小麦，但在国际小麦价格大涨，大米出口价与小麦进口价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印度大米价格也开始上涨。米价的上涨迫使政府一再对大米出口采取限制措施，从2007 年9 月，印度暂停大米出口，累计减少大米出口250 万吨。印度出口少了，寻求进口的国家只有在泰国和越南弥补供需缺口。越南拿不出更多的米，泰国几乎耗尽了库存。这就导致了国际大米危机的爆发。菲律宾人开始抢米，他们的总统被迫用元首外交来求购大米。
以上就是2008 年“大米危机”的来龙去脉。
富有戏剧性的是，正当国际大米价格飙升至20 年来的最高点时，美国《华尔街日报》发出警告，亚洲和非洲地区将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局面，进而引发这些地区国家的骚乱。此番警告被菲律宾媒体指责为，美国人的煽风点火加剧了危机。
在这件事上，菲律宾媒体的责难也许是对的。煸风点火、推波助澜、落井下石是美国金融寡头操纵下的美国媒体常干的事。但，美国人仅仅做了这一点点吗？
三、美国农业部报告：有形的数字操纵无形的市场2011 年7 月，中粮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费忠海对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6 月市场数据提出质疑， 2011 年，从6 月初到6 月末，美国农业部对美国玉米种植面积和库存量均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正”。公开数据显示，该机构于6 月3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美国玉米播种面积将达到9230 万英亩，比之前预期高出1.7% ；6 月初，美国玉米库存为36.7 亿蒲式耳，比上年同期减少15%。“这样的数据太不可思议了。在过去的两年内，美国农业部公布的农产品数据中，玉米的数据让所有的交易者感到像坐过山车一样。”费忠海如此评价国际农产品数据权威统计机构美国农业部的公开数据。他指责说：“美国农业部数据对我们这种研究者来说是一种侮辱，如果数据以这种方式公布，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就无法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可能造成极大损失。”
费忠海缘何有如此之论？他指出的仅仅是一个现象，还是在这个现象下面还有什么真相？
事实上，跟费忠海一样怀疑美国农业部用数据操纵市场的还大有人在。
我们先来说说农产品期货市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前，国际大宗商品包括农产品的定价主要有两种方式。对有着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一些大宗商品品种而言，其价格基本上由国际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来决定，比如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合约。对于还没有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而言，其价格基本上由该产品的主要卖家和主要买家每年谈判达成。现在，大宗农产品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主要参照或依据几家主要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因为期货价格被认为已经反映了影响价格的诸多因素，包括基本供需关系、地缘政治、突发事件、投机炒作等，所以完善的期货市场价格有很强的指导性，成了国际贸易的定价基准。比如，包括小麦、大豆、玉米等主要农产品的国际定价中心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这些农产品的现货及贸易价格均以其为基准。举例来说，中国某企业要买入巴西大豆，其最后成交价即为CBOT 的大豆期价，再加上一个升贴水（premium）。因此，谁能影响期货价格，谁就掌握了商品定价的主动权。
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才如此重视期货市场的发展，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生产商和贸易商（跨国粮企ABCD 既是生产商，又是贸易商）才如此关注和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国际游资更是把国际期货市场作为重要的投资、投机场所。
延伸阅读：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19 世纪初期，芝加哥是美国最知名的谷物交易集散地，随着谷物交易的不断集中和远期交易的出现和发展，1848 年，由82 家谷物交易商发起组建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该交易所成立后，对交易规则不断加以完善，于1865 年用标准的期货合约取代了远期合同，并实行了保证金制度。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除了提供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期货交易外，还为美国中长期政府债券、股票指数、市政债券指数、黄金和白银等提供期货市场，还提供农产品、金融和金属等期权交易。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期货价格，不仅成为美国农产品生产、加工的重要参考价格，而且成为全球农产品贸易的权威价格。
2006 年10 月17 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宣布合并，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衍生品交易集团，资产规模达到250 亿美元，交易品种涉及利率、外汇、农产品和工业品、能源以及天气指数等衍生品。2010 年，该集团涉及期货与期权交易31 亿笔，交易总值达到1000 万亿美元。
中国企业也在利用国际期货市场来进行关联商品的套期保值、风险规避，但在它们参与游戏之前，别人已经确定了游戏的规则。中国虽然是世界上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产品的最大生产国、消费国和重要的进出口国，但想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伸展自己的权利时，却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无力和无助。“中国需求”经常被炒作和狩猎。常常出现的状况是，中国买什么什么价格就涨得厉害，中国卖什么什么价格就跌得最凶。
所谓成熟的期货市场，其实就是个消息市。谁掌握了“权威消息”的发布权，谁就可能掌握期货价格的决定权。
这就是所谓的市场逻辑，冷峻而残酷。
在所有的“消息发布者”中，美国农业部占有最高端、最独特的位置。
一直以来，美国农业部（USDA）报告被市场看作权威指引，其对农产品价格的指导作用几乎没有人怀疑过。许多行业分析师们在分析、操作时都以它们的报告为准。在农产品期货市场中，也只有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定期报告能成为投资的风向标，不关注这样的报告，投资者也就没有了投资指引。这在全球农产品期货界几乎是无人不知的事实。美国农业部的农产品数据报告做得很细，包括每周/ 月制作、发布大豆、玉米、小麦、棉花等农产品的出口销售报告，每周/ 月上述农产品供需情况报告，还定期出台展望报告，对未来一定时期的美国农产品播种等情况进行预测。同时，美国农业部还对除美国外的国家进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预测并出台相应报告。由于报告数据并非完全由美国农业部自己制作，而是邀请外来人士独立、封闭、集中完成的，这也增添了报告的所谓“权威性”。 但就是这样貌似客观、中立的权威报告，却成了美国人“调控”农产品期货价格的锐器。在农产品行业，美国农业部通过它的报告，获取了几乎每个环节的绝对话语权和决定权，毫无疑问，它也间接获取了定价权。
叶黎玲在2009 年9 月23 日的《期货日报》上详细揭露了美国农业部为什么要用数据“调控”全球农产品市场以及是如何“调控”的。
在分析美国农业部的职能任务后，叶黎玲首先剖析了它的“调控”动因。
叶分析称，在美国，农业部是直接负责农产品出口促销的政府机构。它下属有各类国家股份公司，如农产品信贷公司、联邦机构和其他机构，集农业生产、农业生态、生活管理，以及农产品的国内外贸易于一身，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实行一体化管理。其中，最直接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就是负责农产品出口促销，也就是负责销售美国国内农产品。叶提出，如果确认了这一点，就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美国农业部发布数据的初衷至少需要达到顺利以及高价销售国内农产品的目的。
叶从大豆这个品种来分析美国农业部是如何达到其目的的。叶分析称，美国大豆一般在4 月底种植，9 月份开始收割上市，新年度大豆可能在8月份上市前就开始签订出口销售合同，而销售价格往往是通过CBOT 期货市场来确定，所以美国农业部8 月份公布的供需数据就异常关键。总结历年情况后叶发现，美国农业部8 月数据往往是利多期货价格的。由于8 月份是大豆生长的关键期——灌浆期，这时候天气对大豆的生长异常关键，可以炒作的题材很多，比如亚洲锈病孢子、美国干旱、后期霜冻等。所以美国农业部在8 月份调低单产和产量的做法是冠冕堂皇的。美国农业部依靠调低对新年度期末结转库存的预测，间接拉动价格，为美国大豆高价出口打下伏笔。
对价格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期末结转库存数据，叶研究后发现，在最近7 年中，除了2004 年，其他6 年期末库存预测数据8 月份预测都较7月份减少。其中2002 年减少幅度最大，从627 万吨减少到421 万吨。而期末库存的减少主要就是通过变动产量来达到。分析最近8 个年度美国农业部8 月报告对产量的调节后发现，除了2007/2008 年没有变动和2003/2004 年缺乏数据以外，其他6 个年度8 月份都调低了预测，而在9、10 月份往往再进行上调。比如在2002 年，产量预测减少幅度达到8%, 从7784 万吨减少到7153 万吨。另外，产量变动，在8 月份一般主要针对单产变动，对面积的变动相对较少，比如在2008/2009 年度单产小幅下降0.9%,在2006/2007 年，单产从40.7 蒲式耳/ 英亩减少到39.6 蒲式耳/ 英亩，减少幅度达到2.7%。叶指出，在美国农业部如此调整预测数据后，期货市场确实应“声”变化，CBOT 大豆市场往往在8 月份不是迎来反弹就是延续上涨。比如在2008 年，CBOT 大豆期货在7 月份迎来了历史性的高点后下跌，而美国农业部8 月12 日公布的月度报告则使行情止跌反弹，8月报告配合后期天气的炒作使CBOT 大豆11 月合约价格从1116 美分上涨到1374 美分，反弹幅度达到17%。叶黎玲由此指陈，美国农业部在玩弄数字预测和其后的修正戏码，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美国的大豆卖一个好价钱！
美国人喜欢用数据说话。现在的数据表明：美国人的数据是跟着它的利益走的！中粮费忠海的指责是有道理的。
还记得中国的“大豆危机”吗？当年美国人就是用其农业部调低了大豆预测产量的数据，引导中国豆企在CBOT 期货市场上大量吃进美国高价大豆后，再通过数据的修正，使中国豆企成本高昂、纷纷破产，从而被美国跨国粮企全面收购，使得中国大豆产业全面沦丧的！
这就是美国政府与跨国粮企、金融寡头合谋主导下的国际粮食市场。
寻求从这个市场上调剂粮食无异于自我上套。
国人当警惕，国企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