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远处在“牛棚”里的一伙人中间，格外地小心谨慎。他反倒向往在县城看守所跟吴之一起的日子，那种精明的农民，表面上说话没遮拦，可是不会惹出麻烦，既能保护自己，又能保护别人。而在学校的牛棚里，气氛完全是另一种，很严肃，不能随便开玩笑。这里关着各色各样的人，有复杂的，有幼稚的，有浅薄的，有深厚的，……复杂的不一定深厚，幼稚的不一定浅薄，深厚的有时候也很幼稚，浅薄的实际上大都很复杂。复杂也好，幼稚也好，浅薄也好，都很“简单”，你给他说一句假话，他就当真，在“晚汇报”中就汇报给专政队了。所以大家整天就闷声不响地劳动，或者就是面壁反省学习，没完没了地写交待材料。
在这一群牛鬼蛇神中，李慎远对方洋暗暗地怀有一种特殊心情。这位老同学，遭受过人生巨大的不幸，现在又落到这种境地，不由他多了一份怜惜。但李慎远又不敢流露出来，怕他思想单纯，把持不住惹出麻烦来。其实李慎远想错了，方洋这个生性伶俐的书生，表面上似乎一副心不在意的单纯做派，实际心里却很曲折，存着很深的主意。他跟李慎远背景条件相似，本应该接近一点，可是两人的交往却很平淡，正经八百，公事公办，不靠近也不疏远。
方洋的祖父是一个地主，膝下有三个儿子。祖父振兴家业的计划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由几个儿子分别担当不同角色，三足鼎立，各自成长又互相补充，大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在社会动**中有立于不败的优势。方洋的大伯父继承祖业在家务农，将祖上的田庄治理得很是兴盛；二伯父受命经商，在省城经营一处批发商号，与农村的事业形成了犄角之势。方洋的父亲膺命读书，是祖父的最大希望，期盼将来仕途发达，光宗耀祖，弘扬家声。父亲学成毕业以后，祖父托人说情，进了政府机构做事，后来又投笔从戎，在军阀手下担任了一个文官职务，无奈在二十世纪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难伸宏愿，只能混口饭吃。俗话说“男怕进错行”，这兄弟三人都倒了霉，四九年解放后都成了新政权打击的对象。老大在土改时当然被划为地主分子，后来不管有运动还是没有运动他都是“老运动员”，平时由群众监督劳动，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有什么紧急的政治任务，就作为活靶子，低头弯腰，站在群众集会的台前，接受例行批斗，尽他那个社会角色的义务。他成了一团橡皮泥，任人去捏，一直坚持到文革期间，他的韧性就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只得害了一场不名病症，结束了他妄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变天梦”。方洋的二伯父，解放以后自然属于资本家身份，在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后，成了一个营业员，拿一点薪水，够吃饭穿衣。他是兄弟三人中最幸运的一个，悄悄地只做他分内的工作。虽然个人成分是资本家，但又是劳动者，运动来了埋头工作不吭声，即或被拉出去陪斗一下，过后就没事，仍然是“人民”的一份子，不像那些真正的“分子”，老被认定为想“变天”，自然要挨斗到肉体完全消灭为止。资本家对共产党还是感恩戴德的，老二一直坚守到“文革”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团结”对象，还混了一个“政协”委员的职务，真心实意地干起了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的事情。
方洋的父亲没有像两位兄长那样“坚持”到最后。他在军阀的手下混了一个副官，常跟司令的特务营打交道，解放以后，特务营长咬定老三是“军统”的人，手上有人命，他有口难辩，不明白这事怎么跟自己扯上了关系；当他明白过来时，一道“无期徒刑”的判决和疾病一起找上了门。他在监狱里苦熬了一年，最后由一场不治之症，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方洋生长在一个旧式家庭中，祖父奉若至宝，母亲也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对他护育有加；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生成了乖巧伶俐的禀赋，然而失去父亲的印痕随着长大，在他内心也渐渐结出了硬疤。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方洋长大成人，一直读到大学。但天有不测风云，在“文革”中，方洋意外地被挖了出来，在他的日记中搜查出了许多歌颂先人的诗文，为他的剥削阶级家庭喊冤翻案。专案组深刻剖析了其中的内容，据说能从那些诗文中嗅出强烈的火药味儿来。年轻人的思想多半是单纯而又脆弱的，缺乏理智的隐蔽和应有的含蓄，只是凭一时的激昂，不知深浅地释放一阵莫名其妙的感慨，不料刚巧撞到了政治斗争的枪口上，招来了一系列的麻烦。
方洋逐渐成长为一个理智处事的人。在“牛棚”里，他瞅准了前党总支书记成于岳，知道他任职期间，从不跟着极左路线瞎跑，师生们反映很好。方洋认定这位老练、平和又灵活的老革命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于是就主动跟他结成了亲密的“牛友”。
方洋对成于岳，在劳动和生活上特别地关照，劳动中脏活累活抢着替他干，生活上也很关心，提茶倒水，求医送药，尽量照顾周到。果然是山不转水转，从“牛棚”出来后，成于岳官复原职，仍是党总支书记，对原先由专政队收集的那些材料，都进行了甄别。成于岳说：“一个年纪小小的学生有什么立场不立场的问题！”他主持把方洋的材料返还给了他本人。方洋收到这些“材料”后，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回到家里，坐在往常摆放爷爷遗像的桌子前，眼里闪着泪光，想了很久。爷爷是他家族的象征，他总将记忆不清的父亲的模糊影子，跟爷爷重叠在一起。他常跟着母亲一起去上坟，下决心要为爷爷争气。不管政治怎样严肃，感性的细节总是最有渗透力的。在以后的生活里，方洋对党派和社会的信念，有很理智的思考，可是亲情和家族的观念，在他心里更清晰，更牢固。他日记里说的“一定要给方氏家族争气”，是他励志的强大力量。
师范大学的学生，各年级陆续分配工作，学校走空了，“牛棚”里的人也走空了，方洋得到了“解放”。总支书记把他留下来，暂借为系里的工作人员，充当革命的生力军，参加文革后期的“斗批改”。方洋有时候还是显得稚嫩一点，竟然狂傲地说“我要活出个样儿来，让那些人看看，我方某是不是等闲之辈”。不过这是他说给“同类项”听的，在“正规”场合，会另外换上一副城府不凡的面目，思路很明确，专心树立仕途形象，认真干好每件事。他把所有的“黑材料”都付之一炬，在销毁这些寄托了很深感情的东西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犹豫。他并不记恨哪一个人，他心怀很宽，很放松，很阳光，总是活力充沛地应对每件事。方洋一直跟着成于岳，由学校到工厂，再从乡下到省城，文革以后，又靠成于岳推荐给某单位当了一个小领导。自从踏上这个台阶之后，方洋为自己勾画了一幅光彩鲜亮的人生。他很自负，自认为有才，出身于名门，祖上就有当官的阴骘；他盼望一步步高升，苦心经营加上机遇，总有如愿以偿的一天。——这些都是后话，在此一并提过。
方洋跟着成于岳，参加了深入“斗批改”的工作，乘着这股东风，搞得风生水起，很有气势。教职工走向工矿街道，与工人阶级一起投入“批林批孔”运动，方洋在成于岳身边，成了大批判组得力的笔杆子，被任命为材料组组长，干得很卖力。在与工人联合组成的大批判小组里，他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优势，主持制定了几个批判专题，分头布置下去，编写材料。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大量旧文化的材料，阅读分析，并且写稿统稿，忙得不亦乐乎。
旧书籍封闭了若干年，现在解封了，人们一下子来了兴趣，首先认真阅读，然后进行批判。很多年来人们只听说旧文化如何如何，可是真正接触过的并不多，这下子可好了，大家趁机大开了眼界。有一些人，将《论语》《史记》读了不少，还有人读到了《三字经》《女儿经》《神童诗》这些平时不易看到的古代启蒙读物，见识了不少东西。大家套用一句名言开玩笑说：“**就是好，‘毒草’都读到了。”后来，凡是读过“毒草”的人，一律都写了批判文章，整理成册，付梓印刷，然后以革委会大批判领导小组的名义发送到各单位，反映良好，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又加大印量扩大发行。材料组还受到邀请，到外单位和外地搞宣传讲演。
方洋满意地回味着大批判组富有成果的工作，同时也看到一块儿合作的工人们文字水平很差，对他们组撰的材料还要进行彻底地修改编纂。他情绪振奋地设想着下一步的工作，认为在材料的严谨性和深度上必须加大力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新的高度。他十分自信地认为，要跨越这个障碍关键在于领导者的指引，深信自己作为组长的主导作用决定着大批判的水平，他决心为工人阶级设计出更宏大的行之有效的计划。
方洋设想，在挖掘材料的深度上要细，并且要有创新。批判《论语》的材料，打算抓好两个端点的文章：一个是把常见的孔氏语录加上注解批语，并且要批透，专挖别人忽略了的不曾触及的内容。比如“学而时习之”，要在“时习”上作文章；“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要在“三人”和“师”字上注出新水平。“时习”就会浪费革命的时间，“三人”中有“师”也可能有坏人，都须点明要害深入地揭批。第二，对难度大的材料要敢于攻坚，如那些宣扬“仁政”的文字就是重点，要深挖细批……他越想越兴奋，想象这样有“度”的文章，在全国可能也是少有的，如果发行出去，影响肯定不可估量。方洋忽然灵机一动，想到当前还没有涉及的一个领域，在民间口头流传的俗语及谚语中隐藏着大量的孔孟之道，应该把它们挖出来，进行分析批判，一方面可以借此肃清流毒，另一方面，由口头到文字，整理成书，对将来一定会有特别的意义……他这样浮想联翩，越想越激动，自感高妙的主意一个接一个地跳跃出来。后来当他静下心来，回顾这些的时候，自己也惊奇不已，发现了一个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现象：一个人的智慧是那样没有穷尽，只要你愿意挖掘，总会不断涌现，就像地下的泉水，挖深了就会汩汩地流淌个没完。
方洋带领大批判组应邀走出学校，到工矿、街道，联合开展大批判活动，赢得很好评价。领导在“工作总结”里的评语是：“创造发明，热火朝天，鞭辟入微，胆大心细。”方洋的文章最大的特点是，纵贯古今，横连群书，长篇累牍，洋洋洒洒，不管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工人，还是街道一字不识的大娘大嫂，甚至是幼儿园的红小兵娃娃，似乎都能听得懂他不厌其烦旁征博引的说教。
红星坪街道组织了宣讲批判会，街道积极分子小翠、五嫂、李妈等在王主任的统领下都踊跃参加了。小翠现在是居委会主任，她知道江其平的母校的大批判组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特地通知江其平也到会聆听，一来加大批判的广度，二来对他这个“反动”帽子还拿在人民手里的分子也是一个时不时地敲打。
方洋意气昂扬地走上讲台，用革命者特有的声调宣讲：“孔老二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他就是造了很多毒草的那个历史罪人啊！我说他写了论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若说‘三个字儿的经’‘一百家的姓’，你们就知道了，这些都是他炮制的大毒草……”台下听众起了一点不安的动静，有人在议论这些大毒草到底是谁炮制的。方洋绕了一个大圈子，又转回来：“写这两本书的虽然是后代人，可是罪魁祸首还是他。为什么要搞‘百家姓’，就是要混淆阶级阵线，挑拨阶级团结。我们无产阶级都姓‘无’，共产党员都姓‘共’，是一家人，不分什么姓张姓王。还有些书，名字我就不提它了，不值一提！你们听听它在宣扬什么毒素？‘黎明就起来洒扫院子’，起那么早就干封建社会的事，扫的是封建大院，劳动者哪有工夫扫庭院？扫那么干净干什么？别看劳动者穿得破，脚上有牛屎，可他们比贾宝玉林黛玉干净多了。什么‘乌鸦给父母喂食，羊羔跪着吃奶谢恩’，动物知道尽什么孝报什么恩啊？……”
五嫂的孙子才五岁，耳朵尖，听了这句话，扭头问五嫂：“奶奶奶奶，把羊羔也要拉来斗吗？”五嫂小时候听母亲讲过这两句古话，为了显示她有知识，就给孙子耐心地解释说：“羊啊跪着吃奶，表示它对妈妈的感谢。”孙子听了说：“奶奶，我以后也要跪着吃奶。”旁边的人一听都笑了。笑声干扰了会场，小翠过来恶狠狠地瞪了五嫂一眼，五嫂赶紧收敛了孙子。她想到小翠主任用尽苦心培养自己这个贫民出身的老年人，是为了接革命班的大事，而自己对不住她，老是跟不上潮流，愧疚得低下了头。
方洋讲得满头大汗，他很兴奋，想到自己的知识派上了用场，为革命工作尽了力，就更加**昂扬。他还想继续讲下去，多做些贡献，他肚子里东西太多了，就是不拿稿件讲几天都有话可说。街道革委会主任指了指自己的肚子，方洋也爽快地拍了拍自己的肚子，意思是他装的货多，尽够革命使用。主任走过去向他耳语说“群众的肚子”，他恍然大悟，“呵呵”笑了一声，然后不无兴奋地说：“饿了？那就喊口号吧！”他想领着喊，可是主任布置的人已经占了先，呼了几个他不甚满意的驴头不对马嘴的口号。
方洋讲得太专注太投入，没有注意台下的听众，直到结束时他才偶然抬起头，看见了自己的同学江其平。他以前很认同这位受到冤枉的有才华的同学，担心今天讲的是不是露了什么马脚，转念一想又放了心：江其平已经两年不上学，他过去的水平与今天的自己早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想到这，方洋的心就自然地放在了大批判的事上，便毫不犹豫地将目光转向了王主任那边。
李慎远和曲原坐在会场的后边听讲，俩人瞅准时机，趁成于岳跟街道王主任亲切交谈的机会，向成书记提起江其平的事，讲了为他求情的意思。成书记立即跟街道主任说了情况，街道主任当即给居委会主任小翠下达了指示，解除了对江其平的监管。李慎远和曲原在“霞庐”与小翠曾有邂逅，这时也不管她是不是记得，不过只要有街道王主任在前面，他们自然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
马群也调到了大批判组，他一到这儿，立即对方洋的组长地位形成了威胁，果然很快他就发现了方洋工作中的漏洞。他认为方洋只涉及了一些边缘小草，没有撼动儒家大树的根本；孔孟的那些言论，怎么只是“仁政”的宣言书呢？应该说是反革命的叫嚣。马群敏锐地感到，方洋这样的人，本质上就决定了不适合承担大批判这样的重要工作，他怀疑方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转移斗争大方向，要把大批判引到邪路上去。
马群的告状让经验老到的成于岳也感到为难。从马群立论的角度来说，很符合当时越“左”越好的政治气候。马群的政治嗅觉灵敏性并非后天生成，而是先天固有的，他总能从人群中闻出一点怪味儿来。就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某顾问自我宣称的：“凭我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就感觉你是一个反革命。”有这般嗅觉的人，即使没有四十年，也是一个闻风而动的天才。马群也是，他是天生的犯神经，舌头软软的，在嘴里怎么转都是可能的。
成于岳无可奈何，只得将方洋调到别的组，让马群当了大批判的组长。就这马群还意犹未尽，他调过头来，想对成于岳下嘴，可是成于岳是一根老骨头，只能干恨着，啃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