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的思想建构有效地阻止了汉初儒学独尊的思想倾向，但在另一方面则又开启了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黄老学说一度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黄老学是汉初社会特殊的文化现象，自从司马迁《史记》著录这一文化现象后，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限于资料的不完整，特别是黄老学的相关著作的基本丢失，人们对黄老学之在汉代的实际情况及其实际影响力缺乏真切的理解，故而或语焉不详，或不免多为推测之辞。近年来，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发现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黄老学和汉初社会的内在关联又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普遍相信黄老学是汉初几十年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说，汉初经济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归之于黄老学指导下的无为政治。就其原则而言，这种说法或许不错，但其对黄老学的实际影响力则未免估计过高。[1]
黄老学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简称。它们或许都出现在先秦时期，但二者的结合应当很晚，因为《庄子·天下篇》在评述先秦学术大势时，仅仅评述过老子其人其说，而并未涉及到黄帝之学。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庄子》在评述老子之学时，将之与关尹的学说相连属，而没有黄、老相比的痕迹。他称颂关、老以“太一”为核心，虚怀若谷，能让人，能容物，虽委曲求全，但不削于人，澹然独与神明居。其学其说虽未能达到至高的境界，但也毕竟称得上古之伟大的真人了。[2]依此反观汉代几位号称尊奉黄老的人物，如曹参、窦太后、汲黯等等，他们除了仅得老学的皮毛外，其精神修炼的程度似乎还差得很远。
当然，《庄子·天下篇》没有评述黄帝之学，并不意味着黄学在先秦时代并不存在。事实上，通观《庄子》全书，也多次提及黄帝其人，有的地方似乎也足以显示黄帝的思想倾向，只是没有与老学相连属而已。由此我们相信，在先秦时期，黄是黄，老是老，二者之间的界限虽不甚分明，但它们并没有合一则似为事实。
黄老合称，首见于《史记》。不过《史记》对黄老的源流及其分野的辨别并不明晰。司马迁写道：“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3]言下之意，老学与儒学相对。
至于黄学，《史记》中几乎从未单独提及，每每与老学合而论之，所述较详且为历代学者所重视的首推这段话：“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丈上人，不知其所出。河丈上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暇公，乐暇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4]将黄老学源流变迁作了一个颇为含糊的交代。
事实上，黄老的结合应当是很晚的事。因为不仅在战国末年及秦王朝统治的那些岁月里，我们尚找不到黄老学派活动的丝毫痕迹，即使在汉王朝建立之后的若干年里，似乎也不存在黄老学派的活动。我们知道，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刘邦，不仅对儒家学说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而且似乎对所有的既成学说都不屑一顾。他只是出于极为现实的功利主义的原则，才不得不接受叔孙通、陆贾诸人的忠告，对儒家学说表示出一些必要的和适度的尊重。在汉初诸帝中，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尊奉黄老学的是景帝[5]，不过那也是因为他的母亲窦太后强迫之故。“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6]值得注意的是，在景帝被迫接受的教育中，也仅读《老子》，而未涉及黄帝的什么书，似乎黄帝学一如先前，仅是一种信仰，并没有什么著作。
窦太后确实是有汉一代诸皇后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皇后之一，她对黄老学的偏爱当然要影响到汉代的政治。不过，由于汉初鉴于诸吕之乱的教训，皇后们的政治影响力甚为有限，而且窦太后因眼疾失明，在客观上也必然为其活动带来明显的不便。她在汉初政治中开始发挥作用，那还是文帝去世之后，即公元前157年之后。此时距汉王朝的建立已有半个世纪之久。
在汉初诸功臣将相中，对黄老的尊奉也相当晚。高祖刘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7]这些第一代权臣们似乎尚无暇眷顾什么黄学与老学。
如果不是牵强附会的话，我们应当承认，汉初位至将相而又尊奉黄老的仅有曹参、陈平二人。而且，他们尊奉黄老的这一动向又和汉初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并非完全出于内心的真诚爱好与信仰。
曹、陈二人都是刘邦的重要谋士或重要将领。在其军事活动的早期，似乎更倾心于纵横权谋之术，而与什么黄老无缘。正如陈平所说的那样：“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8]至于“革命”成功之后，他们确曾转而倾心于某种颓废思想，似乎有那么一点接近后世所理解的黄老的倾向，但其深意可能如司马光所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之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物外，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9]功勋如韩信、萧何、张良者在“革命”成功之后尚不能自保，其他功臣的内心恐惧状态便可想而知了。曹、陈等人玩世不恭的外在表现，无不曲折地反映了他们明哲保身的真实想法。司马迁说：“及【韩】信已灭，而列侯成功，惟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及言合道。”[10]又说：“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陈】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11]这多少透露出曹、陈政治选择的内心苦衷。
不过，也必须承认，曹、陈的黄老倾向虽然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其休息无为的政策给汉初社会确实带来了出其不意的好处，特别是他们将这一政策带到中央向全国推广，因而在汉代学术史上就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曹参继萧何为丞相，一遵萧何约束，就职伊始，“择郡国里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12]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曹参黄老无为而治。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到武帝即位的几十年间，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一度确曾是以“清静无为”为主要特征的黄老政治学说。黄老学说在汉代的出现、发展与被逐出历史舞台，有着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它对汉代社会的发展也起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巨大影响。
所谓特殊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指这样两个方面：首先，黄老学说的出现与演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合乎统治者的需要，而且符合一般民众的共同愿望。
战国以来，诸国纷争，战争频仍，特别是秦始皇的统一战争，秦王朝的苛政、暴政，以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乱，给一般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和不宁。战争的最终受害者无疑是广大民众，但作为统治者，特别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的新的统治者，他们也不愿意将混乱局面持续下去，而希望建立一种宁静的、有秩序的社会。因此，西汉重建统一之后，不论是一般民众，还是统治者，他们在主观上都渴望赢得一个和平的内外部环境，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也便于统治阶级利用和平环境，调整社会结构，建立一种有序的社会。在这种条件下，以“清静无为”、“垂拱而治”为主要特征的黄老学说登上历史舞台，便有呼之欲出的趋势。
从本质上说，黄老学说是一种时代性文化。因为在先秦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汉代人根据社会的需要，将两个根本不曾相属的黄帝、老子合而为一，构造成一种新的学说，即黄老之学。其实，汉代人心目中的黄老之学，与黄帝、老子的思想见解相差甚远，只是有选择地保留了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黄老之学与汉初社会对理论的需求极为吻合。“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房，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3]清静无为的统治方略，无疑有益于社会安宁，社会的安宁又无疑有助于促进汉初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
[1]参见马勇：《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庄子·天下篇》。
[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4]《史记·乐毅列传》。
[5]《隋书·经籍志》称“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云云，不足信。因为《史记·懦林传》明说“文帝本好刑名之言”。而刑名与黄老似乎并不能等同。
[6]《汉书·外戚传·窦太后传》。
[7]《汉书·高帝纪》。
[8]《史记·陈丞相世家》。
[9]《资治通鉴》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七年。
[10]《史记·曹丞相世家》。
[11]《史记·曹丞相世家》。
[12]《史记·曹丞相世家》。
[13]《史记·吕太后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