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乡里的杂味运动
李慎远没有直接回家，先到县城里，打算探听一下消息。他听到父亲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就放下心，在县城暂住下来，晚上跟老同学牙博瑜一起搭铺。牙博瑜是山区小学的教师，最近集中到县城来搞运动，住在县中学的教室里。白天，李慎远以旁观者的眼光，站在不易被人注意的地方，远看着县城里发生的事情。
县城离省城五六十里。以往城里人说“离城一丈，就是乡棒”，这话里含着一种不公正的贬损。其实城市人的各种毛病，让乡下人说起来，也是一样皮皮毛毛得酸腐不堪。不过，政治形势一紧张起来谁还管那么多，各自的优劣就都包容了起来，才知道生活本身就是合理的，一些所谓的缺点毛病，说不定还包含着一种天然的科学性。在“文革”这个怪胎运动里，世间百态登台亮相，各自都显示出了他们本真的特色。
县城与全国一样，也停课闹革命，停工闹革命，风雷乍起，死水震**。全县教师集中到县中学搞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互相揭发，惊心动魄，触及了各人的灵魂深处。有的人慌得彻夜难眠，有的人吓得逃亡深山，还有两个教师，一个上了吊，一个喝了农药，抢救不及时，丢了性命。人和人之间互相撕扯，“上纲上线”，超出了事理常情，咬斗得死去活来。一阵急风暴雨过后，气氛似乎缓和了一点，人们又回到先前处事的态度。接下来，对这个“运动”变得冷漠起来，再进一步又从冷漠变得轻率起来。时间一长，人们就瞅出了其中的荒谬，便加进去许多戏谑，变味地做出了酸甜苦辣咸五味混杂的东西，甚至索性将严肃的斗争演绎成一场玩笑，嬉笑怒骂闹，百态齐上演，胡搀瞎搅地弄成了一锅粥。
有一天，文教联合战斗司令部在县大礼堂，组织了一场群众大会，批斗五个揪出来的人。这五个人，一个是有历史问题的老焦，一个是坏分子老皮，一个是小学校长老白，一个是县宣传部副部长老项，一个是青年反动派小全。这焦、皮、白、项、全五个人站在台上，做出勾头认罪的姿态，台下的群众随意地进行质问和批判。台上端坐着新近脱颖而出的造反派张、赵、武、牙四员大将，随机应变地掌控着会场的整体局势。
从旧社会过来的历史反革命老焦，老老实实地交待他参加“三青团”活动的情况。由于老实过分，陈芝麻烂谷子，没完没了。这种做法在运动中，常被认定为“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地对抗革命的狡猾行为，于是被台下聪敏的群众发现，揭发了出来，立即被台上张、赵、武、牙四大头领里的张厉声制止了。张拿出一页纸，在手里使劲儿抖动，大声宣称：“赖不掉的，我们有证据，赖不掉的！一个反动组织，真是反动，最新最最最最新的调查。”
四个“最”字连起来说，是当时流行的时髦说法，譬如说到最伟大的人，就说“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这是不是违反语法规律说不准，但起码很费事，好像恨不得要怎样怎样似的。况且几个字连起来，如说“很很很很好”“不不不不吃”，就是结巴在说话。不过，那时一切规律都打破了，人家爱结巴就结巴吧。
台下的群众一阵**，有惊呼的，有骂老狐狸的，情绪异常兴奋起来。一个革命小伙子领头喊起了口号。老焦低下了头，表示诚心接受革命群众挽救自己的态度。张头儿用手中的那张纸，宣读老焦的罪行，老焦低头聆听，脖子又不由地旋转一个九十度，眼睛向上斜瞄过去。张头念完纸，顺口说：“你还有什么说的！”意思是“你没说头”，老焦以为是让自己说，就说：“不对呀，那证明上的章子怎么是鸡蛋头的？”原来，当时圆形的大红印鉴才算正规的权威，而椭圆形的印章，一般只供内部使用，对外部无效，同时大多不用红色印泥而用蓝色。老焦的质疑，使批斗会受了一点挫折，于是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口号声，老焦也顺势低下了头。群众在运动中似乎也聪明了：对付狡猾的狐狸，不但要比狐狸更狡猾，而且只有用红色的革命风暴才能压下去狐狸的狡猾气焰。暴风雨般的口号起了效用，老焦再不敢狡辩，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儿。
轮到批判坏分子老皮的时候，会场气氛更活跃了一些。老皮先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展开来套在自己头上。原来他用旧报纸给自己糊了一个高帽子，帽子两边各长出一块，各画了一个麻钱的圆形图样，像戏剧里脏官的妆戴。这确实很符合他的案情，他原是一个学校管财物的，并担任食堂管理员，挪用了两百多元公款，还多吃多占，被划成了坏分子。
此人也确实很坏，净弄些歪门邪道。他似乎坚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交待问题很主动，可是一查证，全是空的，给“批斗”工作添了不少麻烦。再加上物资匮乏时期，人们对伙食管理员的作风很反感，怨气很大，揪着他就是不愿意放过。而他恰又趁机使巧卖乖，群众的口号一起来，他马上低头认罪，赌咒发誓要老实，可交待时又百般抵赖，把本来清楚的事也搅糊涂了。
主持会场的老武，素来深知老皮的狡猾，提前发出警告：“要老实交待你的罪行，不许耍滑头！”
“我还不老实吗？我连夜里睡觉朝哪面都交待了。”老皮对老武这个远房亲戚没有什么好感，故意地跟他兜圈子。
老武脾气很板滞，对老皮的油腔滑调尤其反感，回击起来也就毫不客气：“睡觉朝哪面谁管你？不要说你朝左朝右朝天，哪怕你趴着朝地下睡，也没人管。”
虽然是严肃的斗争会场，还是有人发出了欢快的笑声，来庆贺对老皮这个顽固分子小小的胜利。老武也许是为了洗刷自己与老皮之间的亲戚关系的嫌疑，更彻底地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老皮盯得特别紧，一定要他说出个根底来。
老皮在表面上显出老实的态度，但是在说话时又支支吾吾，让人感觉他总是在抵赖。他先交待了一件事，是他当财物管理员的时候，偷着拉了公家的两车煤。大家一听就发现不属实，因为一个小学校，经费很紧张，灶房里只烧从山里收购来的木柴，冬天取暖总共买不了几车煤，哪里容他偷那么多。下边的群众愤怒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这种气氛也感染了台上的四位头头，各个都愤怒地拍起了桌子，勒令他交待实质性的问题。老皮的头勾得更低了，似乎要用这个诚恳的动作，来换取群众的谅解和头头们的宽恕。他把低得快要挨到地上的头斜向主席台，用他那特有的眼白很多的三角眼瞅了一下主持会场的几个人，只见张、赵、武、牙四位群众领袖各个横眉立目，看来今天是放不过他了。他低头半晌，清了清喉咙，显得格外难以出口，迟疑了半天才说：
“各位领导，全体革命群众，我不是不老实交待，我是思想有顾虑，怕交待了加重我的罪行哪！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革命同志们，你们要宽大我呀！”
主持人武主席开导说：“只要你老实交待了，革命是会宽大你的。”
老皮恳求说：“武主席，我们是亲戚，好我的你哩！你可要帮表哥一把啊。”
武主席义正辞严，坚持原则说：“亲不亲，阶级分，你要老老实实，彻底交待，就会有出路。”
老皮迟疑半天，显出无可奈何的口气说：“那，那，出路……”
主持者张主席鼓励老皮：“交待问题就是出路。”
老皮开始交待，全场静静地听着。老皮说他在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与一个女炊事员发生了关系……
群众一听到这样的刺激性新闻，立刻来了精神，高声警告他，不能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必须具体交待时间、地点、人物，一条对不上号，就砸烂他的“狗头”。
老皮在群众的威逼下，嗫嗫嚅嚅地说：“那一天晚饭后，我走进厨房，那女人一个人在值班，正在往灶洞里添柴，叫了我一声‘哥——'，我就挨着她坐在灶火边的木墩上，她又叫了一声‘哥——'，我们俩就在灶火道道里……”
群情激愤，一定要追问出那个女人是谁，老皮被逼无奈，战战兢兢地说：“就是我的表妹，武主席的那一口子……”
会场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台上的四个主席呆若木鸡。静场了片刻，这时只听“咣”地一声，把群众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乐队的一只锣意外地掉到了地上，此时张主席灵机一动，乘着锣响顺势怒吼道：“革命的同志们，不要被狐狸的蒙蔽，打倒……”喊声一起，群众立时缓过神来，一片口号声震住了老皮的嚣张气焰。
张主席见斗争形势曲折复杂，立刻运转智慧的头脑，丢下老皮这块难啃的骨头，掉转斗争矛头，对准容易攻克的“大白土”。“大白土”是一个小学校长，抓教学有成效，被当作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揪出来斗争。由于为人老实，挨起斗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消瘦得都变了样子。当下见革命群众的那阵势，还没有交待，两条腿先就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群众怒气震天，口号声响如炸雷，老白越听越抖得厉害，突然“扑通”一下栽倒在地上。
正在人们忙乎着不胜兴奋的当儿，忽然听到会场边上有一个妇女哭喊着闹起来。只见这个妇女冲上讲台，扶起老白，边拉着哭腔边大声诉说：“家里人以为你当校长，多有面子多风光，没想到你这么窝囊！”接着她把话头转向了众人，“看你们把人折磨成了啥样子，该你们什么了？公家的饭不让吃，算了，走，走，回家去，劳动吃饭，谁该谁的了！”接着不容分说，拉了老白扭头就走。台上台下，被这个人高马大体格健壮的妇女震住了，都眼睁睁地任由她架着老白扬长而去。白校长的老婆，是山区乡野的一个不谙时事的妇女，只认那“劳动吃饭”的死理，不知晓外界那许多曲溜拐弯儿的规矩，凭着一腔直肠直性子就把自己的丈夫营救走了。遇到这样一个直率朴实的劳动群众的成员，对她的无知莽撞还真得让上几分。再加上当时“武斗”的风气还没有通行，乡下人们打人的手也还没有打顺溜，“张、赵、武、牙”又没有及时地反应过来，那就让她顺势趁便地占了便宜去了。
这一场嬉怒百杂的斗争会，后来成了人们会前饭后的趣味闲谈。无论是亲眼见过或是没亲眼见过而只是耳闻到的人，都要演绎上一段，结果编成了缺乏娱乐的“文革”中的一档子笑闹喜剧，在街坊市井间轻松地流传了开来。
县上将“牛鬼蛇神”集中起来看管，每天“造反派”押着进行各种例行的活动：对着领袖像“早请示”“晚汇报”，反复写检查，从事各种劳动，有时还扛着工具跑步操练，遇到批斗会就去挨斗。这一系列的活动，牛鬼们都习以为常乐此不疲。他们心里都明白，所有这一切也不过是一种应付差事，向上有个交待向下做个样子。于是，在背负压力的闲暇，也抽空子玩一点轻松，有如在正戏的空间插科打诨一下子，显示一番偷闲作乐的本事。
“牛鬼”队长老皮带着队伍做着各种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低头，弯腰——”。口令一下，皮队长一个挨一个地纠正动作，队伍里有人悄声骂老皮“××”，老皮知道骂者是“哥们儿”，也不理会，直到有人坚持不住，“扑通”一声踒倒在地，大家就都一起直起腰来骂声不断：你他妈比造反派还狠毒，向右看齐怎么低头弯腰？老皮只当没听见，领着队伍跑步，跑下去的时候他低声念着骂人的话“×××”，跑回来的时候念着“我有罪”，众人都随声应和着。老皮摇着手里的“红宝书”喊“祝……”大家接应“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老皮喊“祝……”大家接应“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老皮喊“祝……”这一回大家没法应了。对“统帅”“副统帅”，祝寿是例行的，而对“红都女皇”，还没有正规的定例。老皮又连着喊了一声“祝……”从来都不这么喊，大家愣在这儿没有及时接上。其中有个能随机应变的喊了一声“也健康”，众人情急之下，只好跟着喊“也健康！也健康！”紧接着，众人都觉得滑稽，于是哄然大笑起来，操场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解散了事。从此那个随机应变者就落了个“也健康”的雅号。殊不料，这个“也健康”因了这一场运动，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虽因挨打落了点残疾，可是生命却格外柔韧，活到八十好几才寿终正寝，也算是天眼光明，因祸得福。
“牛鬼蛇神”们，有时候还装愣卖傻，拿着明白搅糊涂。学习上级的政策教导，有新奇的体会和创造：“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玩命学霸王。铁匠银匠的背丝扣，不叫货郎摇巴郎。”意思是要坚决禁止货郎摇着“巴郎鼓”走街串巷做买卖，彻底割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尾巴。“吴晗蹬脱了莫啥”，是说姓吴的跑了没啥关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他跑不了。这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名字的谐音，玩了一把文字游戏，收到了亦庄亦谐的艺术效果。还有为自己的口误巧妙地辩解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有人纠正说：“长征是二万五千里，不是两万六。”那人就辩解说：“下面还有一句‘盘山上高峰’，盘着山不是绕了路，多走了一千里嘛！”说话的人强词夺理，听的人一齐诙谐地笑着，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在轻松的笑谈中摆脱了口误的尴尬。这些农村小知识者们的才华，获取了小试牛刀的一点满足。
这种现象，也不是什么奇怪事。在人情憨顽的乡间闾里，即使严肃如“阶级斗争”，也会羼杂进些令人忍俊不禁的趣逗，出现一种皮赖的玩世不恭与伪冷的斗争气氛和平共处的“佳境”。就如在战争期间战事将弭之时，敌对两军共同庆祝圣诞节；又如在战斗间隙敌对双方的战士相对聊天互递烟卷一样。不过，这一种纠缠，似乎应该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战事”折腾得双方都乏了，都困了，疲软得不想再动了；都“皮”了，都看透了，都厌烦了，由他去算了。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古朴之风还没有被严酷的斗争扫**尽净，人心向善之气仍有一息尚存的孔隙。
这些都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域特殊的人群中间发生的特殊的事情。回头来看，他们多多少少都占了点便宜，都是幸运者。
从旧社会过来的历史反革命老焦，和什么国民党、三青团沾上了边，所以老老实实地交待，凡事不敢随意造次。可是脖子却转了一个九十度，眼睛向上斜瞄过去，心怀疑虑地辩解了一句“那章子怎么是鸡蛋头的”，虽然也算是实事求是，符合党的一贯的教诲，但是也要看对谁“实事求是”，对老焦这样的“反动分子”就不能讲，并且他这一个疑问若是深究起来，也够得上否定一级政权或者至少是与“造反派”故意作对的罪名。然而在彼时彼地，却也没有谁去追究，高抬贵手地放了过去，这正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对政策灵活运用的体现。
老皮更是“沾光”，在批斗会上公然讲了个与远房“表妹”子虚乌有的风流故事，把炙手可热的主持人玩了一把。这是什么名号？是古已有之的草台班子脱口秀编织的喜剧，在众多热忱的“粉丝”(fans)捧场嬉闹中，演绎对司空见惯的政治运动的倦怠，对习以为常的政治把戏的不恭，对“武主席”一类张牙舞爪政治小丑的轻蔑……都是那个特有的气候里派生的民俗趣事。
白校长属于另一类幸运者，遇到虚张声势的口号，以为是真家伙，先把自己吓晕了，如胆小的人在夜里走小路，被自己的影子吓住，越想越害怕，竟然倒在了地上。比起来，他的女人却是一个走夜路没有杂念的自然人，天性纯真，不怕邪，连哭带喊“谁该谁的了”，当众营救走了丈夫。这个女人可以称得上一个巾帼英雄。但是，问题是你能“英雄”到底吗？丈夫已经是吃了“公家”的饭了，就会有人来算他的账，再说回家劳动就有饭吃了吗？须知那个“家”也是公家的。总之，她的沾光，也是趁上了好运气的一个特例。在深山的纯自然里，按古风俚俗行事，高调理论污染还不太厉害。她一个村野憨戆少知的人，并且又是一个“女人”，谁能跟她较什么真儿呢？这个女人，也只是特殊的时、地、人中出现的特别个体，如果处在“连畜牲都不如”的群体里面，不只没有说话的地方，怕只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份儿。
这样，我们会发现小城“市井”气的可爱。这种气习，你在大城市找不到。那里的“无产阶级”太强大，是最较真最有战斗力的队伍，跟他们一般开不得“玩笑”。当然，在闭塞不通的村野，通常不易调动起来，而一旦煽动起来，人们就不会转弯子，只会使死力气，动真格的。若是再遇上个把跳浪宵小，那就是逃命钻进了死胡同，再不会有活路的。对那样的混沌不辨之辈，你是开不得玩笑的。这当然是另一种极端。
而恰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市井，人情滑稽多变，得过且过，那种好整以暇的幽默，很容易长成。上层明察秋毫，对这样的痹顽早已有所觉察，于是不断地敲钟鸣警：狼来了，狼来了，千万不能睡觉啊，要牢记啊！但是对草芥小民来说，心里清楚，下苦人还是得背着背斗汗流浃背。你喊你的我忙我的，天塌下来，挣两斤包谷面钱（当时一天起码的生活标准）养家糊口是正事。这里人的眼里，运动不过就是“运动”“运动”，斗来斗去，最后人家也吃不了多大亏，你也沾不了啥便宜，官还是官民还是民，“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那么较真干什么？而挨批斗的人也想得开：反正最后也要“平反”，最好还是要“皮”一点，千万不可脆而不坚，坚而不柔，像那般没挨几下就上吊投井的人，死了白死了。
这种灵活机动的思考，是一种有益的自我保护反应。瞌睡一来瘫倒而眠，麻木以后忍耐疼痛，皮子磨出茧子耐得艰苦；更有类似于耐药性的变异，修炼有道，左右逢源，软硬都吃，冥顽不灵得不可救药。当然，听任宰割，生死由之，是以不怕毁灭为根基的。
当时的含泪强笑，实际上是艰忍苦熬，苦中作乐。“说时迟，那时快”，事后说起来轻松，当时的酸苦，若不作设身处地地细细品味，就很难体尝出其中的一二分来。
历史激流中的伟人们，勇敢笑对“死神”，把自己的人格推至极高的去处，在他们临难前一分钟的脑海里，勾画的必然是满目葱茏，笑意摩天，得其所矣。瞿秋白面对蒋介石的枪口，坐在碧草如茵的地上，坦然如归地说：“此地甚好！”文天祥回绝了元世祖三次挽劝之后，毅然赴死，慷慨悲壮。应该说，前代诸君生当其时，连死也能得到那样的“礼遇”，真是为人一世不枉此行了。在严酷的斗争中，能从容自如地笑对人生，又轻松地走过去的，必是天性如镜清明俯瞰的英豪，而下界的蒿莱草民都是弱者，面对强权，大多数人都免不了跪着生，跪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