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小型报，我前已记了《晶报》，我今再记及《立报》。《立报》又进一步，可算得后来居上了。在未写《立报》之前，先述及我的两首打油诗，录如下：
怀《立报》柬萨空了先生
高楼灯火语生春，《立报》风光殊可亲。
常着烂衫谢教授，细搜抽斗褚夫人。
《小茶馆》里歌呼起，《花果山》前跳跃频。
三十年来如一瞥，海隅一老感沉沦。
诸君意态各纵横，小记匆忙严谔声。
堪喜工徒写稿子，剧怜校对嚼花生。
座环半月众星拱，车走千街万马行。
大未必佳小了了，一般舆论最分明。
写这两首诗的时候，我已在香港了。中国解放以后，那一年，内地派了一个京剧团到香港，这个戏剧团的领导人萨空了先生，便是三十年前上海《立报》的总编辑，故有此咏。我那时与《立报》有半年多的文字因缘，因此乃回忆及之。
先是上海新闻界传出一消息，说是北方的新闻界，将到上海来开设一报馆，也未知何人来办。所云北方者，当然是北京了（按：自国民党北伐成功，迁都南京以后，北京已改称北平）。但未几，这消息又寂然。迟至一二月，又传北京确有人要到上海来办报，说是小型报而有大报风度的，拥有资本甚厚，到上海来，要别树一帜，不是和上海新闻抢生意，而是要向上海新闻界吹进一点新空气，因此那种传言，亦颇为上海读报者所注意。
说实话，北京的新闻界，与上海的新闻界，本是意趣不同。北京以政治为重心，上海则以商业为重心，到了五四以后，北京新闻界受此风潮影响，大足发扬，而上海新闻界则顽然如故，即使如《申报》的《自由谈》有所改革，只不过小小波动而已。及至史量才被刺，杜月笙当了总经理，《申报》更趋末路了。《新闻报》本已属于史氏，至此还有什么声光。即以小《晶报》而言，本为三日刊，自从《神州日报》停刊以来，余大雄便想改为日刊，曾与我商量，我劝其勿改，结果还是改了，此时也日趋黯淡。《立报》在此时期，到上海来发展，正是大好策略呢。
还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报，虽是小型，待遇极优。总编辑的月薪，便是三百元，其次也在百元以外。至于写小说及杂文等等，稿费亦在千字五元以上，于是爬格子的朋友，都欣然相告，都准备来尝一杯羹了。其实并没有这回事，总编辑的月薪，只不过八十元而已，其他的编辑，当然自更少了。至于写小说、杂文的稿费，也和当时上海的市价一样，千字二三元而已。后来据《立报》的创办人说，他们并没有作此夸张宣传，故作张扬，近于恶谑，他们不负此责。
但是这《立报》，却与上海报纸有不同的数事，我得略说一说。第一，是绝对不登广告。上海那些老爷报，以广告为养命之源的，它是一张四开小报，能载广告几何？而喧宾夺主，侵略了新闻地位，且因此可以省去不少烦扰。第二，不迁就报贩。上海这时候的报贩，势力嚣张，大报贩之下，有小报贩；小报贩之下，有更小报贩；阶级重重，从事剥削。
他们有威胁报馆的权力，记得有一次，《新闻报》因为不遂他们的要求，竟扯碎了报纸数千份。而且他们这个职业是传代的，父以传子，母以传女，也有什么工会等等。至于新开报馆，先要与他们讲条件，或者请一次客。《立报》此次不买这本账，说是我们已雇用了一百辆脚踏车，你们不送，我们一清早，自行送达定户。至于流动性质的，上海失学儿童有多少，可以组织他们在街头巷尾，以及电车站、公共汽车站叫卖呢。（按：中国解放以后，所有报贩一律取消，报纸的每日送达，统归邮政局。）其他如报馆不会客，报人不赴宴，事属寻常，不必说了。
我今要说到《立报》的编制，它是以小报的型式，而有大报的体格的，从政治新闻以至社会新闻应当是具备的。不过这个时代，国民政府已在南京而不在北京，对于上海报界已便利得多了。既有长途电话，又有无线电台，更有中外的通讯社，不比我在时报馆那时候的常遭枯窘了。但《立报》对于此种资料，选择很精，有的必须动以手术，加以剪裁，不是什么“抓到篮里就是菜”的。有些官样文章，煌煌大文，实不能容，对不起只好付之字簏了。
《立报》的最特异的，就是一张四开小型报，而有三个副刊。这三个副刊便占有了全版面的八分之三，可算是空前的了。但是这三个副刊各有其意义，第一个副刊名曰《言林》，那是专为写给文化界学校中一般教师们、学生们看的。《言林》有多种言论之意，副刊往往用此“林”字，《小说林》《快活林》之类。第二个副刊名曰《花果山》，那是给高、中产阶级，自由职业与商业界人看的。花果山本是《西游记》上孙悟空栖息之地，现在作了别解，以表示一如花果繁盛，多采多姿之意。第三个副刊名曰《小茶馆》，是为了一般劳动阶级写的。江南各地，到处有小茶馆，那些劳农劳工，一天劳动以后，都到小茶馆喝一杯茶，谈天说地，自得其乐，所以这三个副刊的命名与其内容，都是有深意存在的。
那时主编《言林》的谢六逸，他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些研究学问的人，好多是不事修饰的，他常穿一件蓝布长衫，微有破烂，所以我的打油诗中，有“常着烂衫谢教授”之句呢！主编《花果山》的是张恨水，恨水久居北京，却在上海《新闻报》写《啼笑因缘》小说，这已是家喻户晓的事了，此次当是《立报》同人请他来的。至于《小茶馆》这一专栏，乃是《立报》总编辑萨空了自己编的，极为劳工张目，工人辈日手一纸，为《立报》欢呼，这又是我打油诗中的“《小茶馆》里歌呼起，《花果山》前跳跃频”两句做注脚了。
我不是上面说到我与《立报》有半年多的文字因缘吗？原来《立报》虽说报馆里不会客，但是熟友是可以去访问的，而且也和《晶报》一样，可以直达编辑部。因此我也曾去访过张恨水，并且《立报》的创办人现为社长的成舍我，我也是熟识的。可是有一天，成舍我和张恨水两人，惠顾到我家里来。我觉得奇异，想他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便直接问道：“两兄光临寒舍，有何见教？”恨水先开口，便道：“有一事要相恳。我此次只身南来，家眷还在北平，前日接到家书，须要我回去一行，而这个《立报》副刊《花果山》，可否请公庖代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就回来了。”
我那个时候，儿子可永已从德国回来，在上海有了职业，家庭经济，由他负担了去，我便觉得无事一身轻了。古人所谓：“三日不弹，手生荆棘”。这几年来，连小说也懒得写了，报馆里的事，也概不问津。因之我说：“贵馆人才济济，《花果山》可以请哪一位先生兼任，我在新闻界已是落伍的人了。”但是舍我说：“不！《花果山》一栏，为读者所欢迎，恨水暂离，务必借重先生代劳。”我因思两君既已枉顾，好在只不过一个月，又动了好奇心，人家都说《立报》是近来最新颖的小型报纸，颇思一观其异，因此就答应了他们暂代一个月。谁知张恨水施了他金蝉脱壳之计，他并不是回到北平去，这个猴子跳到南京，和张友鸾诸位，办《南京人报》去了，而我一直做他临时代办。
到了立报馆，的确看出不同凡俗的新颖之处。先说他们的编辑室（上海习惯称为主笔房），室中有一张定制的半圆如月的巨大桌子，总编辑坐在正中，其余的编辑、校对等环坐其周围。其中使我最欣赏的，便是编辑与校对同坐一桌，他们名之曰：“编校合一”，但是表示编校平等，而且有许多便利之处，不必赘言了。
更有一寓庄于谐的事，本日出版的报，晚上检查一过，在规定一版只能错几字外，倘错一字，校对先生罚铜圆一枚，此款充公，买花生米、豆腐干，大家食之，所以《立报》上错字极少。再说他们的排字房，他们排字工友，都不是上海招集的，而是成舍我从北方带来的一班青年子弟，都是训练过的，有相当文字知识，大概是初中毕业程度，颇喜写短文，常投稿于《花果山》，颇有意思。那是我打油诗中的一联曰：“堪喜工徒写稿子，剧怜校对嚼花生。”诗虽俚俗，却是写实呢。
立报馆的趣事甚多，我今略述一二。他们的编辑方面，在萨空了未来之先，褚保衡君主其事，褚君已届中年，而风度翩翩望之如二十岁刚出头的人，因此在衣香鬓影中，有掷果潘郎之目。但是所掷的不是什么佳果，而是所掷的都是各女士惊鸿小影，你送一张容光艳丽的，我送一张姿态曼妙的，保衡都不敢携回家中去，带到报馆里来锁在自己的桌子抽屉里，以为万无一失了。不知如何为他夫人所侦知，某日上午，亲临《立报》编辑室，撬开那只视同保险箱的抽屉，所有佳丽，全被没收去了。人问结果如何？不知道，大约这就是结果吧。
还有一件，也是可笑的事。一位外勤记者，写来一则本埠新闻，涉及一诨名烂脚炳根的流氓云云，编辑本埠新闻的照发了。不知这个烂脚炳根者，是杜月笙的高徒，于是炳根便哭诉于杜先生说：“他们骂我为流氓，杜先生也失面子。”那时杜月笙也是上海新闻界第一号人物呢，自从史量才被刺身死以后，杜月笙便是申报馆的总经理。杜月笙不得已，便派了申报馆一位职员唐世昌，向立报馆去责问：“怎么的行为，叫作流氓？”但是《立报》与上海各家大报，素不往来，唐世昌跑去不受招待，既不能直闯编辑室，又没有一个会客室，只在楼下机器房（《立报》有一部小型卷筒机，日本货，甚灵便），徘徊五分钟，怏怏然回去了。唐世昌知道《立报》性质，重以杜先生的命令，不能不去走一趟。人问结果如何？不知道。大约以不了了之，没有结果吧。
我在《立报》这半年多以来，趣闻甚多，可是现在都不记得了。总之《立报》在上海是别开生面的，另具一格的，使人欣赏的，使人快心的。当时有人还研究为什么叫《立报》呢？这“立”字应作什么解释呢？这可以作独立的立，亦可以作立志的立，这个“立”字，可见涵义甚多。可是有一位先生说得好笑，他道：“《立报》是为我辈而设。”是什么理由呢？他说：“我们一清早搭电车上写字间，电车站已挤满了卖报童，把《立报》塞在你的手里，上了电车，没有坐地，一手攀着藤圈，一手握着《立报》，一直要立到目的地，而一张《立报》也看完了，《立报》是立着看的，故有此名。”这位先生是商界中人，北方所谓掌柜，南方的所谓白领阶级，其词倒也很为幽默。
《立报》出版以后，也曾哄动一时，有一时期，销数竟超出《申》《新》两报之上，但到后来也渐渐阑珊了。自古无不散的筵席，虽是消极的观念，也是时势所使然。幸而他们见机得早，风声鹤唳，在日寇将到上海的时候，连忙便结束了。他们的经济问题，我是客卿，不大熟悉，据说各股东筹集了十万元，存在银行里随时动用，及至散场闭幕时，则十万元仍是十万元，未见有何损益，但是在我这也不过是耳食之谈而已。
回想《立报》编辑部诸友好，当时均英俊少年，星散以后，久未晤面。及至萨空了兄领导京剧团那一次到香港时，已相隔了三十年，那时以小白脸儿相谑的，亦渐见苍老了，如我老朽，更不足道。所以我的诗最后两句：“三十年来如一瞥，海隅一老感沉沦”也是纪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