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了董仲舒的天论、人论之后，让我们看看他的天人之际理论吧。
上面说过，以荀子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人定胜天”的呐喊，“明于天人之分”的口号，从抽象思维的高度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辛、勤劳勇敢的英雄气概。遗憾的是，荀子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作用，彻底否认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本来存在着的某种联系。
董仲舒试图解决荀子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他以人副天数为出发点，认为天人之间在信息和情感方面存在着一个相互感应的系统，这就是天人感应论。
人们对自然界的初级认识中，有着许多奇异的幻想，天人感应就是这些幻想中的一种，它和人做梦一样，是主体自身在受到某种外界刺激之后而发生的对现实生活并非真实的反映，“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非人间力量的形式”。[1]在人类刚从动物界分离之初，大脑思维能力尚不发达，人类还只能自发地适应自然，最初还不可能产生天人感应的虚幻观念。随着人体素质在劳动过程中不断提高，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了某些发展之后，他们认识到某些自然现象确与人类存在着某种联系。但由于人类自身能力极为有限，他们对这些与人类有密切联系而又变化无常的现象无法解释时，于是逐渐产生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又演变成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反过来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
这种意识长时期的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活动，它既是科学不发达的产物，又是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物。在董仲舒的时代，相信天人感应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出现日食，文帝下诏罪己，诏曰：“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亦之以灾，以诫不治。”并下令全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2]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天人之间确实存在着能相互沟通的感情。
天人感应的理论大致完成于战国邹衍学派之手，但在邹衍之前的伯阳父那里早已露出端倪。西周幽王三年，发生地震，伯阳父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能蒸，于是有地震。”[3]伯阳父的这些理论虽是讨论天人之际的交互感应，但它并不是用神秘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他的阴阳概念，其内涵正是原始朴素唯物主义的内容。在“天变”、“周将亡”之间的关系上，伯阳父是企图用物质的原因加以说明。
然而，到了邹衍那里，情况就不一样了。生当诸国纷争时期的邹衍，“睹有国者盖**侈，不能尚德”。[4]为了改变这种陋俗，邹衍根据已有的思想资料和当时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的某些观测成果，构造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将自然界的变迁与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邹衍“仰天而哭，五月，天为之下霜”。[5]天人之间的关系已被神秘化了。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不仅继承了邹衍的神秘主义内容，同时也吸取了伯阳父等人的唯物主义学说。
一方面，董仲舒将在邹衍之前各自独立发展的阴阳五行学说引进自己的天人感应论，建立起一套严整而又神秘的思想体系，“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特别是他的“中央者土，君官也”[6]的以土德配君主的理论，从理论上完成了以阴阳五行为主要内容的天人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借助于某些物质元素起中介质的作用。他认为，君主欲有所作为，宜求其端于天，而天人之间最关键的环节在于阴阳二气的和谐。以政治生活为例，阴阳承担着各自的职能，阳主德，阴主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阴阳二物，相互为用，缺一不可，“阳不得阴之功，亦不能独成岁功”。[7]从这些议论中，不难看出先秦唯物主义天道观对董仲舒的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董仲舒的天人理论，虽不是先秦各家学说的拼盘，但它是先秦以来天人理论的逻辑发展过程，这个理论的完成对于汉代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天与人又渐觉亲切，皆援天道以证人事”。[8]
[1]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31页。
[2]《史记·孝文本纪》。
[3]《国语·周语》。
[4]《史记·孟荀列传》。
[5]《后汉书·刘瑜传》。
[6]《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7]《汉书·礼乐志》。
[8]《甘二史札记》“汉儒多言灾异”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