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问题，在一群光棍那里还没有争论清楚，而在吕世魁这里倒是搞清楚了。“读书小组”读的书，大都是“文革”中被彻底否定了的东西，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更是无稽之谈，在大革命时代奢谈什么爱情？只能是别有用心。革命就是爱情，结合成“革命”的一对儿，把铺盖卷搬到一块儿睡觉，就是爱情。
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吕世魁断定这个非正常的所谓“学习小组”，最起码是一个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动集团，而它的头头恰是有前科的江其平。他断定，这些人聚在一起，肯定隐藏着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他想得到的。这是一颗炸弹，在适当时候，他要挖出来一鸣惊人。机会很快就来了，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号角终于吹响，他及时地向公安部门举报了读书小组的活动。
吕世魁搜索着自己需要的对象，要找到他认定的“偷斧子的人”，他寻寻觅觅，似乎有了一些影子。
岑生每天按时上下班，和他的清洁大队的同事们一样，耐心地清扫那个年代特有的各种碎屑和尘土翻卷的街道。那个时候，招工进到清洁大队的大姑娘小伙子们，很多都穿一条刚回城时母亲给他们特意缝制的时兴喇叭裤，挥动着大扫帚在大街上有节奏地扫着，一扫一扫又一扫，大喇叭裤腿也跟着他动作的律动扇着，一扇一扇又一扇，像大扇子，也像大扫帚。岑生没有穿喇叭裤，也没像别人一样戴一个大口罩，他生性不喜欢赶时髦。别人戴着一个蒙住半边脸的大口罩，不单是为了防尘，主要是掩藏肮脏而低贱的工作给自己带来的羞愧；岑生只戴了一个小型的，他不怕被别人认出来。他瘦脸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不怎么注意看人，直到人家凑上来在镜片上敲一下，他才醒过神来。有时候他还忘记了戴口罩，低着头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任由尘灰扑面地干着活儿。
岑生被清洁大队领导传去，进行了一次奇怪的问话。
领导：“听说你近来思想有点问题，扫地的时候丢东拉西的，闹什么情绪啊？”
岑生给当头一棒蒙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扫的时候很专心，没有落下什么——以后我注意扫。”
领导：“哎——！”领导的这一声“哎”的声调转了一个大“V”形的钩，表示对岑生的不满。“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群众反映怎么会错呢？年轻人，好好地干前途就是光明的，不好好干那就是黑暗的，最后你就栽跟头！”
岑生：“……”
领导：“不光是把地扫干净就行了，还要把头脑里的思想扫干净。最近学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有什么感想？”
岑生记不得有这样一篇文章，他隐约记起“读报员”当时有点声色俱厉，他心里不由嘀咕发生了什么大事，至于读的什么内容他没听进去，题目也没记住，只是“专政”两个字听来耳熟。岑生感觉“专政”的调门越来越高了，而这两个字是他最不爱听的，他在日记里写了感想，给在外县当老师的丽达写信谈起过一点，至于这位清洁大队的领导为什么要问，一时还搞不明白。现在领导既然提起“群众反映”，就要认真对待，他本来想不说什么，可转念一想，如果自己保持沉默，就会让别人钻了空子，于是就按照习惯性的套话回答说：“政治要落实到行动上，扫好地就是政治。”
领导一听岑生的话，验证了下属给他报告的情况，就立即针锋相对追问：“落实到行动，就先要学习，不学习，你落实什么？”
感觉到领导脸色由原来的亲切变得严厉，岑生更不能默认“暗探”强加给自己的诬陷，心想必须显示一点强硬，来给那些爪牙一定的反击，才合乎情理。于是语气坚定地说道：
“学习的好坏，没有一定标准，凭空说了不算数。”
领导生气了：“谁凭空说了？这是实事求是的事。”
岑生显出不服气的态度，还要辩解什么……
领导被气得停了一刻，“哼”了一声，最后说：“自己检查！……”看来他已定了调子，不再多费口舌，背转身就走了。
这位领导就是岑生的大学老师吕世魁，岑生的名字早就登进了这位县知青办主任的笔记本里。他们师生之间以前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只是远距离的交道。岑生大学时就听过他的政治教育报告，领教过他的训导。那一次老师还算平和，岑生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坏。但是这一次，“老师”的态度很强硬，有一种当面翻脸的感觉。
恰在这个时候，江其平落网了。
江其平的行踪吸引着警方的视线，但是他们侦探的结果，却与报案者的判断不很一致：从江其平家没有抄出有价值的线索，看来没什么政治问题，只有一些上不了台盘的经济嫌疑。
江其平没有什么经济才能，却硬热衷于搞经济，妄想搞出一点名堂来，而首要目标是先把穷困的生活改变一下。他苦思冥想地探访门路，寻找各种机会，设想各种“发财”的捷径。他不时地到一个黑市去，在那儿旋着圈儿，细心地观察着，搜寻着。可是他那双视神经萎缩而视野狭窄的眼睛，偏让他经常首尾顾不住，他没有瞧见人家，人家早就瞅见他了。一个哥们儿凑上来，向他做了一个手势，大概是一个圆圈，问“要不要”，他懂了：“多少？”“二十块！”“十八块。”“十九块！”他转身就走，哥们儿跟上来，约在第二天五十步外大楼旁见面。第二天同一时间，俩人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一桩危险的交易，这东西当前禁卖，双方又素不相识，只要一方背叛，就是进“局子”的下场。而江其平非常自信，他眼睛不亮，手脚又不麻利，一点灵敏度都没有，但是他却夸口说：“眼睛亮怎么样，你能看到他心里去？手脚麻利怎么样，你能跑过公安局的汽车？关键是你那种‘感觉’。他往你身边一站，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会送你进局子，手一摸货，就知道是我想要的东西，这才叫灵敏。”他买进了那些货以后，没有马上出手，他知道那种货越放越值钱。
江其平的家现住在铁路新村，住的是房产局的公房，只有八平方米，他又在房门前搭了一小间延伸了出去，扩展了四五平方。这里原来是一个车马店那样宽敞的大场院，住着十来户人家，现在各家都像他这样私自延伸扩展一点，大院子就完全变了模样。
房产局名下的公房，来路大都是旧社会大户人家的房产，经过“没收”或“改造”等途径变为公产，然后出租给私人居住，一个大院子里住着几家乃至十几家人。原先的场院很是宽敞，按规定不准私人任意改造搭建。文革后期，公家自顾不暇，私人各自为政，大院子被十来户人家分割占有，变成了小格子，墙隔墙，檐搭檐，宽路弄成了“地道战”似的小巷，上面房檐遮蔽，不见阳光，下面曲折绕行，有的地方曲溜拐弯儿得侧着身子才能通过。这样，各家都增加了隐蔽性和私密性。
这是那个时代的心理情绪和建筑特色的“陈仓暗渡”。原先的大杂院，有比较宽的院子，住着十几家人，门窗相对，谁家来了人，远远一望就知道，瞒不过对门的眼睛，可以互相关照，互通有无；到后来政治形势一紧张，就变成了互相监督，互相猜测，互相揭发的方便门径。再后来，经过改建，大杂院变成了“地道战”，这一改，一家一户都隔开，私密了起来，谁家来了什么人，都一无所知。这样，原先院内的“开放型”就变成了“封闭型”，人们无从监督了，也不好猜测了，居委会大妈抱怨说：“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了。”
通过曲折的小巷窄院，进出江其平家的人很复杂。有钢铁生意商，有铝锭销售科长，有黑市上的闲游者，有回乡告状人员，有文物鉴赏家，有文学爱好者。他们说着闲话，海阔天空，没着没落，谁也没发现谈成了一笔什么生意，可是总是不断有见面熟出门凉的人进进出出。江其平眼神不好，屋内光线又暗，但是他凭借灵敏的耳力和清晰的判断，做闭目养神状，从中捕捉信息。他只有一点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得四蹄忙乱地另找门路，无论前面的路是光明还是黑暗，他都必须硬着头皮往那面软硬莫测的墙上去碰。
江其平背一个草绿色军用挎包，上车下车曲曲折折走进一家大门，前脚刚跨进门坎，立马一个趔趄就栽倒在地上，几只有力的大手牢牢揪住了他。江其平栽了。他挨了一警棍，差点没晕过去，清醒之后还记着那电击的滋味。他被关进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坐在看守所冰冷的小房间，江其平思绪翻腾，百思不得其解又似乎明白了许多。他翻阅着过去的日子，咀嚼着自己酸涩的履历，痛感人的“命”由天定，不管你怎么筹划折腾，都改变不了。
江其平被大学除名以后，到木材场当装卸工，文弱书生变成苦力，干起了力能扛鼎的力气活。接着“文革”开始，他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起而“造反”；这是一个普通苦力合情而不合理的反应，试图用反抗的方式来改变命运，当然后果也不难预料。他的战斗队里出身不好的人多，战斗力自然处于劣势，而对立派以“保皇”面目出现，旗下不乏政治经验丰富的老手，阴计层出，令他们这类头脑单纯的人难以招架。最终败走麦城，落了个惨遭绳捆鞭笞苦挨批斗的下场。命运总是跟江其平作对，好像它处心要作弄你，怎么着都躲不开，喝凉水都塞牙，无论大小事厄运都跟着你。
在被建材厂开除的日子里，为了养家糊口上街摆地摊，兜售清仓查库的裤子鞋袜一类大路货，在大什字纵声叫卖。他这个曾经的大专院校演唱会的首席领诵，一副好声嗓，共鸣高亢，清亮圆润，引得里外三圈人驻足，以为是演电影呢。自己叫着叫着，货没卖出去一件，却白费了不少热情，心头不由涌起许多悲凉。有一次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竟然仅从外表长相而被判定为小偷，给人家揪扭住了。他生着一副莎士比亚的额面，普希金的神采，这样近乎帅气的外表，却在有些人眼里成了另类。有口难辩，只好跟着失主一起到公安派出所，结果没有查出什么，而自己却落了一个辩不明白的嫌疑。这样的事他只有苦笑，自我嘲讽地改装了一句名言说：“命运玩弄我们，就像顽童拿着手里的蜻蜓，用虐杀来取乐。”
前事的结果，就是后事的原因，陈陈相因，波折颠连。接下来就是被列入上山下乡的名单，在革命指引的“广阔天地”里消耗了若干年月。到后来，又辛辛苦苦地想方设法办理返城，挣扎着回到城市，贫病交加的生活捉襟见肘，逼得他非有一点非分之想不可，趋利避害地踏进黑市，想找一点花息添头；万难料到的是，别人都能从中捞取些赚头，自己却偏偏栽了跟头，竟然慌不择路地踏进了监牢的门坎。积年的精力，加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一点血汗，瞬间化为乌有。他茫然无着，只是这样不知就里地思前想后。
然而，旁观者清。有人却认为江其平对所谓“命”的归结，只不过是一时的胡乱想象，他招祸的真正原因是自己造成的。“性格决定命运”，用在他的身上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天下祸多从口出”，他的性格是有什么话就说什么，率直得顾前不顾后。从上大学的时候噩运就跟上了他，说了一些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合的话，正当的言论却成了罪证，被赶出了学校。走向社会以后，思维方式仍然没有改变，言论和行事有很多不合时宜，自然就有让别人乘虚而入的空子，人家抓住了把柄，就有不少麻烦事找上门来。性格确实决定着他走到了当前这一步，一切都不顺，都不利。
可是，江其平有另外一种别样的性情，在繁乱纠结中常常起着积极的作用。他性情中的乐观坚毅是很牢固的，那种昂扬进取的劲儿，总是伴随在他的生活中。他认为困难是常有的，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当时国家困难时期安抚群众的一句政治口号）。即便在“文革”斗争最紧张的时候，他也笃信“胜败寻常事”，对挫折常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甚至把这看成是对意志的磨练，当作一种精神财富。认为不论生活怎样不公平，物质虽然匮乏，但精神应该是富有的，希望之神一定会向他招手。因此他乐于品味苦涩的困顿，从困顿里获取振奋，相信苦就是甜，终究会苦尽甜来。
文学给了江其平太多的理想和幻想，少年时代播在心田的种子，不时地甜蜜地萌动着。在流过对万卡和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同情的眼泪之后，坚信丑小鸭和灰姑娘的苦厄必然会幻化出白天鹅和水晶鞋。他期待着自己奋发而起，从文学天堂里采撷温暖的爝火，让生活充满欢乐与光明。即使在屡战屡败的困境里，他也对少小年代融入血脉的爱好痴心不改，在虚设的幻境里游走，如醉如梦地咏之嘘之呻吟之呼号之。但是，生活的坎坷搅乱了他的思绪，干涩的笔头难以流出清爽的醴泉。他曾失望过，满心期望的阳光和春雨化成了幻影，像范爱农在困顿中呓语般的企盼：“是鲁迅来叫我的。”然而，老鲁似乎也自顾不暇，竟然没有来叫他。他的文学梦屡屡被打破；然而即使是“破”，并没有“灭”，且多了一些思考，可能是一种新的“醒”。醒不醒吧，总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挣扎着苦思冥想。这一次在监牢里的思想反刍，让他更坚实了，生发出许多新的思路和新的构想。
他情性中的一些特有的气质，是文学创作所必须具备的。理性的推理和朦胧的形象思维纠缠交结，不时地激**着创造的冲动。不顺的境遇，不能熄灭他文学梦中理想的火花，没有湮没那偶或闪现又可能转瞬即逝的灵感，也无法损毁他矢志不渝的信念坚守。
江其平的这一笔“袁大头”买卖血本赔光，从黑市买来的那一百多个银元全被没收，损失了两千多块钱，人还被公安机关扣押了十多天。最后放出来，办案人员告诉他，那些银元全是假货。但是，是“真”是“假”，在他心里都不再有什么意义。他只在乎这次监牢所给予他的经历，一个进出水火的过程，走过这一节，没有什么遗憾也没必要庆幸。赚一点小钱改变一下生活，意义究竟不是最重要的，有饭吃就好；重要的是不要让俗务捆住手脚，禁锢思想。江其平对自己冷笑了一下，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门。
江其平这次翻车，其实得的好处要高于付出。他因祸得福，拘留放出来，恰与吕世魁设计的机关擦肩而过，天意般地躲过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付了个破财消灾式的低成本代价。
从昏暗的牢房回到幽黑的小屋，却听到一个隐蔽在意料之中而又出乎意料的消息：
岑生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