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是清代一群“北漂”的故事。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贺高宗弘历八十寿辰，闽浙总督伍拉纳推荐以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班进京贺寿献艺。三庆班原本只是为贺寿而来，可到了京城之后，他们发现徽戏大受欢迎，就不想走了。万寿节结束后，三庆班正式进入京城各大戏园演出。率先进京的三庆班住地位于韩家潭胡同，这里是徽班进京后的第一站。老北京有一句俗话，叫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即指这一带胡同是伶人的集中居住地。韩家潭所在的位置，明朝时曾有一处大水潭，是一户韩姓人家的园子，因而得名。冥冥中自有天意，徽班到京师本就是蹚水来的。

三庆班的成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此后，又有四喜、启秀、霓翠、春台、和春等多家徽班相继进京。在演出过程中，这些徽班逐渐整合为三庆、四喜、春台和和春四大徽班，三庆被称为“京都第一”。他们不仅顺利地在京城扎下了根，而且成就了京剧艺术。“徽班进京”因而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在京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历史只记录了他们的成功和荣耀。可徽班进京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无论是戏曲史，还是当时文人留下来的资料，关于这方面的记录可谓少之又少。四大徽班规模庞大，每班不下百人，伶人共有四五百人。这么多人，不要说做一番事业，能在京城生存下去已属不易。京城是各种人才扎堆的地方，徽班没有任何背景，岂是想留就能留得下的？他们如何在京城立足，又有过哪些不平常的经历和遭遇？这是一个埋藏在历史深处的谜。

史实空缺的地方，恰恰为文学的成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本书试图将笔触伸进这群“北漂”的内心，解读以高朗亭为代表的一代徽伶，在京城这个大戏台上挣扎、奋斗和追求。

“扎根”是空前艰难的。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徽班进京之后所面临的艰苦环境和残酷竞争。

第一件事是川中名伶魏长生和他的秦腔班败退京城梨园。北京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是戏曲的争胜之地和戏曲发展的竞技场。明清时期，京师梨园界多次爆发“花雅之争”。雅，指昆曲；花，指花部乱弹，即昆曲之外的各种地方戏。戏曲史上，花雅二部在京师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交锋。第一次交锋先是昆曲与京腔之争。明万历时期，江西弋阳腔进入北京，与北京语言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剧种——京腔，且获得官方认可，取得了与昆曲同为正统的地位。京腔到乾隆初期达到鼎盛，形成“六大名班，九门轮换”的景象，大有取昆曲而代之之势。第二次交锋发生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川中名伶魏长生率秦腔班入京，演唱《滚楼》《烤火》《卖饽饽》《买胭脂》《送枕头》之类以儿女私情为主的风月戏，在京师刮起一股旋风，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争相观看，导致京腔六大班关门歇业。结果，乾隆五十年（1785），清廷以有伤风化为由，在京师禁唱秦腔。魏长生的秦腔班解散，爱徒陈银官受枷责驱逐回籍，他本人也改唱昆腔。由于官方干涉，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挑战京腔完败。第三次交锋始于徽班进京，徽戏颉颃京腔，直接催生了京剧艺术的诞生。徽班进京时，与清廷禁秦腔只相隔短短五年时间，秦腔败北的血腥气仍弥漫在京师梨园，且京腔风头正劲，牢牢占据着京城各大戏园。可以说，要不是贺寿，徽班去的完全不是时候。这场博弈将会是何等激烈和残酷，大致可以料想。

第二件事即嘉庆三年的禁戏风波。嘉庆三年，清廷颁旨，除奉为正统的昆、弋两种声腔外，全面禁唱各种地方声腔，并将圣旨内容刻碑，立于京师和地方的梨园行会老郎庙，永行遵奉。地方戏遭遇寒冬，刚刚被京城百姓接受的徽戏二黄腔遭到致命打击，禁戏令一直持续到嘉庆二十五年。先期进京的徽班何去何从，他们该如何度过这段长达二十余年的黑暗时光。

上述两件事，分别从正、侧两个方面说明了徽班进京前和进京后的严峻形势。窥一斑而见全豹，徽班进京后，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本书就是运用文学的方式，试图去填补史实的这段空白。

三庆园位于北京正阳门外大栅栏街18号，是老北京极早的戏园之一，前些年于原址上重建。1796年，三庆班与京师著名菜庄宴乐居合营，将宴乐居改造成戏园并改名三庆园。三庆园历经二百二十余年历史，见证了京剧艺术从萌芽到形成、从成熟走向巅峰的全过程，这里一直被视为京剧的发祥地。当年，这里就是徽班伶人们打拼的舞台。漫步园中，隐隐中，锣鼓丝弦声又响了起来，“二黄之耆宿”高朗亭、“坑死人”郝天秀、大老板程长庚、“杨猴子”杨月楼、景和堂主人梅巧玲、“小叫天”谭鑫培、“花腔”余三胜……无数身影在眼前晃动，唱念做打，翻腾跌扑，让人目不暇接。戏明明早就散场了，徽伶们也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深处，可他们就像是刚刚离开，戏台上身影犹在，风情未消，余韵犹存。

石牌位于长江西北岸、皖河之滨，是座千年古镇。在水运年代，它是进出大别山的门户。皖水、潜水和长河三条河流在距石牌两公里处交汇，形成皖河。水带来了戏，石牌有“戏窝子”之称，这里走出了无数伶人，有“无石不成班”之说。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为了“吃戏饭”，很小就在这里加入各种科班，勤学苦练，备尝艰辛。出科一般要七年，资质好的也可酌减三至五年。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一批又一批伶人从石牌出发，沿着皖河进入长江，走向外面广阔的天地。

2016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我来到石牌，寻访徽班遗迹。石牌分上石牌和下石牌，上石牌最为繁华，街巷交错，商贾遍地，戏园和戏台分布其间，仅江西、福建、徽州、扬州等地客商设立的会馆就有六家。由于上石牌紧挨着皖河河道，20世纪60年代修筑同马大堤时，将上石牌整个圈进了河床内。20世纪末，上石牌老街和所有建筑被冠以“皖河干流障碍物”之名而全部拆除，只剩下一片废墟。如今，遗址上尚有为数不多的几户居民，仅剩的几栋房屋也非当年旧物。一家简易的塑料加工厂，哐当哐当地粉碎着矿泉水瓶子。许是当年过于繁华，石牌旧时曾有老夫子预言，说上石牌“五百年前楼上楼，五百年后一荒洲”。不幸还真被他言中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现在，这里只有杂木、乱石和沙滩。你找不到半点昔日的影子，沧海桑田，曾经的繁华像一场大梦，皖河的流水带走了一切。

下石牌尚有几条破败不堪的老街，大多数老房子大门紧锁，街上也难得看见一个人影。我随朋友七转八绕地走进一栋昏暗的老房子里，一位年迈的老人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盔头。做好的盔头摆放在案上，有帝王将相的，有公主小姐的，精致而炫目，美得像一个梦。老街上像这样做盔头的老人还有几个，他们都是盔头世家，传承了几代人。买者很少。这些老人像是被光阴遗忘的人，他们不过是固执地守候着一个梦。他们静静地待在老房子里，像是等候着某个远方的归人。

我也是个寻梦的人，所以才有了这本书。

由于京剧文化博大精深，徽班早期资料尤其匮乏，加上本人才疏学浅，错讹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教正。

谢思球

2020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