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里的“造反有理”早已搞得台风暴起似的，接着中小城市也觉醒了，跟着闹了起来，学校是这样，工厂也是这样。
但凡一场激烈的社会运动，事先总有一番运作来蓄势，“文革”也一样。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步步地演化着，蓄积着各种因素，待到条件成熟了，就一下子爆发了。在“文革”以前，已经搞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高层领导认为都不很“彻底”，必须有一个更能解决问题的运动，于是逐次升级，透露出要大搞一场的意思。行动之前，先是造了不少舆论，准备好了一整套理论；接着便不断地推演变幻，逐步运作，就水到渠成地进到临界点，人们也就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走进了高层设计的圈里面。
“文革”开始，红卫兵借着反“工作组”，一下子闹了起来。虽然队伍的成员多是新手，但是有祖传血统，干起事来很是顺手，闹腾的样式，也是前辈心传的成套秘籍。社会各界的人，为适应形势，也在各自位置上，扮演起不同角色，开始了相应的表演。
作为老百姓，大都是迷蒙不清，被拴在“社会”这辆战车上，晕晕乎乎地任由命运摆布，“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得过且过，挨过一天算一天。也有一些人，多了一分心计，在心里预设了各种保护自己和对付敌手的办法，准备随时应付不期而遇的变故。而作为一个以“斗争”为主调的时代，自然产生出了许多唱着高调整人害人的谋事者。此等人心怀叵测，机关暗算，窥伺机会，专等着损人利己，早准备了“窝里斗”的防卫和进攻的两套手段，窥伺着形势变幻。他们以多捞好处为目标，随时准备着损伤以至杀灭挡住自己路的或者虽不挡路却能从其身上捞到些什么便宜的另类乃至同类人。作为弱者，那些被认定为“有问题”或者虽无问题但自觉“有问题”的人，便神经紧张，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地延颈等待命运的摆布。当然，也有一些清醒者，参省天机，冷眼旁观，避祸趋福；这种人静观默察，不动声色，单等着天道轮回，自是一个别类。至于乱世枭雄强梁霸道的飚发，是任何时代都会有的，在“文革”动乱中也有搞得波浪滔天的那种，但那却是另一类性质的事，不算在“正常”的现象之中，就不用去多提它了。
政治高层虽然跟老百姓离得很远，但是天上一个小动作，下界就闹得天翻地覆。他们精密地进行着设计，一步一步地做足文章，有条不紊地意气昂然地运筹帷幄。就像政治家论断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最高的斗争形式，“文革”这一场战争，就是它以前的政治的继续，沿着它的必然程序走来，也就形成政治家们常说的“应运而生”的那个东西了。
政治家高调文章推出的理论不一而足，什么斗争不可调和论、专政不择手段论、矛盾的绝对论、阴谋论、颠覆论、阶级倒算论、二遍苦二茬罪论、人头落地论……做了无数个铺垫，蓄势待机而发；于是，左一个《决议》，右一个《纪要》，再来一个《通知》，风声鹤唳，山雨骤来，势能聚到高位处，山洪暴发了，天崩地裂了。很多纷纷扰扰的争吵，一朝廓清，尘埃落定：什么红卫兵的行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什么“造反有理”还是无理，什么**“到底革谁的命”等等，纷繁芜杂的论辩，吵闹得不亦乐乎之后通通了结。接下来就都忙乎起来，跟着“路线”走，八方行动纷纷“造反”。说“文革”是自然地走来也好，说是突然地爆发也罢，或说是光明正大的革命，或说是阴谋诡计的混战，无论有理无理，总之它发生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合理地存在了。
到处在造反，轰轰烈烈，翻天覆地，一下子把人们卷进五里雾里，一团糊涂，不辨东西。
你赞扬它，你就是革命派；你反对它，你就是保守派、保皇派，或者是反革命派。当然，谁也没有那么傻，敢公开说反对，只是在背地里，私密之间，摇头的、指责的、咒骂的都有。而在明里，都心知肚明地、道路以目地做自己的事。“造反”是谁都要造的，不造反就没有活路，即使心里不很愿意，也跟在队伍后面，即便远远地随着，也是多一份保险，将来好有一个退路。
各单位争先恐后地成立“战斗队”。战斗队的名堂标新立异，精彩纷呈，什么“卫东”“卫东彪”“傲霜雪”“井冈山”“鲁迅”“五一六”“八一八”……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名称，都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都有自己的含义和背景。此处提及这几个，只是让不很知情的人了解一点那时的色彩，品嚼一下其中的况味。若是认真搜集实录，其中定然会有说不完的故事，倘或民间野史有这方面的趣记，那就既满足了后代管窥的愿想，又为历史留了一点踪迹，必是遗渍后世的好事。
闲话休道，正题单叙几个老百姓的“造反”。有人说，下层百姓，总是油盐酱醋茶，有什么叙说头？上层才是革命的真相，“文革”的本质。表面看，这位说得似有道理，其实不然，天上地下都有各自的价值，绝不能用一个代替另一个。况且，二者的内质和形态都有很大差别，各自的故事，认真比较起来，天上神仙还有诸多比不上百姓的地方，若说体现一个事物的“实质”，神仙还要略逊一筹。神仙在天上，杂彩纷呈，光彩炫目，俨然代表历史的正版，板着一个“肃”字面孔，讲演“规律”，不苟言笑，寡淡无味。这样的形象，一般都缺乏人间气味，没有什么情趣，必然很少有生动的细节展现给世人。反过来，下层老百姓，喜怒哀乐，生动自然，明暗细腻，情感丰富，不是上层人可以比拟的。至于“文革”的“本质”，其实在下层反映得更加丰富，更加透彻，若是再加上一些上层情况的添补，就会形神兼备，完全不用担心揭不开它的底细。何况，下层人虽然粗鄙，然而内心极细，对于“政治”的各种味道的品尝，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由此演出的故事也便格外的屈曲生动，情味肯定也是繁复隽永。更何况，在受尽挫磨，酸苦裂心之外，还会另外翻出不少奇诡的逸事，甚或一些妖道反串、玄俗交并的怪异，也会纷呈于其间，或许能营造出一抹文质兼荣的气象来。由此看来，以下层人的故事反映“文革”，不仅符合揭示“文革”实质的需要，也能为世情风俗增添丰富的色彩。笔者虽然是肉眼凡胎，对于天上神仙的大事不甚明了，但是对民间的俗事逸闻却约略知道一些。在这里，就从几个平常人说起。
纷争一起，江其平所在的工作单位也顺应形势地“造反”了。
江其平因为言论中的“政治”问题而被师范大学开除以后，为了谋生，干过多样工种，由于不能适应某些技术性工种的要求，最后只得落到建材厂属下的木材场当了一名装卸工。虽说整天装卸大原木，干的活比先前的工种苦累了很多，可是因为一来工资每个月能高出几块钱，二来这个工作只凭体力干活，拿力气大小说话，全然没有技术问题而引来的人事纠葛，倒省下了他不少精力。
“文革”是革文化的命，可是反倒很需要有文化的“秀才”，因为要写文章，读报纸，还要出主意。江其平念过大学，在建材厂，大家都把他看成一个真正的秀才。这个厂子规模不大，就只三四百号人，成立了两个“战斗队”，两个队都请江其平给他们命名。谁料江其平虽然上过本科文学系，但是养成了一种逆向思考的习惯，超离凡俗竟至于浪漫，遇到这样起个什么名字，或写个什么贺词之类的事，却不知道如何应付而无所措手足。他抓耳挠腮地半天，起了“刮地风”“奔前程”两个名字，众人为之哗然，认为这样的名称不切合时风，不但不予采用，还笑他这个大学“秀才”太落伍了。最后，只得靠只有初中学历的季青给他打了个圆场，修改成了“风卷红旗”“看今朝”两个具有时代革命风貌的名号。
虽然不善命名，江其平处事的凝聚力还是公认的，被工友推举为“看今朝”的头头。起初，“风卷红旗”与“看今朝”两个战斗队一致的敌人是厂领导孙富贵，开批判斗争大会，一齐对准这个厂内最大的“走资派”。孙富贵是一个出身于老革命家庭的中年领导，此人并不像大多出身于这种家庭的子弟那样即使身分高贵也还温文谦和一点，而是本性蛮劣，对部下群众有一种天生的对立心性。
批斗会上针锋相对，孙富贵刁钻地回答每一个质问。
问：“你为什么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一种问法来自中央报刊的引导，是文革中的常规制敌手段。
答：“我一直执行的是革命路线。”
问：“你为什么对革命群众态度恶劣？”
答：“我一向关心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
问：“为什么谩骂革命造反派？”
“谁？”
“你！”
“我就是革命造反派。”孙富贵装愣卖傻。
“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我是革命家庭出身。”
“你是地主资本家！”
“你是地主资本家修正主义的走狗！”
……
孙富贵不是地主资本家，也不是谁家的走狗，而他平时工作中对下面工人群众的态度，真可以用“咬牙切齿”“刻骨仇恨”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大家叫他某个阶级的走狗，这是以当时通行的“阶级性”这种抽象的概念套用而来的定性。凡是与革命群众对立的，都要被戴上各种与人民为敌的“帽子”，他也就必须领受这么一顶。其实这个定性并说明不了他的什么性质。
阶级性是有的，但是那只是对一个群体概括性的界定，这一种界定很简约很粗略，如果拿它用到个体的身上，去定义这个人，就过于简单，根本无法涵盖他复杂而具体的性质。人的本性里，在自然生活上的吃饭穿衣，喜怒哀乐悲恐惊，谁都会有；扩展到社会，人性的内容诸如爱国、忠诚、勇敢、钟情，或者跟这些相反的，叛卖、怯懦、滥情，还有什么贪婪、粗暴、嗜杀等等，在人的行为中，无论哪一个阶级的人都可能有所表现。你若要把这些特性硬性地“分配”，往人家头上去套，那就要乱了套了。有些人，把一些美化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好词全收在自己的名下，说他那个阶级在人类是最优秀的最纯洁的，而把最能给人抹黑的一些性质就强加给他认为是敌人的阶级，相应地还造出一些所谓的“理论”，用做阶级斗争或人际勾心斗角中打人的石头。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极其狭隘自私的错误做法。不过，为了进行“阶级斗争”，各种人都在用这个方法，都想用这个“武器”克敌制胜，那就很难说谁对谁不对了。总之，人性是非常复杂的，企图用一个简单的“阶级”标准定性一个人，是最不准确，最容易出错的。
孙富贵这个人，坏毛病很多，刻薄、狠毒，视人为仇，却是一个“无产阶级”，已经充当革命接班人许多年了。他当建材厂的领导，手里紧握着一个“权”字，认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在他的意识里，自己是代表一个阶级在行事，反对他的人就是阶级敌人。他眼睛盯着二三百号人干活，动不动就骂：“不好好干，老子就不给你饭吃！”他的口头禅是：“小心你那吃饭的家伙，狗日的！”这是从他的家乡带来的一种“职业”骂法。工人们整天被他“狗日的”骂得瘟头瘟脑，只恨没处去发泄，现在翻过来了，拿这些骂法折回又用到了他的头上。
一个工人听了孙富贵的狡辩，气不过，冲上台去一脚踏在孙富贵的屁股上，踩了他一个“狗吃屎”，指着鼻子，将他骂人的原话奉送了回去。
孙富贵耍起了赖，“哎哟”“哎哟”叫着，躺在地上不起来。又有几个工人冲上去要揍他，孙富贵吓得赶紧爬了起来。
就这样，天天批孙富贵。孙富贵也学乖了，低着头认罪，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老子总有一天要收拾你。”
造反派算是取得了第一个阶段的“辉煌胜利”。而这之后，“风卷红旗”和“看今朝”两个群众组织发生了矛盾，分裂成了“保孙派”和“倒孙派”，厂内的斗争处在僵持阶段。
江其平提议要扩大革命战果，必须走向社会。他们联合了轴承厂的“战天啸”战斗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江其平带着联合起来的战斗队，冲进孕育了自己又抛弃了自己的母校——师范大学。这个曾经令他亲切而又让他伤心的地方，温情夹杂着苦涩一起噬啮着他的心，撞击成了一股乘隙发泄的怒火。他心里无数次地浮现着那些陷害自己的“王八蛋”们的丑恶面孔，什么同窗友谊，什么师生情分，都被无情的政治利剑划成碎片，随风扬撒到空中飘逝了。特别是那个政治“辅导员”，一脸刁钻虚假，见人先是诱你入彀的微笑，转脸又露出逼人就范的狰狞。此人的嘴脸，现在想起来都让他战栗。
这个人名叫吕世魁，是分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专职干部，为人刻薄阴损，处理学生心狠手辣。学生们拿他名字的谐音叫他“驴日鬼”，意思是心里诡计多端，两面三刀。不过，其中那个“驴”字，仅是一种假借传统习惯的贬侮，并不是吕世魁蠢笨如驴；骂人没好话，只是亏待了驴子这种为人忠诚服务的生灵。“驴日鬼”整人不露痕迹，害了人还要叫你说他的好，学生们在他的手里动辄得咎，防不胜防。男女同学会面，若被认定为“乱搞恋爱”，定要做你的思想工作，十次八次找你谈问题，直逼得你承认错误，供认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痛哭流涕，然后写下若干书面检查押在档案里以备后用。对待涉嫌政治问题的学生，更有一套严密的手段。从小组到班级直至科系，上下左右，构成了一个网络，盯上重点分子，发动群众，明访暗探，揭发审查。他们惯用两个手段：一是发动群众收集材料，“群众”都必须表态，拿出揭发的材料，然后便从众多“材料”里找到需要的东西；二是从审查对象那里找问题，用一套特殊的推理，最后“推论”到他认定的结论上去。
“群众是伟大的”，这是政治上层赏赐给下民的一个美誉。其实，在一种迷魂气候里，群众常常就变成盲目起哄的“群氓”，会出现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人，英雄、豪强、小人、暗探、二流子、焦尾巴……都会出来表演一番。共产党也吃过这样的亏，在“清洗”革命队伍时，如果没有群氓的簇拥，能轻易说杀谁就杀谁吗？在形势危急时，几个人一商量，要求处理掉，请示上级甚至不请示，或者至多是有谁点一个头，就用大马刀砍掉了脑袋。群氓聚集，或自我踊跃，或随声附和，或被逼无奈，一古脑儿卷进去，就汇成了汹涌的无所不摧的狂潮。“文革”就是这样，上层率先制造舆论，撒下若干菌种，像酵母般地繁殖起来，等到面团发好了，脓熟透了，时机成熟了，借一个诱因就干起事情。群众发动起来了，就能干平时想都不敢想的超出常人理智的事情。谁也不敢反对，也不想反对，也想不到反对，因为反对一种潮流，就是跟海啸对着玩命一样。——这里虽然主要指“文革”一类大潮，然而那些大潮的“微观”景象般的小潮水也有同样的特色。
吕世魁们也是这样发动群众，搜集江其平的所谓“政治问题”材料。“群众”掌控在权力者手中，有自告奋勇自愿出力的，也有不自觉而无意中透露一些情况的，更有很不愿意而被硬逼出来的。吕世魁们将精心搜寻得来的所有材料，一并汇集成一份罪状式的东西，江其平立刻就倒了霉。他平时的一些零碎言语一下子连成了片，甚至男性的一些下路话也在其中添了色彩。这样，五彩斑斓的一桶脏水，泼到他身上，就塑造出来一个非人非鬼不堪入目的物件，江其平就成了一个不但思想反动而且生活糜烂意识一团糟的角色。在文学系里，像这样遭遇的学生，在以“反右”运动为典范的诸多运行中，不断地被复制，不断地被铲除。江其平自然而然地就被开除了学籍，清洗掉了。
吕世魁凭着灵活的头脑，在“文革”初期就混得不错，当过什么“筹委会”的成员，在批判了筹委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摇身一变，又当上了给受打击的群众“平反”的小组长，后来乘着群众造反的东风，他又变成了什么战斗队的幕后高参。
这个人平时衣冠整洁，金边眼镜，油头粉面，昂首挺胸，步履扭捏作态。这个形象，与他委身其中的无产阶级的做派格格不入。按当时的正统观念，“革命”就意味着朴素土气，朴素得掉土渣子才好。然而，世间的事情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像吕世魁这样类似俏花旦般的货色，在无产阶级队伍里不但可以容身，有时反倒很吃香，尽管人们百思不解，而社会五彩斑斓，世间群像就是会有如此怪模怪样的混搭。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通往餐厅等处的走道上人行如涌。这时，吕世魁正手提两把暖水瓶，从开水房里走出来。江其平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家伙，喝一声：“就是他！”跟随的战斗队员们便一下子猛冲了上去。吕世魁不愧是洞察形势剧变的高手，他的动作反应比谁都快，眼角里一扫见这一片速闪的影子，撒腿就没命地狂奔起来，江其平率领队员们紧追不舍。他们这一逃一追，使得不知情的群众，先是愕然，后是恐慌，一阵骚乱之后，忽然明白了过来，也就一起如惊弓之鸟一般地纷纷跟着跑起来。一时间，人群挤成了堆，跌撞缠绕，磕磕绊绊如一团乱麻，胡窜乱碰，急急匆匆似一阵无头苍蝇。突然之间，众人头顶上飞来一样东西，人群哗然闪开一块空地，那东西落在地上，“砰”地发出一声爆响，炸了开去。原来是吕世魁被追得急了，慌中生智，将手中的一只暖水瓶抛向空中，以解燃眉之急。人群受了这一惊吓，短暂地分散了一下，随即又快速聚合成一个方向的人流，继续朝前逃跑，跑着跑着，头上又飞来一样东西，落在地下，“砰”地一声巨响，还是“驴日鬼”故技重演，扔出另一只暖水瓶落地爆裂。人群这样一聚一散，分分合合，难免有的人就乱了脚步，这时候就有人脚下一软，跟着就栽倒在地上，后面的人猛可里收不住脚步，一下子撞到此人身上，就倒了上去，再后面的人，也刹不住车，一起堆了过去，撞成了一座小小的人山。看到这个情形，一些周围走动的人都停下了步子，来看那“人山”的情景。这一摞人一个一个地站起来，最后一个撅着屁股爬起来的是压在最底下的吕世魁。原来这老吕在落荒而逃中，向人群扔出第二个暖水瓶的时候，用力过猛，打了一个趔趄，脚下一绊，摔了一个“狗吃屎”，最终演成了人群追尾成山的一幕。
吕世魁被押到教学楼前，勾头弯背站在台阶上。江其平义正辞严地斥责道：“你这个驴日鬼，整学生比毒蛇还狠！你就是鲁迅笔下的‘下三滥’，人家男女一块儿走路你就像狗一样地跟在后面，趁空子扔过去一个小石头，你说你是驴还是狗？”接着响起了一片喊打声。吕世魁急忙地唯唯诺诺答道：“我是驴！我是狗！”
“你为你的白骨精干妈效忠也算鞠躬尽瘁了，你干妈死了你怎么不跟她一块儿到地狱去？”“白骨精”姓白，是原党总支书记，也是整学生的一把老手，运动刚开始就畏罪自杀了。
江其平紧跟着追问：“你说，你是怎样网罗走卒整学生的黑材料的？”
一提起这事，吕世魁来了精神，他认为有机可乘，便冷冷地说：“那是革命同学给你整的材料！”
江其平清楚他所指的“革命同学”:“什么革命同学？都是你的暗探走狗。特务一般搜集黑材料，人家照一照镜子就要怀疑，人家穿一件呢子衣裳你也要追查……”
吕世魁反口顶了一句：“可是大家穿的都是蓝市布，你穿的不一样，是呢料子。”
江其平说：“那是我父亲的旧衣服改做的。连这个也要管，可见你们无耻到了什么地步！”
“可是你说香港的狗吃得比大陆的人还要好，这总是事实吧？”吕世魁趁空子又来了一句。
一提起这事，江其平语塞了。他确实从“外参消息”上看到过这样一句类似的话，告诉了“虢国夫人”万桂芳，不想幼稚的她说走了嘴，就成了江其平一条恶毒攻击人民政权的罪状。他知道，这句话从事实讲，没有什么错误，在前几年说还不太要紧，但是在这“无限上纲”的“文革”中兜出来就不得了，于是他即刻用一句假话反击过去说：“那是你说的！你就惯用这种手段给别人栽赃。”这是“文革”中一种“反咬一口”的策略，吕世魁因为在斗争形势上处于下风，所以就极力地胡乱抵赖了一阵。
江其平想，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条狗占上风，就理直气壮地揭露他的其他劣迹：“你用卑鄙的手段，哄骗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子，你算是一个人吗？万桂芳是我们的阶级姊妹，你欺她幼稚，恫吓蒙骗，软硬兼施地诱她上当；你这样陷害革命同志，你们经常标榜的阶级‘良心’到哪里去了？”
群众怒声责问：“你有良心吗，对一个纯洁的女学生？”
其实，谁是什么“阶级姊妹”“革命同志”，谁也没有搞得那么清楚，不过，情急之下拾起一块石头打人，语无伦次地进行质问，都是当时常用的对阵手法。
“良心”这个词语，社会上很久不用了，若要用也只当贬义词，所以人们也就轻易不讲“良心”。江其平用在这里，是套用了高层领导曾经指责文艺家们不讲什么阶级的“良心”的名言来质问对方。吕世魁孤陋寡闻，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以为江其平创造出了什么新玩意儿糊弄他，群众一吼，他不知怎么回答，只是随口应和说“有，有”，又立即改口“没有，没有”，搅和成了一团。
“你平时假装仪表堂皇，人模狗样儿的，可是你用无耻的手段欺诈无知的青年，你的人样儿早就抛到垃圾堆里去了。你想升官发达，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不惜用人血染红顶子……”吕世魁无言以对，默默地忍受着数落。那些责骂的词语，恰如俚语所说“用到牲畜身上，也会脱一层毛”，可是对吕世魁却毫发无损，他竟至还昏昏欲睡。“无耻——”吕世魁被这一声群众的呼喝惊醒了过来，又耐下心来听任揭发训斥。
“王正青不是上了你的当才倒霉的吗？在向党‘交心’运动时，你哄骗人家说，只要说实话，向组织交了心，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可是人家说了实话，你就翻脸不认人了，要开除人家的学籍。幸亏‘白骨精’发话，说王正青是贫农出身，本质好，属于上当受骗，才逃过了一劫。其实那是怎样一个罪名？在背后骂了党员干部，现在看起来，人家骂得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睡在我们身边最危险的敌人。让你这样的死狗流氓当了权，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些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惯用的社会术语，什么“政权变色”“反帝反修”“掌好印把子”“不吃二遍苦”等等，无论正派人还是反派人都是熟练的口头语，都能当做打人的石头，而内心都知道全是假戏假唱的把戏。
这时王正青正站在远处，听到江其平的话想起吕世魁的卑劣行为，非常激动，正要冲上去，背后却有一只手拉住了他。拉他的那个高个子，是人称“高人陈山”的同学陈山垠。王正青明白了陈山提醒他自我保护的意思，停住了脚步。这时候陈山向四周扫视了一圈，发现在场的同班同学有不少。他心下暗想，此时各人的感触肯定都很复杂，提起一些敏感话题，脸上的红白都显露了出来。后来田秀英、汪宁梅几个女同学，都悄悄地退走了。
听到“死狗流氓”这个词语，吕世魁脊背里渗出了冷汗。当年他曾摸过一个女生的手，被人家揪着前胸拉到党支部书记跟前，丢了一次脸，学生们都痛恨他，叫响着骂这四个字。后来党总支停了他的工作让反省。那时候的吕世魁头发也梳得不光了，皮鞋也不亮了，穿一件压得皱巴巴的衣服，整天低着头干一些提水扫地的勤务，在斜睨的余光里看到的尽是学生讥讽的眼神。所以一听见这四个字就如芒刺一般，脊背冒汗。在那个封建式闭塞的年代，这种类似“性骚扰”的行为，要受党规政纪的处分，幸亏总支书记白骨精千方百计为吕世魁开脱，他才躲过了追究。
“你自己恬不知耻，却还费尽心机威胁别人，要人家交待‘流氓行为’，心怀叵测地启发诱导，把人家少女都诱导哭了……”人群里发出抑止不住的窃窃笑声。
其实，当时虽然有各种清规戒律的限制，但是，终难控制人的天性，不少“少女”对于男女之事已有浅涉，只是在公开的舆论上，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出格行为，尤其在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时候，总会让人冒出冷汗来。这样的事在这个时候，正可以拿来打“驴日鬼”，正像他常拿这来吓唬别人一样。吕世魁连受了几次挫折之后，老实了很多，此刻他只盼着批斗会快结束，早一点逃脱。
剥了皮子的吕世魁，似乎轻松了不少，而别人对他的斥责，也好像打在棉花包子上一样，显不出什么威力。他为了脱身，不断地点头哈腰，老实认罪，最后在战斗队虚张声势的口号声中，抱着头溜之乎了。
批斗会后，江其平的战斗队成了众人远观的对象。江其平没有跟昔日的同学相认，只是在余光里瞥见了司图西、陈山垠、方洋等人的身影。他对他们的旁观很不以为然，立刻在心里用了一句熟语来蔑斥：“机器齿轮里挤出的石子！”这是当时文艺界对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所谓“中间人物”的一句形象的讽刺，原话来自鲁迅对柔石小说里人物的评论。江其平的尖刻是同学间都知道的，别说他在心里指责，即使当面说出口来，大家也会感到是很正常的。
斗争了吕世魁，江其平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可当他心情平静下来独处一隅时，却感到有些无聊，在心里也厌烦起来。
对母校的恋念，是江其平难以释怀的心结。他常常怀着复杂的心情想起许多校园往事，对赏识他的写作才能的老教授，对攀谈得十分契合的青年教师，对无所猜忌的同学，他都曾历历在心地一个一个地想起来。他也常想到自己蒙受的冤屈，思绪绵绵，萦绕过无尽的忿恨。吕世魁那一类人，人世间无处不有，上帝也无法拒绝他们，遇上这种人，就是一种倒霉的事，你不得不耗费精力跟他打交道。现在可以公开跟他斗了，却又要费那么多口舌跟他争辩是非，还要违心地说一些粗话脏话套话，连带进去一些自己纯正的感情。“斗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是要两败俱伤的。
江其平对“文革”的态度是叫好，套用毛的名言“好得很”作披彩，拉大旗作虎皮，理直气壮。他认为“文革”以前，谁都不敢乱说话，道路以目，动辄得咎；“文革”一开始，那些监视人的人都自顾不暇，人们少了顾忌，只要不触及“反革命”这条底线，就可以“大鸣大放”。再者，大家都学聪明了，即使被抓住了把柄，只要灵活运用“革命的两手”（正面和反面）就可以打败“反革命的两手”：首先是“矢口否认”，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在证据上先站住脚；第二是“倒打一耙”，反诬对方为了陷害“革命”同志而编造“反动言论”，让对方由主动变为被动，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沦为“革命对象”。掌握了这个化险为夷的“两手”，就不怕别有用心者的暗算，而想害人者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江其平的思想里含有“自由”和“正统”两种相对立的矛盾方面，既不屑于政治的“肃”字面孔，又反感那种有各样毛病的市井痞气。像他这样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从小受到严格要求，让他知书达礼，正派做人。这就养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缺乏跟人交际的经验，心里想什么，口里就说什么。他们没有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心态和习惯，同时又受不了委屈，稍遇不公就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自以为争论是正常的事，是非曲直必然能争辩清楚，却不知道在争辩中人家心里的芥蒂和怨隙，早已织好了现成的罗网在等他入套。他从一个白面书生，被开除学籍，变成了一个从事最原始劳动的苦力，在聚集着社会底层的人群里，干笨重的活，拿低档的工资，穿破烂的工装，吃粗糙的饭菜，说野蛮的话，用粗话脏话来纾解身心所遭受的重压。江其平骂过了吕世魁，消除了几年的积恨，舒畅了一时，但是这一阵快意之后，继而又渐渐无聊起来，又好似是自己做了错事一样而歉疚。他悔悟到，在吕世魁这种人面前扭曲自己的本真，是一种得不偿失的牺牲。
“造反”是“有理”还是“无理”，确实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