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死了，散的散了。
魏成周与郎士中死了，相互斗争着，两败俱亡；他们的死，是关联前后几辈的一个必然结果。两家人，两个集团，为了一块土地，一条地埂，或者是为了相邻的一道巷陌的宽窄，甚或是一个面子、一口气，甚而至于不知道是多少代前结下的什么冤仇，谁也说不清楚地流传下来，没完没了地纠结争斗，斗得死去活来。
他们把生命看得轻而又轻，豁出命来跟人斗，以为即使斗死了也值得。他们是祖宗的贤肖子孙，熬尽脑油用尽心思设计各种计谋，集先人的智慧于一身，干出光耀祖宗的奇诡怪异的事情。“阶级仇”是最厉害的杀手锏，加上这个名号，斗起来最有说头，最光明正大，效果也最显著。郎士中就是借这个名头，风光了一时。可是人家也是借这个名头打杀他，结果他输了。他输在对这杀手锏耍弄得不够纯熟上，机关算尽不聪明，终究落了个丢命的下场。
詹希昂死了，他是一个大学的老知识分子，与他同刑的还有一个教授级的人物。行刑那一天，江其平、曲原几个人在街头相遇，一起为詹希昂临刑时表现的“硬气”叹惜。自古以来，临刑者的刚气、傲气、骨气，都让一些人为之赞叹。这一些所谓的“气”，在古时候似乎要多一些，越到后代就越少了，渐渐地没了。究其原因，一是高压的威势，让受戮者感到自己早已不是人，早丢了魂；二是手段的残酷，稍有违拗，就拖着拽着，按倒在枪口底下，让犯人所谓的“气”早都没了气；三是“主义”不真，不如吉鸿昌正气浩然端坐在椅子上，直面刽子手枪口的雄伟胆气，也没有瞿秋白从容地选一块绿茵，为信仰就义的坦然放达。詹希昂之所以能现出一点“气”，大概是某些因素成全了他，他一个老者，一个腐儒，人家无所可否地给他一点面子，叫他“硬气”了一回。
倪之学在监狱里很不安分，又要折腾那些不合时宜的事，像他那样的性格，不死是没有道理的。由他的事，笔者联想起一个多年前的邻家兄长在“文革”中同样遇难的事，对他的遭遇一直悲戚不已，难以释怀。后来，笔者在曾经的邻居那儿说到这件事，他们说某某年轻时就心怀不满，平时就口无遮拦，是必定要吃亏的。我少年时认识他的老母亲，七八十岁，在巷口摆着一个香烟摊，一头银发，眼角边常挂着悲凄的皱痕。他与倪之学一样，是由口出狂言而死的。由此我想起一个学者的论断：“让人说话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能相信这个论断的人并不很多。笔者在倪之学的性格中，加进了这位邻家老兄的影子，也算是对他的一个念心吧。
岑生其实是被毙死了。他死在了“春天”里，据说是一切都能够说清楚的年月，不幸被维持冬天秩序的“原判”强制执行了。后来人们乃至官方报纸上，对这类事都有很多的议论和叹惋。其实案情很简单，就是笔记本和信件上的一些“罪证”，说轻说重都由人说了算，但是人家就是不愿放过他，非要拿他鲜花一样的年华去祭必然要到来的“春天”。让岑生活着回来的结局，是笔者一个曲意的假设。按当时的法律逻辑，他非死不可，但是笔者终究舍不得让他那样，便违心地让他活下了。这样曲折的原因是：第一，他没有死罪，可以让他活下来；第二，人杀得太多，不是什么好事，至少读者读到这里，会心里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只好用谎话让他们松一口气；第三，当时的判罪，本身就是偶然的，可以随便让他生或者让他死；遭逢他那样在生死线左右两可的大祸，活着或者死去的意义就都是一样的了。笔者对于那样凄冷的情景，无力构想死事的惨厉，只得靠编造一点光明来为自己宽心，虚设一个奇迹让他活下来，也是借机在死水里丢进一块石子，激出一些动**的浪花，为死寂的故事透出一丝活气。
像岑生那样临死而不死的结局，必须要有特别的背景，否则在现实中几乎就不可能发生，而只能在文艺作品中出现。戏剧《火焰驹》里，青年李彦贵跟恋人幽会不成，不提防被陷害成了死罪，在将要问斩的刑场，他的在边关领兵征战的兄长快马赶到，救了弟弟。不过这是文艺作品里虚构的情节，必须具备出现奇迹的充分前提：必须有手握重兵的亲哥，必须有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火焰驹”，必须……当然，高叫“刀下留人”的人的地位权势，是最重要的。然而也有地位并不算高，但是有权，恰好碰到他“负责”那个事，也能起到作用。
笔者就曾听到过亲历者讲的这样一件奇事：五十年代初期在某个乡下，有一个人清早出去打猎，看见一只兔子正静卧在一丛茅草中，就顺手放了一土枪。谁知那是一个赶早出恭的人，戴着一顶兔皮帽子，一枪就毙了命。枪手被判作仇杀而定了死罪。临刑的早晨那人痛哭流涕，大喊冤枉，解放军的政委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在他的主持下做到了“刀下留人”。后来，案情得到了澄清，终于救下了一条本不该死的生命。在现实中，像解放军政委那样勇于作为的人大概有不少，但是，生活隐没了他们，或者封杀了他们，他们只是一滴水，难以改变洪流的趋势。
岑生在狱中大写文章，其实是没有的事，这不但与现实情况不合，也好像不很符合司法的什么程序。在监狱里，谁会让他那样放肆？但是他被关在监房里，我们又无法像正常生活中那样去了解他，无从知道他此时心里说些什么，那么就只好假设通过他的文章来看他。那么长的一段牢狱生活，在死寂的环境里，必然有很多思想的波澜，他只能跟自己的心诉说。我们通过他畅怀无忌的叙写，便可窥到他内心的深处，也由此知晓一些狱中人的品性及心路。
应该说，他那样的诉述，是在特殊情境里的特有产物，从中闪现的一些曲折的生命过程和复杂的思绪火花，都是在平凡的生活里不可能显露的。当然，读者的脾性各有不同，必定会凭借各自的思考和爱好，采取不同的态度，做出相应的选择。究竟做怎样的选择，“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信或不信，好恶自专；如果谁不喜欢其中的所思所言，那便翻过去就是了。
一般来说，监押的整个过程是平淡无奇的。“激烈”并不是生活的常态，刑讯中所谓戏剧化的斗争只是文艺作品“典型化”的结果，而如平常过日子般的平静的监牢生活，就很少有像正统文艺作品中描写的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在法治不正常的年代，监管人员跟犯人之间有所谓“冲突”，但不是互相的，而是单向的“逼、供、信”，那也就不会有什么“曲折”的故事。岑生当然免不了要赶上这样的遭遇。伴着他的那两个董超薛霸式的审讯人员，是“文革”中监押“牛鬼蛇神”最常见的人物，笔者拿他们来作为岑生思考的“靶子”，让他们在人生的舞台上做了一点适当的表演，将恶人的丑恶展现于世，也权当是一种物尽其用吧。
陈圆圆死了，她的死是一个让人想不透的事。她由“爱”而死，但又含有无缘无故的因素，她的糊里糊涂就是无缘无故的。
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在世上确实是有的，“文革”就是一例。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或集团之间，可以毫无缘由地爱或恨。你要去打谁，碰巧我也要去打谁，那咱们就是战友，就相爱吧。这一仗打过，你又要去打某某，我却反对打某某，那就成了对头，恨之入骨了。若问为什么，就说“谁谁是反动派”“某某是无产阶级”。那么是否因此说，就是有缘有故的爱或恨了呢？也未必。首先这“无产阶级”“反动派”是凭什么定的、由谁定的呢？不知道，没准头，糊里糊涂。试借几句古调来究其原因吧：“君不见高层定调何草草，今天说你这阶级，明天又变那阶级，说打就打倒，说扶就扶起，翻手覆手何可信，颠倒把人弄糊了！”大家都来斗，他也凑一手，大家都来打，他也加一把，问他啥理由，随口胡来诌。哪里能说得出一个有缘有故的理由呢？实在是无缘无故到家了。
这无缘无故的爱和恨，贻误了无数人，也害灭了无数人。陈圆圆是糊里糊涂地死于一种社会观念，基于这种社会观念，人家说她该死，她就被判定死了。而她本人有什么“观念”，根本就说不上个一二来。她的死，有两次，一次是为了母亲活出一个人样儿来，于是走进书记的家，充当了一个尴尬的角色，这样的角色，活着其实就是死了，是“活死人”。第二次，是陷进了政治，犯了大忌，这个死说是清清楚楚也可以，说是糊里糊涂也可以，说是无缘无故也可以，因为都是由人的嘴说了算。不过，她干的事，于人于己都并无大害，为什么非要她搭进去性命不可呢？传说，耶稣有一次遇到一伙人拿获了一个行**的妇女，要打死她，耶稣对那伙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要她的命。”这伙人只得走了。耶稣对那女人说：“去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且不深味耶稣的话，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苛刻而伪善的施暴者们，竟也听了耶稣的话默默地走了，从这个行动，我们窥见了人类的一线希望。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在义愤填膺时干过蠢事，尤其是当他们作为群体出现的时候。干了蠢事后而终究反悟的人很多，而终无反悔的也很多。我们的愿望是全社会有更多的人省悟过来。
人世险恶，就是在薄冰上行走，在深渊边为生，一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的灾难。熊友兰和苏戍娟就差一点栽在十五贯钱上，如果没有苏州知府况钟的明察，他们就死定了。窦娥则没有那样幸运，最终不得不走上血溅白练六月飞雪的冤路。像岑生这样由言论而获罪，是现实中常见的事，也是亘古以来就不断发生的事，历史上那些“诗案”“文字狱”就是旷世的典型。文章以及言论一出来，人家就要分析，这“分析”可是个没有深浅的坑，说浅了，能让你啥事没有，说深了，就让你陷进十八层地狱。岑生就是掉进了这种深浅无度的坑里。无论他活着还是死掉，都是具有同等的意义，这意义，不是体现在他的头上就是体现在另一个人的头上，总之都是积重太甚的历史老人吃力的喘息。
令人遗憾的是，冤案虽多，叙写冤狱的文学虽有一些，但是正面地直击要害的精到之作却长久空缺。文人们不敢、不愿、不屑于其事，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原因；而国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根性，依然是积久难瘳的痼疾。况且新生代更是冷漠，竟然说：“谁还有工夫管那些闲事！”一句话，将人心的温暖良善，一下子扔到东洋大海里去了。
世人只是乐于享受文艺作品的消极娱乐性美餐，而不太理会它的积极方面的意义，至多只当作闲暇一瞥的余事，浅尝辄止；而对于那些严肃的内容及作品，常会误解排斥，不理不睬甚至不屑一顾。然而，不管怎样误解，匆促一瞥也好，不屑一顾也罢，客观事实毕竟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存在，只要有头脑，就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笔者在书中引录了一些事件的纪实，就在于留一点历史事实的脚印，不致使它湮灭得不见踪影。“文革”以后，许多有良知有良心的社会学人，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克服重重阻力以及误解刁难，不辞劳苦地调查取证，为文革诸多残酷的事件，保留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很多不易得到的史料，就会损毁掩埋以致泯灭无闻，成为旷世遗憾。在此，我们特向这些可敬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感谢。许多人在坚定执着地进行着努力，锲而不舍地做着对得起生命的事情。虽然他们不可能制作出包医百病的灵药，调不出众口皆宜的美味，但是那些文字置于世间，总能为涤拭玄鉴尽到一点微薄的力量；退一步讲，至少算是付过了一笔文债，于人于己，也权当是一个交待了。
任何时代的剧变，都会有献上祭坛的羔羊。好在许多人只是做了一个陪祭，并没有付出性命的代价。“文革”结束后，一些胸怀事业理想的人，无奈地叹惜，为荒废了最好的敬业机遇而抱恨；没有什么理想的平凡人，也叹惜青春流失无可挽回。只有丢了性命的人，不可能再有所叹惜，那么，就只有留给后人去叹惜了。
死的死了，死者长已矣；散的散了，散的会重聚。随着高层的一纸令下，说“文革”运动全错了，人们一下子张口结舌哑然失语。他们本来都以为自己是革命者是革命派，历史的“正册”非自己莫属，不料一闷棍敲在头上，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了。不过，不愧是万物之灵，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很快就换了另一副面孔，又精神充沛地去干那早已习惯的与战天斗地同时共生的扰人纠人的事情。人类世界，花团锦簇，檐牙高啄，难免勾心斗角，斗累了，又可握手言欢，气足了，难免再起烽烟。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及暗流的翻覆，剪不断，理还乱。情尚存，脉不断，暖人和伤人的事，是一个硬币的共生共存的两面，它们总会如影随形，永不分离。
对于“文革”的反思，经过一阵思想意识的调整之后，渐趋于全民共识：“文革”，人人不齿，天人共愤；人们断言：“文革”这样的丑剧永远不会重演。然而，又过了若干年，在“文革”的几十年“祭”里，又有以革命领袖和当年的“旗手”的名义，怪声昂扬，响起“文革”伟大的颂歌，让亲历“文革”之苦之害至今还活着的人们心惊肉跳。虽然为“文革”招魂闹腾的事，也只是几声凄厉几声涕泣，但是毕竟是阴魂不散，是浊流卷土重来的真真切切的兆头。对此，人们难免要经常提说，若不提说，人心就会冷漠；而经常提说，也正符合政治家对矛盾的绝对性（永恒性）的论断。总之，无论社会走什么道路，文革都是一个不可忽略掉的“坎儿”。“文革”的表层印迹，即我民族之劣根性，定会时隐时显；“文革”的深层流渍，或许是一种浸润性地腐蚀，渗入到哪里都有可能，会正面和反面地沉积在人的记忆中和流动在人的骨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