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十一 李老师不敌“红小兵”
“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几年，不论开头时的轰轰烈烈，还是后来的陆陆续续，一时间父母和孩子、干部和学生等各种人都怀着各种心情，表现出各样状态，或意气昂扬，或愁眉不展，或哭哭啼啼茫然无着，或心地坦然从容不迫，总之都要遵照上面的指示走下去。红卫兵知识青年下乡，号称走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医生下乡，叫做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干部下乡，组织成一个某某思想的宣传队走向基层去干革命。都说是为了遵循领袖的一些指示，意气风发地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去施展才能，实际上大都有点不愿意。但是不管你愿不愿，挨到谁谁都得去。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这一句口号可以说是永远正确，但是当事者们都有口难言甘苦自知，付出的精力、体力，浪费的年华、才华都是再也无法补救回来的。
师范大学的学生都分配了工作，拿工资吃公家饭，没有“上山下乡”的劳苦和浪费，算是用上了一点专长。
成于岳也走向了农村，不过他没有下到基层，而只下到县上，当了县委的副书记，跟他一起分配去的有方洋、马群、曲原等几个人。马群被分到红峪公社当了党委秘书，曲原后来也跟他分到一起做了文书。这些高校知识分子下放到基层，很受欢迎，因为文革期间以至以后多年，政界工作都体现在文件材料上，每天开会讲话，决议指示，汇报总结，随时都产生不少文字材料，或上达或下发。搞文字材料的“秀才”成了“臭豆腐”，闻着臭，吃起来香。
李慎远被分配到公社学校，当了一名初中老师。他的中学同学牙博瑜正好在学校担任副主任，老同学又重逢了。公社书记是项子期。当年项子期逃亡山里在牙上沟避难的事，如今成了一段佳话，项书记对牙博瑜许下的愿也兑现了。但是他知道牙博瑜生性平和，应付不了复杂的斗争，就只让他当了个副手。牙博瑜是实诚人，一心想在教育上干出一点成绩，给提拔他的项书记争气，一上任，就整顿学校纪律，紧抓文化教育，很快就使学校走上了正轨。
学校的名字叫“鹿鸣学校”，幽雅而涵义深刻，由它会使人想起古人求贤若渴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个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校名，没有被造反派革掉的原因，是它构想微妙，把意义藏在草野里，让人们误以为那是一个打猎的好地方。而一些深谙其义的人知道，明智的上层领导求贤心切，特别注意招揽人才，他们渴望的贤才来了，欣喜若狂，便弹奏着乐器去迎接他们。不过历来的统治者求贤的诚意总值得怀疑，总有点武大郎开店不要高个儿的嫌隙，贤才在他们的手下要受到各种限制，难以充分地发挥才能。有一个现象，似乎是个规律：一个领导人当他特别“在行”的时候，反倒不利于事业。他可能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同时是作家，还是哲学家，如此等等，他在各方面都在别人之上，这样，别人就只能听他的，他还需要谁呢？一个领导，太聪明、太有才，其实不一定是好事。
这个学校原只有小学部，后来代办初中，所以叫“戴帽子”学校。李慎远是分配到这个学校的第一个大学生，上三门主课：政治、工基、农基。“工基”和“农基”分别是“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的简称。这三门课，将过去的语文、政治、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全部包含在里面了。
教育改革，一切都打破了。上课了，老师走进教室，学生们都坐着，谁也不向谁致敬或问好。首先唱“革命歌曲”，接着讲课，讲一阵又唱“革命歌曲”，然后领着喊“革命口号”，一堂课就这样热热闹闹地结束了。教学没有一定的计划，上到哪儿算哪儿，叫做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学生学到了政治觉悟，就算完成了任务。其实“政治觉悟”也没有衡量的标准，只是念些政治语录，呼些革命口号，唱些革命歌曲。学了知识就要运用，叫做理论联系实际，按领袖的教导，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生产斗争，那就或者在操场上开批斗大会，或者在田地里搞生产劳动。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理论上说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复杂而微妙，因为老师在名义上是领导者，学生是革命群众，但有一种理论说群众是天然的革命者，领导往往落后于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所以老师经常处于被动地位。李慎远不但处于被动地位，还时常处于被挟持的尴尬境地——老师是革命的对象，学生操纵着老师上课。上课了，红卫兵班长陈光荣对“指导员”李慎远说，革命群众决定这一节课要实践阶级斗争，批斗学校的走资派。被撤了职“靠边站”的原校长邹凤民被几个红卫兵押进了教室，弯腰俯首地站在台前，接着，学生们一个连一个，点着指头，一桩桩一件件地揭发批判他在学校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接下来是喊口号，又接着是颠三倒四地追问和颠来倒去地回答，最后加上红卫兵小将自以为是的结论。
“打倒……”一片口号声响彻了教室。
“打……”实际上和前一句一样，但是第二个字被淹没了，于是口号变成了动作，拳头向邹凤民身上集中，打倒了，脚又向他的身上踢去。这一次，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动作收敛了一些；上次打得他几天都没有爬起来，受到了上面革委会的批评。上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难免死人，再不能死人了，死人太多，别有用心的人会钻空子。
邹凤民，五十多岁，脸相古老苍拙，被打趴在地上，痛苦地抬起头，昂着“北京猿人”一样高高的眉骨，深陷的眼睛斜视着上方，构成了一副令人厌恶的典型艺术形象。这个讨嫌的形象，一下子又惹来了一阵愤怒的指头和斥骂声。邹凤民慌忙爬了起来，低头弯腰站着接受批判，精力集中在构思怎样完满回答学生的质问上。突然他“哎哟”了一声，整个人跳了起来。原来有一个学生创造了一种暗器，在竹竿上装了一根缝被褥的大针，用假动作向前伸去，在别人不注意的空间使出狠劲进行攻击，缝衣大针便一下子扎进了人体。这个学生名叫沈普祥，以前受过邹凤民的批评，文革爆发以后，他找到了感觉。他曾经纠集几个学生，给邹凤民的办公室当门贴了一张大字报，像门帘一样，两边粘在门框上，底下留着一个人刚能爬进的洞，邹凤民进出房间爬着从这个“狗洞”走。这个做法，大多数老师都敢怒而不敢言，只有一个叫关崇德的老师，为人正直，敢作敢为，愤怒地斥责了这件事。他一把撕掉了那个“狗洞”，责问沈普祥：“谁让你这样干的？毛主席说了吗？”沈普祥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他怕关崇德，人家是贫农出身，而自己是中农成分。沈普祥又想出新的坏主意，专门找晚饭后无事可干的时候，突然袭击“牛棚”，用最下作的手段欺侮人：一会儿坐在桌子上，让邹凤民跪在地上给他穿鞋，一会儿又命令邹凤民爬在地上当牛马，他骑在身上，扬着鞭子玩耍。沈普祥只是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小角色，起着寺人小丑式插科打诨跳梁逗乐的作用，为“革命行动”多添一些别样的色彩。但是，令人烦恼的是他的精力格外旺盛，总有使不完的鬼点子，上蹿下跳个不停，让人应接不暇。
一阵口号声镇住了邹凤民的跳动，他又老老实实地站直身子接受批判。过了一会儿，他总有抑止不住的跳动的欲望，于是又如前一次那样向左跳动。最终有一个小个子学生发现了秘密：在邹凤民的屁股上扎着一根缝被褥的大针。原来沈普祥竹竿上的针头，从杆子上拔脱了，留在邹凤民在裤子上，刺得他痛苦不安。陈光荣以班长的威严，很快整顿了混乱的会场，他把引起**的帽子反扣到了邹凤民的头上，说由于阶级敌人的狡猾，才使斗争形势遇到了波折，为了惩罚阶级敌人，命令他脱掉鞋袜和外衣接受批斗。邹凤民光脚光膀子站在阴凉潮湿的地上，一会儿抬起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背上，过一会儿又轮换一次。李慎远看不过邹凤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遭受这样的罪，他以“指导员”的身分向班长建议让邹凤民穿上鞋袜和外衣，班长极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个建议。
李慎远很不习惯给自己冠上“指导员”这个名称。指导员在军队里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那是二三十年代革命经验延续来的传统；而自己不但不是党员，连个团员都不是，名不正言不顺，感到很别扭。意料不到的事偏又落到他头上，班长要给他这个“指导员”撑体面，批斗会结束前宣布欢迎指导员训话，赶着鸭子上架。
李慎远为了生存，不得不说违心的话说废话，甚至做违心的事说谎话，这是高压下的普遍现象。领袖也反对这种现象，说“文革”有两种事不好，一种是打人，一种是说谎。本来打了人家，人家问他为什么打我，他不承认，说“我没有打你啊”。这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城市到穷乡僻壤广泛**漫下来的风气。人们公开作假，有的是为了篡党夺权，有的是从策略出发诱敌深入，有的是在施行韬晦之计以图将来有出头之日，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怕痛怕死怕招麻烦而作为的。李慎远被学生们挟持着说假话，他自己也搞不清怎么不知不觉就学会了这个本领。嘴长在他的头上，但已经不是他的嘴，灵魂在他心里，也不是他的灵魂了，他违背了自己，装成一个不是自己的人，苦涩地说出不是自己的话。
“咹……”这个发音就有打官腔的味道，他厌恶这种作态，但这几乎是所有领导讲话的第一个字。下面他不知道说什么话好，紧张得头皮发麻，浑身热起来，“红卫兵好得很……”终于憋出了一句假话，文革初起以及后来，人人都是这一句话。他原本厌恶这个话，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听惯了，口号喊惯了，惯性使他往这一句上滑，心里想的是一回事，说出来或做出来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然而，不说这样的话，你难道还会自主地说其它的什么吗？
李慎远终究再没有说出第二句，就匆匆收场了。学生们对他的这个表现投来各式各样的目光。班长陈光荣闪着油性很足的眼睛，嘴角飘过一丝鄙夷的笑影。他早就料到这个“指导员”不称职，他以一个老练的造反派的眼光审视着李慎远，有意要导演他，培训他，但终究让他失望了。“朽木不可雕也”，他不可能知道这句古话，可就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朴实敦厚的学生人性化地认为，老师胆子太小，紧张成那个样子，肯定是对斗争形势还没有适应过来。更多的学生则对李老师的可笑情态都报以嘲讽，从此以后，李慎远当“指导员”的政治生命大概就要结束了。
班长带领着几个人代表“革命群众”到革委会副主任牙博瑜那里反映情况，说李慎远缺乏革命热情，没有充分地肯定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立场站到了阶级敌人那边。牙博瑜看清了这几个学生的动机，施展他新学到的官腔，居高临下地要求学生把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教育革命和斗批改的深入发展。学生们失望而归，又重操起他们智慧的手段，来跟不合他们理想的事对抗。
李慎远走进教室，全体学生在班长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唱“语录”歌，李慎远站在讲台上，歌声一直没有停止。若干首歌子之后，又朗读“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好容易等到安静下来，李慎远开始讲课，刚讲到一半，沈普祥站了起来：“停下来，我有问题要问！”李慎远只好耐着性子，问他什么问题。沈普祥说：“你刚讲到阶级斗争，为什么不抓一下我们班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李慎远耐心地说：“这个问题，下课再说。”沈普祥不答应了：“贫下中农把问题都反映到你门上来了，你都不理睬，你立场站到哪个阶级一边去了？”说着他向窗子外面一指，这时恰好有个人推开教室门，用命令的口气说：“哎，你出来一下！”
李慎远认得来人，他叫汪军，是一个生产队的副队长，就说有什么事下课再说。学生们偏要李慎远先解决问题，七嘴八舌嚷作一摊，这时正好下课铃响了。汪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最近当了生产队副队长，他反映的是地主出身的学生南国华进行阶级报复破坏生产的问题。汪军反映，南国华在队里不服管教，自以为是在校学生，队里对他没办法。前一天，他又趁社员们不注意，指使他家的狗，在庄稼地里打滚，压倒了一片麦子。生产队强烈要求开会批斗他，进行严厉的处罚，要求学校配合生产队的斗争。
这事让李慎远确实为难。首先南国华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学生，不能设想他会处心积虑地指使狗去破坏生产，并且，春天的麦子地狗打几个滚，麦苗当时就恢复了原貌，不会造成什么损失，让他赔偿损失，就是处心要难为人；再说，他家的事由他家的“分子”顶着，出了事，斗“分子”就行了，若是再扯进来一个地主分子的孙子，没完没了地扩大，就是株连几代了。按正常情况，憨厚的农民出身的生产队长，也想不到这个机巧的点子上来，而阶级斗争意识强烈的城市知识青年，却偏有这样的灵敏性，在城市里斗红了眼，把斗争的气息也带到乡下来了。
城市知识青年，被发送到乡下，是当时的形势发展的结果。上层的当政者，在一系列“乱了敌人”的作为之后，又掉过头来，对亲自发动起来的具备众多特异品质的“文革”功臣小将们采取措施，进行了一种特殊的安置。其中深层的背景原因，后世还在不懈地探讨着，但是大致的意图也能猜出个七八分，就是要搞一个意识转移，让那些革命小青年们“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接受一点艰苦生活的挫磨，遭受一阵凄风苦雨的吹打，领略一下“革”自己的命的艰辛，从而明白委曲服下忍痛下咽的必要性，等等。
广大知青以及造反派据说对此有所“觉悟”，大致出现了激烈和温和的两种态度。激烈者，曾经尝到过甜头，现在尝苦头，当即暴跳如雷，骂开了娘，骂当局搞政治阴谋，出卖了给他闯过世界的战友。一会儿骂江青，一会儿又骂林彪，只是不敢过了头地指明着骂。态度上温和的一类，是上山下乡者的大多数，他们真正体味到了生活的苦头，但是他们不因受到的冤屈而歇斯底里，他们在心理上是舒缓的，有点顺其自然的想法，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点幸灾乐祸，高兴地观赏那些自命不凡的“天生”造反派，看看这班跳梁小丑们触及灵魂以后变态的狼狈相。
但是不管哪一类，很多人都没有真正觉醒，只在小恩小怨上着眼，没有在灵魂的根性上自查自律，以致在几十年以后还执迷不悟，翻出花样搞什么“老三届”“老四届”的纪念，直到明察者揭出了他们当年的行藏，当头棒喝：“忏悔吧，老几届！”一棒敲在麻筋上，叫一声“狲猴子”，当即现了原形，才悄无声息地安静了下来。那些暴跳如雷者们，当初他们从自私的目的出发，“革命”造反，想捞好处，而当一切都落空了的时候，又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反倒还要惹是生非，当权者只好忍痛割爱，将他们分散开来，各个击破。汪军属于前一类里的“中间派”，他闹了一阵子，由于“站队”和家庭的原因，形势对他不利起来，于是他又另生心机，走起了自己设计的一种路子，当生产队长就是他的第一步。
话说回来，汪军举报南国华，一下子给学校的斗争注进了兴奋剂。陈光荣、沈普祥几个人，除了在生产队活动，又到学校里煽风点火，在老师和同学的身上使起了计巧。这也是那个时代一种普遍的特有产物。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假公济私官报私仇陷害他人的手段，在“文革”中演习得越来越熟练了。李慎远陷在夹缝中左右为难，忙于应付，他越怕出事，事情越来找他。王红兵和李红兵骂仗，李红兵急了说：“我×你后檐里的！”这是骂祖宗的最恶毒的话。“后檐里”原先是供奉祖先的地方，现在祖先的牌位撤掉了，换上了“政治”，这一句毒咒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王红兵抓住了李红兵的把柄，给李慎远出了难题，如果他不整李红兵，王红兵就会掉转头朝他扑来，因为学生们都知道他不良的家庭成分。他为处理类似的“阶级斗争”，急得手心出汗，整天处在辗转反侧中，只有向上级求救。
李慎远得了些指点，“聪明”了起来，对南国华和李红兵两件事都采取了置之不管的态度。班干部将此事反映给副主任，牙博瑜也来了一个“冷处理”，班干部的锐气遭到了挫折。
李慎远没办法上课了，整整一节课，学生都在班干部的指挥下唱语录歌，老师只得站在讲台上等着，等到下课铃响了，只好怏怏地离开。他找班干部谈话，没有人理他，有一节课，沈普祥又拿着他那根特制的竹竿，借口维持秩序，向南国华刺去，李慎远制止他，沈普祥调过头冲着李慎远说：“你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们？……”
沈普祥代表了一种倾向，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李慎远暗暗地进攻，不但公开了他的出身档案，还揭发他包庇地富和“四不清”干部子女的行为。这些话像唐僧给孙悟空念紧箍咒，一下子噎得李慎远哑口无言，他对这一班革命小将毫无办法，只得败下阵来。
李慎远和牙博瑜对学生的做法都很无奈，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学校革委会的第一把手章国峻主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