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又松变脸了。
马群态度诚恳地写了第一份检讨书，从工作态度、思想根源、世界观一直检查下来，写得挖心掏肺，异常深刻。召开会议，在公社全体职工面前，马群作了书面检查，然后杨常委讲话，项书记讲话，职工代表发言，最后杨又松作总结，结论是马群检查不深刻，再准备检查。马群态度更加诚恳，写了第二份检查，照样从工作态度、思想根源、世界观一直检查下来。这一次按杨又松的指示，要他加上了立场问题，以及不纯的动机和反动阶级的感情。马群在检查中既说立场有点问题又狡辩说立场没有问题，甚至还暗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以解放全人类彻底埋葬剥削阶级为己任……但是这些“伟大的空话”在杨又松那里不顶用，他对昔日的亲密战友，下手反要更狠一些。
项子期的讲话没有杨又松激烈，却击中了马群的痛处：“愚蠢的做法，头脑不清楚，应该当晚就回来，反倒去睡觉，这不是笑话吗？”马群确实让人笑够了，在部下面前丢脸，在上级心里落价，成了一个没有本事的工作人员。马群最不愿意别人说自己没本事，这一次他本想一举攻下“封建堡垒”，放一颗政治“卫星”，让项子期认可他的政治才干，而可悲的是，项子期再一次看透了他。
可是让他真正过不了关的还是杨又松，一定要他在阶级立场和不纯的目的这两个要害处深挖，马群的检查，杨又松仍然没有通过。马群心里犯了嘀咕：一向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杨常委这不是同室操戈吗？其实杨又松早就不把马群看做自己的人了。在上次“倒项”行动的关键时刻，马群差点就当了叛徒没供出他杨又松的名，从这件事杨又松还进一步把马群看做项子期的人，他要用马群这块石子打项子期。杨常委到公社“蹲点”，专抓阶级斗争，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他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马群和曲原在公社“阶斗”大会上陪敌人一起挨斗。
红峪公社“新形势下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大会”在公社广场举行，集合了好几百革命群众，押上来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臭、异十类分子。这十类分子中前五类已经昭示于天下，人人都了解他们的身份，只有后五类是杨又松为首的领导中心的创新，顾名思义，他们的身份也为人们所明了。其中“叛”除了历史上的，还有新生的，原来是革命分子，后来投降了敌人当了地主的女婿、反革命的干儿子，干反革命的事。“走”是走资派和资本家的混称。处在第九位的“臭”当然是读书人里头有问题的。因为“臭老九”不是阶级敌人，找不到“对口”的，就从右派分子里找了两个念书人做代表。“异”是阶级异己分子，参加了革命，却仍然站在出身的剥削阶级一边，或为其家庭翻案，或发泄不满情绪。这十类人分别在各自的名目下排队，在台前站了长长的两绺，另外还增加上了三个另类：就是马群、曲原、生产队长。这三个人并不属于哪一类，算是陪斗，是即将滑到敌人边缘的一类，若不及时挽救过来就很危险，就会蜕化成黑十类里的成员。
项子期作为公社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对杨又松以县级和公社双重身分组织领导的“阶斗”，当然是完全配合，可是项子期并不把这看得很重要。在他那里，只有两件事最重要：一件是抓生产，另一件是抓干部。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让他最焦心，主要是吃“反销”粮一年比一年多，让他脸上太不好看，他盼的是风调雨顺，少伸手讨要；另一件抓干部，就是要保持以党委为中心的团结局面，若是有人从中捣鬼，就不允许。不过在他手里想捣鬼也不那么容易，在公社小范围内还找不出一个比他高一手的人。在他看来，杨又松搞“阶斗”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响应中央指示精神，掀起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最新一波浪潮；另一个目的就是在政治上做出一些成绩，为自己捞一点资本。像这样大事张扬，并且在斗争对象里新创造一些“黑几类”，这是杨又松惯常的作风，项子期也没有必要进行多余的干预，他的习惯是静观默察和相机而动。
批斗大会开始，声势浩壮，首先在气场上压倒了敌人。安排的发言人一个接一个上台，气势高扬厉声宣读稿件，并及时地呼喊口号，将斗争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点，批斗顺利地走向收场。
在取得预期的效果后，杨主任即将做总结报告，这时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料想不到的事，民兵小分队押上来两个人，正是逃跑了的贼吉和二师父，大会立即又掀起了**。下边有人喊叫要求将两个坏人捆绑起来，立时就有人从身后拿出绳子，交由捆绑高手上前行事。杨又松心里对这两个逃而复归的人很是怨恨，怨他们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大会行将圆满结束时出现，大大地冲淡了胜利的喜庆。本来是勒令阶级敌人乖乖地干啥就干啥，却偏偏又插进来一杠子，演奏了一个什么“逃跑——追捕——扑空——内部审查”的四部曲，扰乱了斗争大方向不说，又来个“投案自首”，好像斗争的主动权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这不是明明往我杨又松脸上抹灰吗？他感到既气恨又烦恼，对斗争形势不得不重新作出“阶级敌人又在耍花招了，斗争还要继续下去”的预言。匆匆做完了总结讲话，最后命令把两个顽固不化的敌人押回公社，连夜审问。那两个被捆成圆疙瘩的人爬跪在地上，只见四只手被绳索扎得血液不通，变成了两双黑色的爪爪直指天空。项子期看见，怕出意外，私下指示人松开重新捆过，带回公社进行审问。
审问贼吉和二师父，分别由杨又松和副书记魏换成主持进行。
贼吉不怕捆绑，他身形瘦小，肩关节灵活，胳膊背过去能摸着后脑勺，在公社遭遇了捆扎高手麻子俊；他知道这个姓麻的，在部队里干过，由于手脚不干净，被开除回家当社员种地。贼吉被绑起来，手提到后脑勺也没有感到什么不舒服，他揶揄地向麻子俊笑笑说“再高再高”，再高也没处去高了，麻子脸上掠过一道笑，解开绳子又来第二次，把贼吉的骨头几乎扎断，贼吉大喊：“麻子，我×你妈！”麻子呲着嘴笑笑，朝他翻滚上来的屁股踢了一脚。
杨又松也学项子期，叫给贼吉松了绑，让他接受审讯；他总是比项子期慢半拍，老跟在后面追赶。他从项子期的情绪里看出对这次批斗大会的冷淡。项子期不想搞这个事，不想抓人，更不想捆人；而他杨又松却不能不干，如果不干，他这个“阶斗”领导小组组长拿什么向县里汇报？可恨的是，这件事干得磕磕绊绊，阶级敌人不听话，偏偏给你跑掉了两个，逼得你非向自己的同事开刀不可，刀也开了，敌人也回来了，只好重新审讯。这个多余的审讯，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想到了查后台，希望后台最好是项子期，但是如果项子期那样轻易地给查出来，他还是项子期吗？对贼吉这个新生的狡猾“分子”，杨又松也想不明白，他说自己主动送上门来，是不愿意连累曲老师挨斗受处分，还有这么好心的阶级敌人吗？杨又松就是想不明白。最后他想明白了一点：能挖出“后台”最好，即使挖不出“后台”，今天的“阶斗”大会的声势，也是全县第一，这就是他向上级报功的最大成绩，有了这一条就足够了。于是他对民兵小队长附耳低言了几句，然后起身，狠狠地说了一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定！”就走出了审讯室。
贼吉见杨又松走了出去，放心了一点，可是转念一想，又更担心起来。民兵小分队是什么组织？在大城市里叫棒棒队，手持警棍式木制短棒，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谁不听话，就给谁脑袋上敲一棒棒。而在农村，都是熟人，挨棒棒的事不多见；可是也保不定，斗争斗进一摊浑水的时候，也会翻脸不认人；贼吉猜不透，他们是不是对自己也要下狠手。
小队长照杨主任的指示按步骤审问下去，他先落实原有的问题，是贼吉的男女关系问题，再问他逃跑的事，目的是挖出后台。
“你跟几个女人发生过关系？”
“自己的老婆算不算？”
队长瞪了他一眼，表示“不算”。他的意思是怪贼吉跟他捣乱，其实吉溜真心实意想交待，又怕交待错了而怪自己对抗运动。
“除了老婆，再没有别人。”贼吉交待说。
队长起身，提了个棒棒，朝吉溜头上举了起来。
“你说的是那个事吧！”贼吉赶紧招认。
“说！”队长厉声喝道。
“那个晚上我从外面转回来，走到哥儿门跟前，不防门忽然一下开了，从里边跑出一个人来，提着裤子刺溜一下就窜到黑阴子里去了，接着哥儿的男人拿着一把刀就从门里追了出来，后面哥儿哭喊着拽着男人的胳膊，男人摆脱不开，就向哥儿举起了刀，我上前猛不防夺下了刀，扔到老远黑地里去了，男人一把揪住了我，一拳就把我打趴下了。那个男人你见过没有？”他问队长。
队长瞪起了眼睛，贼吉失望地摇了一下头继续说：“比你还壮实呢。”队长扬了一下手中的棒棒，贼吉吓得头缩了回去：“队长，我确实没有，那是人家赖的，跑掉的那人是谁谁也说不清，只有哥儿她自个儿知道。可能是个外庄人，跟我个子差不多，逃起来跟我速度一样快，‘刺溜’就不见了。我怎么缠哥儿呢？那是我兄弟媳妇，胡来不成。”
跟兄弟媳妇胡来的人是什么人？是畜生。队长一声令下，贼吉被吊了起来，嘴里喊着：“队长，队长，妈呀妈呀……”最后喊不动了，队长命令放了下来。
贼吉缓过气来，躺在地上翻白眼，屁股上踢也踢不动弹，最后他坐起身子，口气反倒硬了：“队长，今天你把我吊死算了，反正我没有那事。我相信你，给你说实话，你不相信我，硬要逼，我们乡里乡亲的，你怎么下这个毒手！你不就是后山的李六娃吗，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来当民兵也是上级的命令，你要是抗得住，也不来干这个活。你好好的，我给你说实话，你想打着招，你就打。”
队长被吉溜这一顶，倒泄了气，坐到椅子上直瞪眼。吉溜缓了一刻，回过来精神，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说给大家听。
吉溜被哥儿的丈夫打了，人们就以为他肯定不是好东西。这其实不怪吉溜，他平时对所有的女人都好，女人们倒无所谓，男人们就都有些不安全感。有一次他跟一个年轻寡妇说话说了大半夜，他的媳妇找上门来，牵着耳朵回家，哭闹声全庄子都听到了。哥儿原先是他的堂弟媳，后来改嫁了。哥儿看到自己的大伯子挨打，心里很过意不去，第二天来看望他，回去后又被男人打了一顿，谁也不会同情吉溜和哥儿。
吉溜犟着一股子顽皮劲儿，没有到公社去报到，民兵小分队进他家门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正要找一个机会把自己的事说明白，就自愿上钩被绑着走。走着走着“扑通”一下掉进了堀橐，皮褂子自然而然就从身上脱了下来，他想从堀橐里爬上来，却上不来，正好那下边有个门洞，从门洞出去，他就改变了主意，不想去公社了。第二天他睡了一个太阳老高，可是到了后晌，却怎么也坐不住了：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让别人为自己受委屈！曲文书是多好的人啊，给自己的娃娃也当过老师，让人家上斗争会，是昧良心的事。过了一天他就上公社来自首，要杀要剐豁出去，不就是一个嫖风的事嘛，更何况是不是真正地嫖过？——反正他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嫖过。
民兵小队长硬逼着贼吉交待后台，要完成杨又松布置的第二件任务，可是没有完成，他拿眼前这个砸不烂的核桃煮不绵的皮条没有办法，反倒叫贼吉一句话问得无话可说：“你们硬要我说嫖了，我就承认嫖了，要说后台，没有。你说，嫖风还要后台吗？”
吉溜的案子审到后半夜，人困马乏，只好先解决睡觉问题，“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这是列宁说的。
审讯二师父的一组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魏换成是农村里重实效不虚浮的那一类干部，自己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整，所以他没有捆绑二师父，只是把审问的情况记录在案，以备调查落实。二师父，历史反革命，当过三青团的小队副，他自己也承认，这个问题很简单；复杂的是逃避批斗，抗拒**。他自己交待说，没有人通知他到公社报到，怎么回事？前一天他们生产队附近的有线广播线给一个驴车扯断了，谁也没听见有这个通知，第二天队长派他到山里砍柴火，回来后才听说开大会的事，他只等日子一到自己送上门去，谁知日子还没到，马秘书提前到了，斗了半夜，放回家让民兵看着，心里一时犯糊涂，就趁空子跑了。他在山里藏了一天，怕以后的关更不好过，长痛不如短痛，快过年的猪，迟早要挨一刀，老躲在山里像坐牢一样，况且听说公社书记能实事求是，兴许能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就自动下山投案来了。
至于后台，没有。二师父瞒过了一个隐情，那一夜生产队会计到他家里，把他带出家门说，二爸你快跑吧，明天你过不了马秘书的那一关，棒棒队已经安排好了。二师父死活没有供出会计，魏换成心里也明白，找后台就是要给人找麻烦，又不是现行的，一个历史反革命，找什么后台？要找，就是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