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汉武帝面临的严峻形势的冷酷无情的分析，今日看来不无实事求是之处，但对武帝来说，未免太严厉了些。因而，使武帝多少觉得有点委曲，因为他即位之后，一心思治，何以见效甚微？任人唯贤，何以不能达到天下大治？于是，武帝不得不以委屈的心情再问董仲舒“帝王之道”。
汉武帝在第二次策问中关切地问道：“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欤？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行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图圈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呜呼！朕夙寤晨兴，惟前帝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用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悌，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武帝的困惑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中国古代的帝王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实毕生劳心费神，兢兢业业，然而到头来，不仅国家并未治理好，而且怨声载道，甚者，国破家亡。而另外也有一些帝王，垂拱无为，却不治而治。这其间的道理何在？又怎样才能使帝王的主观努力与客观效果成正比呢？
针对汉武帝的困惑，董仲舒回答说：“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高、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任贤任能，教化大行，垂拱无为，也能天下大治。这里首要的前提是帝王能辨别贤与不肖的区别，确实任用贤能而不是无耻之辈。否则，像殷纣王，“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殷鉴不远，这是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在董仲舒看来，帝王本人贤能与否，只要不是太过分，都无关根本，关键在于能否得人，能否得时，得人得时则天下兴，万民乐。“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这是非常时期，不具有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意义。
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意义，董仲舒认为是一贯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致的。他说：“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是时代条件使然，而不是本质有什么不同。“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所谓“中制”，就是合乎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
董仲舒强调，“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惨酷之吏，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看来，所谓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就是以文德教训于天下，用原始儒家的概念来表达，就是孔子说的“导之以政，齐之刑，民免而无耻”。以德为主，德刑并用，使民众百官都养成良好的政治习惯、道德规范，那样，也就自然比较容易达到天下大治。
基于这种考虑，董仲舒向武帝建议，将人才的培养作为为政的要事。他指出：“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递选郎吏，又以富皆，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董仲舒建议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关涉到中国传统社会帝王之道的几个根本原则，历史主义地来观察，他的设计和建议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分散的小农经济构成社会的主体，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稳定社会秩序，怎样才能使中央政府的决策变为全社会的实际行动，怎样使下情能有效地上达，建立一个有序的管理体制，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时刻在思考的重大问题。董仲舒强调从“养士”开始，切实培养一批有用之才，任贤任能，以各级官吏的模范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这样，遍得天下之贤士，则治世可期，盛世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