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种税制的实行扩展到帝国所属各殖民地，其究竟能带来多少收入总额，想要获得相当准确的数字，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国通过这一税制，每年对不到800万的人口，可获得1000多万英镑的收入。爱尔兰的人民，有200万以上。据一份在美洲国会提出的报告统计，美洲十二同盟州的人民，有300万以上。然而这种报告，恐不免有些夸张，借以鼓励其国民，或威吓英国公民。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定：英国、北美洲及西印度各殖民地人民，合计不过300万，欧洲美洲的全部帝国人民，合计不过1300万。如果这种征税制度，对于800万以下的居民，能征收1000万镑以上的税，那么，对于1300万居民，就应当征收1625万镑以上的税。在这一假定即将获得的收入中，必须减去爱尔兰等各殖民地通常为孝敬他们的政府所负担的经费开支而征收的款额。爱尔兰的行政费用，以及军费连同公债利息，按1775年3月以前的两个年度平均计算，每年还不到75万英镑。根据最准确的计算，美洲及西印度主要殖民地收入在当前骚乱开始以前，共计达14万1800英镑。不过这个计算的结果，不包括马里兰、北卡罗林那以及英国最近在大陆和岛屿方面所获得的领地的收入。这省略的结果，恐怕有三四万镑的出入为了简明易懂，姑且假定爱尔兰及各殖民地开支行政费所必要的收入为100万镑。在1625万镑中，减除这100万镑，尚剩有1525万镑，可供帝国开支一般性费用及偿付公债利息。但是如果以英国现在的收入，在和平时期节约出100万英镑用以偿还公债，则在此增加的收入中，就不难节约625万镑下来，偿还公债。况且，这样一大笔减债基金，由于以往各年度的公债利息都是前一年先支付的，所以还可以逐年增加。减债基金这样急速地增加，在几年之内，就足够偿还全部公债，并完全恢复现在趋于消沉憔悴的帝国活力。与此同时，人民亦可从若干负担最重的赋税，即生活必需品税或制造原料税中摆脱出来。于是，劳动人民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力，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将其生产的产品提供给市场。既然价格低廉，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结果是对生产该产品劳动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劳动需求增加，劳动人口的数量也就增加，他们的生活境遇也会随之得以改善。这样一来，他们的消费也会增长，对他们消费所有商品的征税收入，也会增加。
然而，由这种征税制度获得的收入，并不会立刻随纳税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对于帝国领地内以前从未负担任何税收，现在刚开始实行税制的殖民地，在一段时间内应放宽要求，即要求各殖民地尽量严格地依法征税，但不在所有地方都要求按照纳税人数的比例获得相应的税收收入。因为，在相对贫瘠的地区，需要付关税和国产税的消费商品相对较少；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走私的机会又非常多。苏格兰的下层人民，很少引用麦芽饮料。若麦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国产税收入，是按人民人数及税率（由于麦芽品质的差异，麦芽税税率英国与苏格兰不同）比例计算，苏格兰一定会比英国少得多。至于这些部分的国产税，漏税的情况在这两国不相上下。对酿造所征收的税和大部分关税，若按人口比例征收，苏格兰的收入要比英国少很多，这不仅仅因为应缴税的商品在苏格兰的消费比较少，而且在英国走私非常便利。爱尔兰的下层阶层人民，较苏格兰更为贫困，而爱尔兰大部分地方的人口，则与苏格兰同样稀少。因此，按人口比例计算，爱尔兰应缴税商品的消费，比苏格兰更少，而走私的容易，则几乎与苏格兰相同。在美洲和西印度地区，哪怕最下等白人的生活处境也比英国同一阶层的生活境遇要好得多。他们对通常喜爱享用的所有奢侈品消费，要比英国同一阶层所消费的多得多。当然，美洲大陆南部各殖民地及西印度群岛的居民绝大多数是黑人，由于他们现在还是奴隶，其生存状况比英国或苏格兰最下层人的生活状况更差。但是我们不可以以此为根据，就猜测他们比英国最下层人吃得更差，只能消费轻税商品。为了使他们好好工作，主人会使他们吃得好，把他们照料好，正如为了好好喂养为他们耕地的畜生一样。无论在哪里，黑人几乎与白人一样有甜酒、蜜糖及真枞酒，即使对这些食品也应缴纳一定的税费，但是这些配给是不会因此而取消的。所以，若按居民人口比例计算，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对应税商品的消费，恐怕不亚于在英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当然，按照国土面积计算的话，美洲居民比爱尔兰或英国还要少得多，因此在那里走私的机会要大得多。但如果把现在对麦芽及麦芽饮料所征收的个税变为单一的麦芽税，则国产税最重要的部分则几乎没有逃税的可能。如果把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代替为只对用途最广，消费最多的少数商品征收关税，并且这些关税都按国产税法进行征收，那么尽管走私的机会仍无法杜绝，但是会大大减少。显然，经过关税和国产税这两种非常简单和易于操作的改革，按消费比例计算，哪怕在人口最稀少的地方也会获得与目前人口最密集地区一样多的收入。从这种估计必须做出的一些扣除， 会由少数修改造成的收入增加来弥补。
据说，在美洲没有金币或银币，所有的内地交易都是以纸币进行的。偶尔也会有金银交易，但是因为需要购买英国的商品而最终又流往英国了。由于没有金银，无法进行征税。既然英国已经拥有了他们的全部金银，那怎么还能再继续索取他们没有的东西呢？
然而，美洲的金银缺少，并不是由于那个地方贫瘠，也不是由于当地人没有能力购买这些贵金属。与英国相比，那里的劳动工资很高，而食品价格则非常低廉，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有必要购买金银，那么他们是肯定有能力购买的。因此，这些金属的稀少，是他们自动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形势所迫。这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结果。
正是因为有国内贸易和进出口贸易，才使得金币或银币成为必要或便利的货币。
本书第二篇说过，至少在和平时期，各国的国内贸易，使用纸币和金银币，便利程度相差无几。美洲人总是把很容易获得的较多资本用于土地改良上以获利。因此，他们宁愿把从生产品中尽力节省下来的资本（购买这些金属的必要资本），去购买生产用具、衣料、家具及开垦农作所必需的铁制农具等。换而言之，不购入死的资本，而只购入活的生产资料。殖民地政府发现，给人们提供足够或更多用于国内交易流通的纸币，对政府有利。在这些政府中，尤其是宾夕法尼亚政府，以几厘的利息把纸币贷与人们，由此获得一项新的收入。其他如马萨诸塞政府，一有急需，便发行纸币，以支付国家费用。往后，在方便的时候，以逐渐下跌的市场价回购纸币。1747年，该殖民地即依照此种方法，以相当于其所发行纸币十分之一的款，偿还其大部分的公债。节省国内交易使用金银费用的做法，方便了殖民地人民；而提供给其人民一种媒介物，尽管会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是因此节省下来的费用也给殖民地政府带来了利益。纸币过于盛行，势必会把金银驱逐出殖民地国内贸易领域。因为纸币过多，曾把金银驱逐出了英国大部分国内贸易领域。在这两国，纸币过多，不是因为人民的贫乏，而是他们的企业精神和计划精神，希望把所有资本都用在积极的生产性资本上。纸币进行国内贸易对美洲人更为方便。
在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进行的对外贸易中，所使用金银的多少视需求量而定。在不需要使用金银的场合，金银很少见到；而在需要使用金银的场合，一般总会有金银现身。
在英国与以产烟殖民地之间进行的贸易中，英国货物通常以长期信用的方式先行赊给殖民地的人，然后再以同等价值的烟草支付。以烟草支付，不以金银支付，对殖民地人民，比较便利。不付金银，而付以商人碰巧正在经营的他种货物，对于任何商人来说都更为便利。这样商人就不必为了临时的需要，在他营业资本中划出一定额现金作为预留。他可以在仓库或店铺中储存较大量的货物，或者扩大营业范围。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与其往来的客户会认为他以他所经营的货物来进行支付是便利的。不过，和弗吉尼亚及马里兰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却碰巧都觉得对于卖给这些殖民地的货物，以取烟草为酬比取金银来得便利。他们可从烟草牟取利润，而不能从金银得到何等利润。因此，在英国与此等产烟殖民地间进行的贸易中很少用到金银。马里兰及弗吉尼亚的商人无论在国内贸易或是国际贸易中，都几乎没有使用金银的必要。所以它们所拥有的金银，据说比美洲其他任何殖民地都少。然而，就繁荣程度来说，不比任何其他邻近的殖民地差。
在北部各殖民地，即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新英国四州等地，出口到英国的商品价值，与他们为了自己使用而从英国进口的商品的价值及为其他殖民地而进口的商品（他们扮演运输员的角色）价值不相等，因此，这中间的差额就需要以金钱的形式支付给英国，通常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北部各殖民地一般感到必须有金银币去支付与英国贸易的差额。
产砂糖的各殖民地每年出口到英国的农产品价值，比他们从英国进口的所有货物价值的总额要大得多。如果必须为这些殖民地送往英国的砂糖及甜酒支付资金，那么英国每年就不得不为此支付巨额的差额资金。于是，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就会如某些政治家所说，成为极端不利的贸易。但事实是，很多产糖农场的所有者，都居住在英国。他们的地租，都是以他们自己农场出产的农产品，即砂糖和甜酒，缴纳给殖民地政府的。西印度群岛商人为自己在这些殖民地购入的砂糖及甜酒的价值，亦比他们每年在那里卖掉的货物的价值小。因此，这个差额就必须以金银的形式支付给他们，他们通常也是这样做的。食糖殖民地常常感到必须有金银币去支付对英国的贸易差额，这种差额是由于不住在当地产生的。
各殖民地支付英国欠款的困难程度和拖欠程度，是不能以各自应付所欠金额的大小来评估的。通常北部殖民地要把相当大的贸易差额支付给英国，而产烟殖民地则不支付或少量支付他们之间的贸易差额。但是，一般而言，前者总能按期支付，而后者却不能按期支付。英国向各产糖殖民地收取货款的困难程度不是与各殖民地应付差额的大小成比例，而与它们所含荒地面积的大小成比例。荒地面积越大，殖民地人民从事超过他们自己资力所能经营的生意即开荒垦殖的动力越大，他们就越难付还欠债。反之，荒地面积越小，结果正相反。正因如此，与那些土地已完全耕种多年，只有很少余地可供投机的小岛，如巴道斯、安提瓜及圣克利斯托福等岛相比，尚存有极多荒地的牙买加这个大岛，其付款就充满不规律性和不确定性。最近格伦纳达、托巴戈、圣文逊特及多米尼加的收归，给这类投机开辟了新天地；而这些岛屿最近付款的不规律与不确定，与牙买加这个大岛没有两样。困难不和所欠多少成比例。
因此，对于大部分殖民地来说，金银币收入的稀少并不是因为贫瘠。他们对活的生产资本需求巨大，而拥有死的资本越少越好。正是这种原因，使得他们愿意转向一种更为廉价的交易媒介，而不是金银。从而，他们把一部分金银的价值转用在生产用具、衣料、家具及开垦农田所必需的铁制农具上。在那些非金银货币不能完成的交易部分，它们通常总能找到必要的金银以供使用。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也不是贫乏的结果，而是由于他们从事不必要和规模过大的经营所致。他们不能按时偿还债务，不是因为贫瘠，而是因为太过希望发财了，尽管殖民地的税收大多数需上缴英国，除了用于支付当地行政费用和军事设施费用的开支，但是它们仍然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所需的金银。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把购买活的生产性资本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转购死的资本。为了进行国内交易，不得不舍弃廉价的交易媒介，而使用昂贵的交易媒介，而购买这一昂贵交易媒介的费用可能多多少少抑制了它们对于改良土地的过度冒险心理与进取心，但是美洲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需要换成金银送往英国。这些收入可以以汇票的形式汇寄至英国。这些汇票是向曾委任代售美洲剩余产品的特定英国商人或公司开出，并由其承担兑现。这些商人或公司收到等值货物之后，即按票面金额以货币把美洲的收入缴纳国库。这一来，美洲无需为此输出一盎司的金银就可完成所有业务。困难是由于不必要的和过度的企业精神产生的。
爱尔兰和美洲应该为英国偿还公债做贡献，这并不公平。英国的公债，本是为了支持由革命建立的政府所借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爱尔兰的新教徒才能在本国享有现在所享有的所有权利。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财产，乃至他们的宗教，才得以被保护。美洲若干殖民地，也有赖于这个政府，才有其现在的租令特许，和现在的宪法。美洲所有殖民地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安全和财产，也是依靠这个政府。为了防御而借的公债，不仅仅为了保护英国，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英国的所有属地。特别是最近战争中所借的巨额公债，以及前一战争中所借大部分公债，其本来的用途，都是为了保护美洲。
爱尔兰归并于英，除享有自由贸易的利益外，还会获得其他重要得多的利益，这些利益补偿因其归属而产生的赋税绰绰有余。苏格兰归并于英国后，一直被贵族压迫的中下层阶级人民获得了完全解放。贵族权力在爱尔兰，压迫更甚，受其害者也更多，如与英国合并，人民大部分会同样从贵族压迫之下得到解放。不同于苏格兰贵族，爱尔兰贵族的形成，不是由于门第财产那些自然的、可尊重的差别，而是基于所有差别中最可憎的，即宗教的偏见及政治的偏见。这种差别比其他任何差别都更能助长压迫阶层的傲慢和被压迫阶层的憎恨和愤怒，使得同国居民间相互怀抱的敌意，大于异国人民间相互怀抱的敌意。假使爱尔兰不归并于英国，其居民在今后数十数百年间，也不会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合并会使爱尔兰摆脱由宗教和政治偏见所建立的压迫性贵族政治。
在美洲各殖民地，从无专横贵族存在。然而即使他们与英国合并，在幸福与安定方面，也只会受益。至少，他们可以从此免去在小民主政体下必然会发生的充满敌意的党争。而这一党争，往往会以类似民主的形式，分裂人民之间的感情，并扰乱其政府的安定。如果美洲与英国完全脱离干系——除非以这种合并去防止，否则似乎很可能发生——那么，党争一定会比以前激烈10倍。在目前的扰乱开始以前，宗主国的强大压力，往往能抑制党争，使其不至于发展成野蛮的行为和侮辱。假设没有这种强大压力，那么这些党争很快就会变成因暴力而造成的流血惨案。在所有统一于一个政府的大国里，党派的精神通常对帝国中心地域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偏远地区的影响。与首都地理上的远离，与党派和野心争斗的漩涡中心较远，这使得他们对各个敌对党派所持的见解会采取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对各党派的所作所为也会保持一种旁观者清的公正见解。就目前来看，在苏格兰的党争，不像在英国的党争那样激烈；如果实现合并的话，爱尔兰的党争大概会比苏格兰的党争要缓和一些；至于美洲各殖民地，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英帝国任何属地都看不到的一团和气的和谐景象。诚然，实现合并以后，爱尔兰及美洲各殖民地不免要支付比现在更沉重的赋税。但是，如果能自觉忠实地把国家收入用于偿还公债，英国的国家收入不久就会缩减至只够维持和平时期支出的资金水平，现在大部分的赋税，也不至于要继续征收下去。殖民地会摆脱仇恨的党派斗争，这在和英国分离时会导致流血。
东印度公司获得的领土，无疑是属于国王的，也就是属于英国国家与人民的。这些领土，可能成为英国收入的另一个来源，这来源也许比上述各收入来源还要充足。据说那些地方的土地更肥沃，面积更广阔，而究其土地面积与英国相比较，人口更富裕，人口密度更大。因此，要从那里获得大笔收入，大概无需另征新税，那里的赋税已经足够甚至高于赋税的标准了。最合适的做法是，与其增加那些不幸人们的赋税，不如降低其税收负担；与其增设新税以增加收入，不如防止大部分已收到的赋税的挪用和滥用。东印度由于较轻的赋税和较少的腐败行政可能提供甚至更大的税收增加额。
如果英国无法从上述源泉中大幅获得更多资金，那么对于他来说，可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开支。英国在征税方法上，在国家收入的开支方法上，仍有改进余地，不过与其他邻国相比，无疑还算是节俭的。英国为了防御，和平时期的国防军事支出，比想要与它在财富和实力上相抗衡的其他欧洲任何国家的军事支出都要少。所以想在这个项目上节省费用，似乎不可能。在眼下骚乱开始之前，英国花费在美洲各殖民地和平时期的建设费用过于庞大，如果不能从这些殖民地获得任何收入的话，这笔费用无疑需要节省下来。尽管这些殖民地在和平时期的经常性费用很大，但是与英国为防御这些殖民地在战时所耗费的资金相比缺失微乎其微的。前面已经说过，英国为完全保障殖民地而发生的最近的战争，共耗费9000万英镑以上。主要为保障殖民地的1739年西班牙战争，及由此次战争结果引起的法兰西战争，开销在4000万镑以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当然应由各殖民地负担。在这两次战争上，英国为各殖民地所耗费的资金，大大超过前一次战争开始以前英国所负公债总额2倍以上。如果没有这几次战争，当时的公债，有可能完全偿还。如果不是为了这些殖民地，前一次战争，也许不至于会发生；后一次战争，则一定不会发生。英国支出了这么大的费用，就因为它认为这些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省份。然而，对于维持帝国这些既未能提供财力，又未能提供武力的地方，决不能视其为省份。它们也许可以算是附属于帝国的一种华丽壮阔的装饰吧。但帝国如果不能应付这笔装饰费用，就应当尽早抛弃它们；如果不能按照其支出的比例而增加收入，至少应当量力而行。要是各殖民地拒绝纳税，却仍视为英帝国的省份，那未来保卫殖民地的战争，恐怕不免还要耗去英国以前几次战争那么多的费用。百余年来，英国统治者曾以本国在大西洋西岸保有一个巨大帝国的幻想，使其人民引以为豪。然而这一个帝国，至今为止仍只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不是帝国，只是建立帝国的计划；不是金矿，只是开发金矿的计划。这计划，在过去以至现在，已使英国耗费得太多了，如果今后仍继续耗费下去，将来费用一定极其浩大，而且得不到一点好处。这是因为，如前面说过，殖民地贸易垄断的结果，只会损害人民的利益而没有一点帮助。现在，英国统治者该是实现自己也许还有他们的人民一直以来深陷其中的黄金梦的时候了。如其不能，就应该自己趁早从那梦中醒过来，并使人民也醒过来。如果这个计划无法实现，那实在应该趁早放弃。如果英帝国的任何省份，不能对全帝国的维持有所贡献，英国就该摆脱为防御那省份而支出的战争费用，摆脱任何维持和平时期的行政开支或军事设施的费用，并努力使对未来的展望和计划适应其实际情况。如果不能使收入增加，英国就应通过摆脱平时和战时维持殖民地的费用来减少支出。
序言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就是他们每年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原始基金的源泉;这些消费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就是这种劳动的直接产物,或者是用这种直接产物从其他国家交换而来的产品。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国家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供应状况,是受这种直接产物或用它来换取的产品与消费它们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影响的。
不过这个比例,在每个国家中必然会受到两种情况的影响:(一)国民在劳动过程中通常使用的劳动技巧,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和判断力;(二)从事有用劳动与非有用劳动的人数之间的比例。不论一个国家的土壤、气候以及国土面积状况如何，在特定的情况下，该国的年供给是充裕还是匮乏肯定都是取决于上述两种情况的。
而相较于第二种情况，供给的充裕还是匮乏更多的是取决于第一种情况的。在未开化的捕鱼和狩猎国家中，任何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多多少少都在从事着有用的劳动，而且总是竭尽全力，为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庭或者部落中的老人、儿童等（即那些丧失或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提供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然而这些国家往往都是极端穷困，生活相对悲惨，他们时常因为物质匮乏，而不得不直接杀死幼儿、老人以及那些慢性病人，或者是遗弃他们，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相反，在那些文明繁盛的国家里，许多根本不劳动的人所消费的劳动产物却时常10倍或者100倍于从事劳动者消费的。不过，整个社会的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以致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充足的供应。即便是最低级最贫困的劳动者，只要勤俭节约，能够享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将比任何一个野蛮人可以获得的要多得多。
本书第一篇所要探讨的主题便是：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改进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物在社会不同阶级人们之间分配的自然顺序。
不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通常使用的劳动技巧，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状况如何，在国家持续的发展进程中，其供给的充裕与匮乏还是取决于国民中从事有用劳动和非有用劳动人数之间的比例的。而在任何地方，这个从事有用劳动和非有用劳动人数都是与用来推动他们工作的资本数量以及资本运用方式成比例的。
因此，本书第二篇所要探讨的便是：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累积的方式以及资本运行的方式是如何把不同数量的劳动投入运转的。
在劳动技巧、熟练程度以及判断力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国家里，在劳动运用中对劳动的管理和指导都遵循着极不相同的原则；然而对于增加一国劳动生产物来说，这些原则并不都是同样有利的。有些国家的政策对于农业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而有些国家的政策则对于城镇产业特别有利，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策是能够既有利于农业又有利于城镇产业的。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的政策，通常都是更有利于手工业、制造业和商业，而不是农业；即对于推动城镇劳动力的发展是大大超过对于农业劳动力的发展的。第三篇所要探讨的便是：提出和确立这种政策的各种有关条件。
虽然这些不同的原则最初或许是某些特定阶层的人出于私利和偏见所提出的，完全不会考虑到或预见到它们对于社会公共福利的影响，然而它们却导致了各种极其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其中的某些理论特别推崇城镇产业的发展，而某些理论则特别推崇农村产业的发展。所有这些理论，不仅对于学者，甚至对于君主和主权国家的公共行为，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而本书第四篇所要探讨的便是:上述理论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以及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为人民提供年消费的那些资源的性质，是本书前四篇探讨和说明的主要对象。最后一篇也就是第五篇所要探讨的则是：君主和国家的收入。
在这一篇中，我将竭尽所能说明:(一)什么是君主和国家的必要开支，其中的哪些部分应由全社会共同负担，哪些部分应由社会的某一特殊部分，或社会的某些特殊成员来负担；（二）整个社会可以用什么不同的方式来负担整个社会的开支，以及各种不同方式的主要利弊；（三）什么促使了几乎所有现代国家以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发行公债，以及这种公债对于社会的实际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产生了何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