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五十一 谁踢了我的屁股
“谁踢了我的屁股？”
这是欧萝丽忍无可忍喷口而出的一句话，可见她已愤怒到了极点；不然，以她的自尊自爱，绝不会吐出这样不合身分的粗气。
“文革”最不可忍受的是对人格的侮辱，人家爱怎么腌臜，你就怎么腌臜。小老百姓有什么人格？国家主席也支不住红卫兵一声吼，改变了他先前的气宇，换成了驯顺的样子。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是他被“打倒”前夕的那些将要与“人民”永别的几个镜头：身形瘦削了许多，衣装也失去了以前的光彩，眼神里满含着疑虑和哀戚。这些使人联想纷繁的神态，虽然也可以说，是蕴含着伟人的深沉与坚毅，但静下心来推想，其中的况味是复杂得无法说的。
文革结束后，欧萝丽和她丈夫的一切得到了“恢复”，平反了冤案，赠予了优厚的待遇，回到了过去的地位和尊崇。她将近五十的年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人也变胖了，红晕敷面，雪肤香腮，富态葱茏，雍容华贵，每每拥妆窥镜，便自恋自爱不已。可是在欣慰之余，心头总要飘上一丝阴影：那样的毁侮，那样的人格，屈辱的隐恨无法释怀……
那是在一次大型批斗会上，几十个人被押在台上，欧老师也在其中。正在弯腰俯首地聆听“声讨”的当间，突然爆发起动武的浪潮，披劈头盖脑地落下来无数拳掌，猛可里也感到了后面袭来的飞脚。当时并没有过分在意，可是现在，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身躯上的人格禁区渐渐尊贵起来，她的痛苦就怒不可遏了……不管怎么说，尊严的侮辱是不能容忍的，她必须讨回一个公道。
对这件欧萝丽不能释怀的事，有闲的人们，不厌其烦地帮她推测：那小子，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心理和目的，是抱着“三个保卫”的目的呢，还是假公济私报复？是一种无所谓的冲动呢，还是夹杂着某些下作的想头？然而怀着好心的人又推测，这厮可能多了一份想法，怕在头部胸部这些要紧部位用力会造成伤害，于是挑选了一块软处着力，说不定是有心计的善意保护。
到底是谁？有两个人可能性最大：一个是汪军，一个是刘可光。欧萝丽找到了汪军的工作单位，情绪激昂地递上了检举材料，过后不见反应，她又递了几次。
当她第三次找去，那个单位的领导温和地接待了她：“欧处长！”她已经是副处级待遇，虽然没有正式职务，而人们已经这样尊称她了。“欧处长，您是一个革命原则性很强的同志，会相信组织的判断。汪副科长是一个经过考验的新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干部，对老一辈非常尊敬，他自己作了保证，绝对不会做出那样无原则的事情……”欧萝丽摆出充分的证据，说汪军当过造反派的头头，在运动初期是很有名的。领导却说：“这一页历史早已经翻过去了，要向前看，要爱护革命苗子，要爱惜革命火种……”
欧萝丽临走时丢下了一句话：她会找上面的领导。
没有等欧萝丽再次上门，汪军的单位主动联系了过来。他们自然对“上面”这个词是听得懂的。
“欧处长，我部领导对您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我部”，什么部？欧萝丽有所感觉。“希望您认真考虑上级的意图。”来人是宣传部第四把手，这个重量级人物的出现，使初涉官场的欧萝丽开始动起了脑子。
“市上领导放了话，对‘文革’有怨气很正常，要多方面地作安定团结工作，要全盘着眼……”理由很多，都是上纲上线的。
欧萝丽沉吟良久，抬起了眼睛。她已不是十年前情绪简单的少妇，而是经过风云的历练成长起来的有知识的领导干部。她的丈夫是当前受到重用的中级骨干，而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初现端倪，早年间表现出来的理智如今也沉积成了一定的城府，于是她和这位副部长脸上的表情就立刻发生了共振。
副部长最后给她明确地摊牌：“汪书记——”两人都明白是指新任要职的汪军的父亲。“汪书记嘱托我代他向您致意，希望您保重，保护好革命的本钱。革命的路还很长，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有了这几句，欧萝丽心里的疙瘩就化开了，严冬过后是春天，她委屈的心，正需要这样的理解和抚慰。由于这个鼓励，她反过来向“部长”表示了歉意，当两个人的手握到一起时，从心底泛起的激动立时就湿润了她的眼睛。
欧萝丽又寻到了另一个目标，这一次她没费什么周折，仇人刘可光立即被揪了出来。老同学吕世魁答应当下就立案审查。
刘可光被单位扣压了起来，他没有感到任何意外，以为人大概总要这样，难免要被扣压整饬。上学时，他被老师整过无数次，迟到了要整，站不端要整，多动了要整……回城了，恰好分配在吕世魁手下，他就没想过不挨整。
他心态平稳地接受一切审问，回答得很爽利，从不为自己辩解。他原本就是扫街道的，审查后还是扫街道，使用落后的工具一扫帚一扫帚地不停地挨过去，汗水和着尘土，有节奏地重复一个动作——不过受过整饬之后可能是被人监视着扫，他感觉人被监视着也是正常的。他只牵心自己病残的父母亲，靠扣发剩下的一点工资节省着用，够不够几个人吃饭。
他承认的第一件事是曾经打过老师。“造反”初期，他最强烈的感觉是“解放了”。那以前，他好像是生活在枷锁中一样，周围的一切都似乎跟他作对。他恨学校，恨老师，恨课桌黑板和敲钟的老头，走路总想用脚踢什么，桌椅板凳都是他出气的对象，趁人不注意就损它一下。他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神，掉了的扣子，摔摔打打的身形，都成了人们指拨的由头。班主任叫去批评一顿，出了办公室又被碰到的老师指点一番，敲钟的工友和守门的老头也多瞅他几眼，怕他做出什么怪招拉坏钟铎的绳子或蹬脱裹在门槛上的铁皮。“解放了”，刘可光也获得了与其他同学一样的自由，无人无缘无故地来管教他，也可以像别人打他一样打人像别人骂他一样骂人了。可是当他也同别人一样打了老师骂了老师以后，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没趣和空落，他停下了自己的手和嘴，成了“逍遥派”，无所事事地懒洋洋地不知干什么，也不想去干什么。
自从“大联合”以后，一些事就又来找他，批判“逍遥派”，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生产队评低标准工分、招工名次落后等等，这些沾不上什么光的事都从他头上摸了过去。而他总处在领导找他谈话挨批评的地位，他不服气，跟人家顶牛，批评——反批评——顶牛——败下阵来，他似乎老简单地重复着这个不变的过程。
他和父母相依为命，父亲腿有残疾，母亲只能在街上摆地摊给人纳鞋垫补袜子挣点钱，他的衣衫褴褛是全校有名的。他最不能忍受的是老师投来的鄙夷的目光，他从不跟只喜欢伶俐学生的老师接近，也不管老师是挨斗还是不挨斗，他总下意识地躲着他们。可是今天却躲不开了，他被认定踢过人家的屁股，他想不起来当时的情景，沉默了一阵，不承认也不否认——不否认就是承认。
全班人都打过老师，把打人当好玩，那是当时的一种传染病，他能不传染上吗？当问到他是否踢过某女老师的屁股，他犹豫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个。不管怎样，他没有打过老师的头脸，认为那些重要的部位不能随便打，至于屁股嘛，他在心里暗想了一下，男同学的屁股他可能踢，但是他是弱者，踢不上，而对女人的屁股，也许不会有那样故意做的想法。
欧萝丽接到老同学吕世魁的通知，请她来参加批判会。会场气氛很严肃，给敌对的当事者很大压力，有意让他也尝一尝被人整的滋味，并且平一平受害人的怨忿，为他们挽回一下丢失的尊严。
刘可光站在讲台的下面，身形猥琐，目光呆滞，勾头纳闷，一个典型的反面角色形象，与坐在台上气宇轩昂的吕世魁、欧萝丽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吕世魁保持了一贯的仪表做派：整装革履，光洁的“背头”，金丝边眼镜，高瞻远瞩的神情。欧罗丽不事张扬，她的气质是内在的，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成的高贵。这两个人，不管是为了执行政策，还是报一箭之仇，在外在气象上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同时情绪上也显得舒泰放松，心安理得。
欧萝丽保持着一贯的肃穆与端庄，以舒缓的心情来出席这个给她平气的大会。主持人介绍她的身分，在她的名字前面加了许多头衔，都是她应该得到的骄人称呼。但是当听到多加了一个“受迫害者”的定语时，她的心好像刺痛了一下，眉头立时蹙了起来——如果她事前知道有这样一个定语，一定要坚持将它删掉。
欧萝丽坐在台上，似乎仍然是站在台下。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喷气式飞机”的痛苦，车轮般地审问，飞旋的鞭声和棍影，仍让她惊心。她投降过，编造过自己的“黑材料”，说过不是自己的心要说的话。她也曾清夜扪心，尽力翻寻余烬中的残页，检查有没有违心地伤害自己或别人的言行。她设想，如果再经历一次那样的灾难，一定要坚强地不忏悔，不服软……可是，与这一切相反的行为，她可能都曾表现过。
“文革”运动对人格的侮辱，可能是最“史无前例”的了。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全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人样儿，而变成了被人家“改造”的那种样子。在斗争会上，或与阶级斗争有关的场合，叫低头就得低头，叫下跪就下跪。有时被化装成一个怪样子：脸面画成丑角形，头发被剃成“阴阳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穿着古装戏里角色的衣妆，手里拿着各种道具，扮演着符合他的政治身分的角色。平日生活里，不能在人前昂首走路，不能高声说话；对“人民”只能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精神被彻底摧垮，甘心臣服——是在心里自认就是低人一等的那一种。自然不会有旧社会的“叫花子”那样在富户门口呼唱“掌柜的，大发财，你不发财我不来！”不给钱就闹得你不消停的类似主人翁的霸气，更不会有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冤屈申辩的勇气，全然一副奴隶相，有的人甚至是奴才相。人格的被辱或自辱，成了那一段历史的特有色彩。
欧萝丽坐在来宾席上，顿然产生了一种局促不安。她本想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可是当她面对眼前的刘可光，以及记忆犹新的批斗大会的情景，高昂的心情一下降落了下来，以至于主持人加在她名字前面的某某“长”“著名”什么的头衔，全部在心里失去了光彩。
她由一名普通教师一跃而成为管理教师的领导者，身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姿态也随之跟变，连紧促的步子也变得沉稳持重，遇事多了一份心思冷静考虑，竟至宽谅了学生的幼稚，不再为他们给她不雅的称号气恼了。现在，坐在这令她不安的会场上，她的心情与几个月前寻找“踢者”时的情绪相比，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那时候她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找到他，扑上去敲打他。可是，今天会场上这样的气氛让她感觉尴尬，她进而感到没有必要再去整饬刘可光了。这里，依旧是外强中干的口号声，空洞无物的讼词，乱扣“帽子”的吓人威势，逼迫人重尝那不堪回首的滋味。她无法再待下去了，于是找了一个借口，早早地退了场。
而吕世魁绝不放过难得的机会。他安排的主持人是久经历练的熟手，能巧妙地相机盘问：“你为什么打砸抢，你认罪吗？”
“大家都干，我也干过，那是错误的。”
“你都干过什么，企图目的是什么？一齐说，不要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吐一点的。”
“我砸过学校的玻璃，为了泄私愤，学校对我不公平。”
“说主要的，说打人的事。”
“我没有打过人！”这话他自己也觉得假，他也学会了抵赖。
“你敢保证吗？这可是个大问题，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立场问题……”
刘可光从心底里检查，可能打过。他主要的是向前扑，想打几下，但是人多手杂，他没有抢上多少。他想辩解一下来讲清楚，但是这个会场不让辩解只让认罪，他只好不说话。主持人为了收集确凿的证据，委婉地用词语诱导他，比方说他用脚从后面踢过，比方说脸、身子、屁股……比方说王老师、刘老师、张老师……吕世魁向主持人附耳低言秘授机宜，主持人直截了当地问刘可光：“比方说欧老师，她已经被你气走了。”
刘可光扭转头看了一眼，看到欧萝丽的座位已经空了，心里不由触动了一下，于是说：“如果老师实在气不过，我也情愿让她来打我几下，消一消她的气。”
主持人来气了，喝斥道：“你这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谁还想沾你啊，老师来打你，会弄脏她的手！”
——“狗屎堆”是文革中怒斥并贬损人的常用语。
下面有人带头呼起了口号，都是“文革”沿用至今使惯了的内容和手法。每当审问卡了壳需要造一造声势给自己鼓一下气给敌方加一些压力或是自以为斗争有了进展需要庆贺一下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这种方法大概最有效——其实也不尽然，“文革”以后昔日的“牛鬼蛇神”总结说，呼口号大多是起哄而已，这个时候倒能趁机会休息一下，双方都可以得到一点缓冲。
这时有几个情绪激昂的人挤到台前，向主持人暗送计谋，说是自古以来没见过刘可光这样的橡皮人，建议动一动皮肉，触及一下灵魂。主持人拿不定主意向吕世魁请示，吕世魁摘下眼镜擦了起来，用这个动作，否定了他们的提议。他也曾经被武力触及过灵魂，至今在他的灵魂深处还留着不寒而栗的伤痛，他不让动武，不是怕触动别人，而是怕再次触痛自己。吕世魁示意会程继续，最后轮到让刘可光自己作“深刻”的检查。
刘可光说“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个说法早已作为错误论调被废除了，但是刘可光还是当作顺口溜般地在使用。
一阵口号声打断了他的不合群众思路的语无伦次的“认罪”，大会在热热闹闹地取得了“完满”的效果后散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