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多都回家过年了，知青点上只剩下刘可光和“眼镜”岑生两个人。岑生不算在校生，他比“老四届”还老一届，是作为社会青年下乡的。师范大学不承认他的学籍，他只好回到社会，后来经过辗转调整，被分配到生产队落了户。
刘可光身体单薄，个头矮小，脸色灰黄，常含有一种委琐不大方的情态。文革初起，他学着别人的行为，曾经跟人一起去打过人，打过看不起他为难过他的老师。刘可光背上了恶名以后，从心底里觉得做了亏心事而见不得人，情绪先自低落了下来。上山下乡运动中，本来因为他父亲有残疾，又是独子，符合留城的条件，但是他是一个不善于为自己辩解的人，一些不利因素凑在一块起了作用，就糊里糊涂地跟着大家一起下了乡。
刘可光本质上是软弱的，他的反抗总是以失败告终，似乎干什么事都到不了前头，老吃亏。在生产队常干一些低工分的活计，一年下来比别人少挣很多，扣除了口粮以后，也分不到几个钱，连回家的车票也有困难。他很少回家，即便回去也住不了几天，就又匆匆地赶了回来。
刘可光是没有钱不回家，岑生是不想回家而不回家。岑生每天要读一点书，抄抄写写一些东西。刘可光整天不读书，但是他陪着岑生，为他做饭，饭熟了叫他，吃了饭洗锅刷碗。岑生从来不做饭，也不会做饭，在集体里，他的任务只是挑水，水挑来了就站在旁边看人家做饭；他也不会洗锅，曾经分配他洗过几次，结果锅碗上的残留物太多，被撤了职。现在剩下他和刘可光两个人，他就什么都不干，只剩下看书和睡觉。
岑生带来的书多，藏在一只粗木做的箱子里，别人以为是他的衣物，都不留意，只有刘可光知道。岑生不让别人动他的书箱，主要不是怕人知道书的秘密，而是怕借，借去又不读，最后还丢了。他是一个很疏懒的人，在**放着所有的衣服，已经穿脏了的和洗干净的混在一起，衣服中间还夹杂一些随时用的书和笔记本。
岑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从旧政权过渡而来的老职员，家里有点藏书。文革初抄家的时候，他有意地把一些名著与“马列”著作混在一块收集起来，后来就成了他的主要读物。在彻底否定一切文化遗产的“文革”中，谁也没有心思去读书学习；连作为指导理论的马列著作，也只选些与“专政”有关的内容，各取所需地挑出来，断章取义地理解，作为打人的石头。能专下心来认真读书的，除非是“傻子”，而岑生偏就是其中的一个。岑生钻到书里面去，他的高度近视的眼镜，使他在他人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迂阔形象，有人怜悯他，有人嘲笑他。
岑生家庭经济不宽裕，吃穿低调，不善交往，执着地处在自我之中，性格也变得有些偏执。他用一种怪脾气和知识的围墙，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似乎生活也有意跟他开玩笑，有一次，他驾着牛去耕地，不知怎么惹恼了那头牲畜，拉着他满坡满洼疯跑，他跟在后边追赶，丢盔弃甲，在地陔塄上栽了几个跟头。这个书呆子大丢了一次丑，惹得知青们大笑了一场。
岑生生性疏懒又有点愚钝，对众人的反应毫无感觉，而他对刘可光却常存着一份亲切，也从来不封闭。刘可光有时翻看岑生的笔记本，读到中间一些他写给女友的信，觉得满有意思。岑生比刘可光大几岁，在刘可光眼里不但是老大哥，甚至是精神前导。
刘可光笑吟吟地追问岑生：“你告诉我，那个‘丽达’该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吧！”岑生对他的问话不作回答，只是茫然地望他一眼，又低头去做自己的事情。
刘可光提到的丽达，是邻队“知青点”的刘丽雅的别名。这个别名来源于一部小说，她与插图中的人长得很像，名字又接近，大家就都叫起了这个别名。其实她的性格跟小说的人物根本不一样。小说里的人物坚定上进，阳光大气，在社会交往中活跃融洽；而这个丽达外表虽然美丽，但是思想常会左右摇摆，她也想学得坚强一些，但又免不了软弱。从她写给岑生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有意地以强势的面貌出现，总要显出跟对方有一点不一致来表示自己的独立，然而在字里行间总会露出些外刚内柔的弱点。不过，总的来说，丽达还是向往刚强的。
他们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岑生进大学不到一年就被除名回家了，而丽达却意外地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又走到了同一个层次上，都以同等身分插队落户了。丽达与岑生自然有相似而契合的一点，那就是都愿意跟对方敞开说话，在高中时两人是谈得来的朋友，又各自都有一股执拗劲儿，一边友好地交谈，一边又负气地争论，可都不存芥蒂，不设防范，似乎把争论当做一件快乐的事。丽达一向佩服岑生的学力，由于自己常莫衷一是，就有想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想法，而听了以后又产生了自己的看法，于是又由不得要去陈说自己的意见，而对方并不认同，便又要争辩。
丽达出于对普通劳动者的敬佩心情，赞美沿用几千年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劳动工具。她满含**地用诗一般的语言歌颂原始的工具，铁锤、钢钎、镰刀、犁头：“它们是我们祖先改天换地的铁拳和利足，我们怎能忘记它的功劳和恩德呢！无论工厂田间，无处不见劳动者挥舞它们的身影，银光闪烁，优美动人，他们是我们永恒的父亲和母亲……”她混用着人称代词来表达激昂的感情。
岑生毫不客气地对她的畅想予以贬驳：浪漫主义往往是不理智的，它总是想象奇特，夸大到极致，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它使用夸张、象征手法，把事物描写得面目全非，不能准确地揭示本质。因为它们总是热情奔腾，用情绪来代替科学——当然，科学家也需要热情，但是科学家的热情是内在的，像地热一样在岩石的躯壳里运行；而文学家的热情像天火一样，无所限制，有时候把自己也烧糊涂了。像李白那样的天才，想象得天花乱坠，但是靠想象去治理国家，行吗？你让他管理唐朝社会，恐怕用不了三天两晌，整个国家就全被酒精淹没了。浪漫主义的思维，是很有害的，什么“喝令三山五岭开道”，什么要将地球钻无数个孔，都是一些经不住推敲的虚幻浮夸……
丽达不能容忍这样无所顾忌的否定，她甚至认为这是妄加罪名。浪漫主义是无比生动活泼的思维，李白在政治生活中是失败者，而在文学上却是胜利者，是人类文化的精髓……
两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忽而交锋又忽而转换论题地争辩着。
岑生特别反感社会上那种恶劣的“说谎”风气，分析了它的成因和危害，总括出这种衰败世风形成的三个阶段和四种类型。
他把“文革”以前十几年以及后来“说谎”的历史分成了三个阶段：五十年代前期开始说谎，借着各种政治运动，拿假话整人，步子就越跨越大。给人扣政治“帽子”，就是典型的以谎话压人。有的人说谎，是被逼迫着，出于无奈来拿谎话搪塞。据说，当时中央高层就有人，被勒令作检讨，因为他原本没有什么错误，只是为了“顾全大局”，就违心地将自己批判一顿，说一些假话取得同僚的认可。其实所谓顾“大局”，就是给某个人或某些人一个面子，自己便趁机过了关。后来到“大跃进”时期，谎话连片，洪水一般，虚报浮夸，全民瞎编，直搞得经济乱了套。先是被逼着说谎，后来说谎成了习惯，自己哄自己也哄别人，就连成了一片风气。到了“文革”，说谎就达到了**，登上了高峰。造假者技巧全成熟了，不用思考出口就是一套谎话；一般人也没别人逼他，只自觉自愿地说起来。这样，真话假话混在一起分不出真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就是说谎的三级跳的三个阶段。岑生认为社会说谎，形成一种整体风气，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有史以来很少有的。说谎的动机有多种因素，有的为了邀宠，有的为了争功，有的为了自保，有的为了感恩，其主要动力是专制的压力，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由于政治主张之间的“斗争”关系，人们都不敢坦率地无所顾忌地交谈，与历史上“道路以目”的故事有点相似。暴君周厉王派爪牙特务监视老百姓，发现诽谤朝政的人就抓起来杀掉，吓得人们见了面都不敢说话，只是互相使眼色来交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也不敢深谈，只是用“原则”说话，而“原则”里面就包含了不少谎话。这种社会氛围，就是产生谎话的“肥沃”土壤。
岑生总结出“说谎”的四种情况：
第一种人是受“皇恩”最甚的，心里没什么“鬼”，说起话来气象正大，理直气壮。可是无数次的内部清洗，也将他们塑造得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了。他们为了把话说得“恰当”一点，就进行假作，为了讨好，加进去许多虚伪的成分，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模棱两可的话，巴结奉迎的话，违背事实的话，就自然地创制许多谎言。这种人里有权势者的心腹走卒，也有真心实意的感恩戴德者，而前一种就是奸臣一类人。总之这一种属于“感恩邀宠型”。
第二种与第一种截然相反，坚持与当局不合作。由于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原因，将真话埋在心里，大部分用彻底的假话来应对世面，只是在私下里与相知者交流时，才表露一下真情，也就是当局认定的“大肆放毒”的做法。而在公开的场合，由于身边潜藏着不小的危险，就以假面目示人，“都好，都好！”“坚决拥护！”实际想说的全是反面意思。这是一种“正话反说型”。
第三种是半真半假，逢场作戏，即兴发挥，“请领导多注意身体”，“今天天气哈哈哈”。你说他真吗，他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全是有意地应付，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你说他假吗，又没有什么把柄，并且他的态度又做得十分的诚恳。这一种是“阴阳怪气型”。
第四种是结构严密地真话绕着弯儿说。这种人政治上站得住脚，但是却看透了一些事情的本质，有真心表达一下的愿望，也有说话的身份和条件，但是由于受到“不许讲真话”气氛的限制，所以他也不敢直说。他们小心谨慎，说出的话用心包装，把意思表达得“委婉”一点，“辩证”一点，“一分为二”一点，不敢追问最高层的责任，而说“经”是好“经”，只是给歪嘴和尚念歪了，“毛病有一点，改了就好了”，“成绩很大，错误不少，困难还有，前途光明”……说到最后，心虚起来，也掩藏不住“请领导多注意身体”的谨慎的马脚。这是一种“直话曲说型”。
岑生说：“高层领导也反对说谎，你知道不知道？说‘文革’有两样东西不好，一样是打人，一样是说谎。造反派在桌子底下踢了人家，不但不承认还反问人家说，我什么时候踢了你？并且反咬一口，说你这是对革命派的诬陷。皇帝反对说谎，那是政治的需要，他总是需要忠臣为他效力，但是他又很喜欢奸臣，顺毛摸总比拨逆鳞要舒服，所以他又是在默许说谎。要治疗这个弊病，必须挖出它的根子才行。”丽达对这些只感到新奇，却想不清楚，她毕竟没有深思，不会想得这么多。
“更有甚者，革命派还喊出豪言壮语：‘这个谎撒得好！这是革命的谎，光荣的谎，只要能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有什么样的谎不能撒呢？’公开鼓吹撒谎，竟然到了这样不顾廉耻的地步。”对这一点，从“造反派”一贯的性质来看，丽达是可以想得到的，但是她没有遇见过，就权当是一种推测吧。
“说谎还变成了一种技能，有时是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岑生讲了一个故事，有两个人是铁哥们儿，把憋在心里的郁闷跟可靠的朋友倾诉，朋友听着却变了脸：“反革命！我告你去，你等着掉脑袋吧！”“反革命”却笑着说：“你告去！告了，我反咬你一口，你也等着掉脑袋吧。”这是一种玩笑，是铁哥们儿的“真”表现。同时也说明“真”也会开玩笑，进到这种境界，亦真亦假，真假难辨，是是非非，鱼目混珠，安全的保险系数就增大了。
丽达听说过这样的事，但是无法跟她理解的社会连到一起，尤其不能与自己学到的“理论”相联系。从政治课本上她学到了一些概念，后来形成了她判断事情的原则，大致是这样几点：一是叫“全面”地看问题，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二是要“本质”地看问题，要分清本质和表象，要看到光明和前途，不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三是要坚信“经典”作家的理论，坚信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她被这几条原则框了进去，然而到底什么是“全面”，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经典”，遇到现实问题，她就又被弄迷糊了。她的思想方法是那种涉世不深的青年的“自然”习惯，她所认识的“真”里面还渗透进去了普通老百姓传统的“忠”，认为说谎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岑生说的那样严重。她认为“正气”还是主要的，她想为正气争一点面子。当然她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是犹豫而矛盾的，毕竟她在观念上并不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女子。
丽达与岑生两个人的信件，不是通过邮寄，而是趁赶集的时候交给对方，信中从不写私情恋念，而是直截了当进行议论。不过，丽达的话题总是跟着岑生，岑生说什么见解，她就跟着反驳他什么。后来，他们的观点搅到了一起，分不出是非，各自只说自己的想法，尽管有许多不协调，但是仍然乐此不疲地信件往来。
丽达的父亲是工人，算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但是她在生活上却又是新生一代，怕穿补丁衣服，总爱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外表收拾得很整洁，她还怕吃杂粮，适应艰苦的生活总有点困难……像她这样的人，应该给扣上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
这些情况，被同村的青年王煜瞧在眼里，他尤其看不惯城里来的娇滴滴的女生，抽空子总要给她们添一点麻烦，似乎是有意治一治她们的意思。跟王煜在一起，老是想法子难为丽达。一块儿劳动，给丽达的背斗里上粪，王煜要格外多加上两锹，而轮到丽达拿锹上粪的时候，王煜却硬要丽达往他背斗里多上几锹；好不容易胳膊酸困地给他铲满背斗让他走了，刚想歇一会儿，谁知一转眼工夫他又站在她面前，来回送一趟粪，比飞的还快。丽达不愿意跟王煜搭档，却又偏偏遇上他，她一见王煜心里就忍不住发怵。
有一次逢集，队里派王煜带几个知青拉着一头猪到供销社去卖，大肥猪被捆在架子车里，哼哼直叫，很不好弄，搞得他们手忙脚乱的。女知青们都换上了洗涤一新的衣裤，跟着车子，嘻嘻哈哈闹成一团。快到集镇的时候，老猪在车子里拉了一大摊粪，本来不清扫也行，可是王煜偏多事，折了一簇树枝当扫把，一下扫过去，泼了丽达一裤腿，连雪白的袜子上都溅满了，气得丽达拖着哭腔到河边去洗。尽管心里恨，拿他也没办法。
不过王煜在斗南国华的会上使了狠以后，自己知道人们对他有一些看法，在行为上有意地收敛了不少。他对丽达的态度，明里虽然说看不惯城里来的娇女生，心里却存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想法。丽达有意躲避着王煜，可是他像影子一样老缠着她。到了招工推荐的时候，王煜还跟几个人一起反对推荐丽达。生产队长虽然有心帮丽达，也终于没有使上劲，名额最终分给了别人。
大队里先分到的两个招工名额，让汪军和他的女朋友占去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是县上培养的“典型”，在省城也出过名，不招他们招谁？这是整个政治的趋势，不是公社书记说了算，也不是县委书记说了算，生活暗流里就有一种潜行的力，很自然就走到那一步去了。知青们在背后议论汪军，什么积极上进扎根农村？全是假动作，目的不纯。背后议论归议论，明里谁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大家都服从上级的调配，平心静气地顺应命运的安排。
大形势的发展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后来招工招干比例增大，分期分批地先后都招走了，大队上的老“知青”最后走的是岑生、刘可光几个人。丽达也势不可当地被招走了。王煜是丽达的天敌，但是他也是白折腾，大势所趋，他只能望“丽”兴叹。
丽达被招进了教师队伍，当了小学老师。岑生和刘可光被招进了省城，当了清洁大队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