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笔名，叫作染指翁，那是有人在什么近代文学史上写文章，以之讽刺我的。大旨是在说我：“作品体裁多样，长篇、短篇、话剧、电影、笔记、诗歌，无不染指。”读之不胜惭愧，但我又不能不承认此“染指”两字，我们苏州人有句俗语，叫作“猪头肉，三弗精”，就是样样要去弄弄，而样样搞不好。想起了我的读外国文，什么英文、法文、日文，也都尝试过，到头来一事无成，可以思过半了。所以说我样样都思染指，也有些承认，但要说哪一些文艺，不许人家染指，那就未免不公平。那就想到他们所说我于电影染指的一端，这是一件极幼稚而可笑的事，若说染指，那是指尖也没有触着鼎的，更不能说“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了（见《左传》）。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从不知道有电影这一回事：把灯火置于幕后，在幕上显出种种形象，这些古老的话，我从未研究，不去说它。可是电影初到中国来时，也称为影戏，大家只是说去看影戏，可知其出发点原是从戏剧而来。后来又称为影片，如上海的明星公司，最初即称为影片公司是。
记得我初看电影的时期，是在上海黄楚九所开设的大世界游艺场，在里面附设一个小戏院，叫作“小京班”，那是男女合演的。虽附属于大世界，但到小京班看戏，要另外取费的，但亦取价甚廉，不过银圆三四角而已，自晚上八点开锣，一直演至十二点钟。十二点钟以后，便放映电影了，电影可放映至一点半钟，取价更廉，不过一二角而已。这个时候，生意奇佳，尤其是花丛姊妹，连翩而来，因为那个时候，她们较为自由了。那么电影所演的是什么故事呢？也像现在电视上所映的若干集子，今日映一集，明日又映一集，可蝉联至十余集。每集必以西方美人名其集。什么西方美人呢？我已想不出，大概都是香港对于残暴施虐的台风所予的美人名字吧！
不用说，西方亦在草创之始，这种电影不知是来自英国或美国。那时也无所谓银幕，只张着一幅白布而已，映出来的人，走路都在跳跃，房屋亦会移动，外景却是特多的。故事只是糊糊涂涂，也没有说明书，其中必定有一个妙龄女郎的，此外一个侠客，一个侦探，也是常有的，我常问花丛姊妹道：“你们知道这影戏里所映的是什么人物吗？”她们回答道：“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三种人：一是女人、二是好人、三是坏人。”真是简单明了，妙人妙语，试想我们读史传，写小说，也不能跳出这三种人的圈子吧！
后来上海的电影院渐渐开起来，那时是无声电影，只是黑白片。外国片源源而来，美国片最多，英国片次之，法国片又次之，偶然亦有印度片，是给上海印度人看的，日本片却没有。后来，有俄国片到上海，它是俄国领事馆发出，纯是宣传性质，招待上海绅商各界以及新闻记者，我去看过几次，忘却片名。只有一部名曰《予打击者以打击》，我还没有忘却，那是夸示他们的新兴武力。记得其中有一场，一大块平平整整的草地，一转瞬间，从草地上翻开来一排排的高射炮，其他类此的正多。我那时在上海看电影，各电影院都去看过，而尤以爱多亚路的一家“南京大戏院”为最多，因为我从家里出来到报馆是必经之路呢！
中国人自制电影的，首推上海的明星公司。直到如今，要谈到中国电影史的，总要提及明星公司。我与中国电影创始时，沾有一点小关系的，也在明星公司。明星公司的组织，是三个主脑人物，一、张石川，二、周剑云，三、郑正秋（以前还有一位郑鹧鸪，早故世了）。我所最先认识的便是郑正秋，他是广东潮州人，却是老上海，是上海某一土行（鸦片烟土）的小老板，却是研究文艺的，尤潜心于戏剧。从前在《大共和日报》常常投稿，与人常作戏剧辩论，所以与新闻界中人颇多认识。
上海当时初创的电影，并无所谓电影剧本，也没有什么导演、编剧的名义。不过一部电影，总要有一个故事，于是有的杜撰一个故老的传闻，有的只好在旧小说去采拾。这个剧本是很重要的，花了巨大的资本，制成一部电影，而不入观众之眼，或竟嗤之以鼻，非但损失资本，也且毁伤名誉，那时明星公司，由故事荒而转进到剧本荒了。
有一天，郑正秋便到我报馆里来了，他说：“明星影片公司要拜托先生写几部电影上的剧本，特地要我来向你请求。”我说：“你们真问道于盲了，我又不懂得怎样写电影剧本，看都没有看见，何从下笔？”正秋道：“这事简单得很的，只要想好一个故事，把故事中的情节写出来，当然这情节最好是要离奇曲折一点，但也不脱离合悲欢之旨罢了。”我笑说：“这只是写一段故事，怎么可以算做剧本呢？”正秋说：“我们就是这样办法。我们见你先生写的短篇小说，每篇大概不过四五千字，请你也把这个故事写成四五千字，或者再简短些也无妨。我们可以把这故事另行扩充，加以点缀，分场分幕成了一个剧本，你先生以为如何？”
我那时有点犹疑，动于好奇心，真似人家说我的，对于各种文艺，都想染指。不管自己有无能力，却想似胡适之所说的去尝试一番。
这个所谓电影故事、电影剧本，我从未写过，倘如现在郑正秋所说的，那真是简单不过的，也何妨尝试一下呢。我还未及回答正秋的话，他又说道：“明星公司同人的意思，请你先生每月给我们写一个电影故事，每月奉送酬资一百元，暂以一年为期，但电影故事可以慢慢地写，最好先把你的两部长篇小说《空谷兰》与《梅花落》，整理一下，写一个简要的本事，我们很想把你的两部小说拍为电影，想不见拒吧。”
至此我乃恍然，郑正秋此来，要把我的两部小说《空谷兰》与《梅花落》取去摄映电影，这是他们的主意，至于写电影故事，乃是余事耳。我在此且对这两部小说解说一下：原来我初到时报馆的时候，就在报上写了三部连载小说，第一部是《心狱》，第二部是《空谷兰》，第三部是《梅花落》，这三部书，有正书局都印有单行本。这种小说，我是从日本译来的，而日文本也是从西文本译来的，改头换面，变成为中国故事。在明星影片公司未创办之前，张石川、郑正秋等，就办了一个“民鸣社”，专演一种新派剧，没有音乐，不事歌舞，上海人称之为“文明戏”的，也曾把《空谷兰》《梅花落》两部小说，作为他们戏剧材料，我那时不甚注意；随他们搞去，这一回又来了。我也想不到后来电影编剧声价高贵，编一部剧本，价至数千元的。可是俗语说的“一分行情一分货”，我这写五千字一个故事，拿他们一百块钱，比了当时两元一千字的小说价值已经高得很了。
这个时候，明星公司有两位女主角，一是杨耐梅，一是张织云，两人都是广东人，这两人可以算得上海女明星中的开国元勋。后来在上海继起的女明星，也以广东人为多，我总想起为什么上海的女明星，总以广东人为多呢？大概有两个原因：我国海岸通商，南方得风气之先，广东的女孩儿们接近欧化，活泼浪漫，生活也比较随便；不像江南的女儿们，坚贞自守，耽于礼教，束缚既久，未能解放。其次，则于缠脚也有关系，缠了脚的女孩儿，总是拘拘束束，即使放大了，还是故步自封，谁像广东女孩子是不缠脚的，赤脚就赤脚，行路跳跃如飞，那就适合于演剧了呢。就杨耐梅与张织云两人个性而言，我觉得耐梅颇活动，而织云较柔顺，也各有其所长。
我那时以七天工夫把《空谷兰》《梅花落》两部小说的故事，顺序整理好了，至于如何分场分幕，我一点也不懂得，不敢假充内行。不过这两个故事，究竟是先拍哪一个呢？他们说，先要审定一下。我和他们说：“这两个故事中，恰巧每部都有两个女人，一善一恶，你们有两位女明星，可以分配。”结果，审定下来，是先把《空谷兰》两位女明星分配起来，张织云是正面人物，杨耐梅为反面人物，那就是我上面听花界姊妹所说的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了。
但这还是在无声电影时期，后称之为“默片”，银幕上的人影幢幢，观众不知道他们搞什么事；银幕上人的道白、对话，只见他们的嘴唇在动，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在电影开映的当儿。同时就要放映一个说明，告诉观众，这是什么一回事，那个人嘴唇在动，是说的什么一句话。这个说明，当然在“默片”里是很重要的，他们叫作“字幕”。我平常不大到明星公司去的，但做“字幕”的时候，便非去不可了。那些女明星，不过樱唇动一动，而我们就要代她说出一句话儿来，并且这话儿一定要说得相当得体。我笑说，我们做八股文，人家说是“为圣人立言”，现在做“字幕”，却是为女明星立言了。
做“字幕”总是在夜里，晚上七点钟就去，中间吃一顿夜饭，直要弄到十二点钟以后。列席的除我以外，便是张石川、郑正秋两人，那时明星公司还没有请什么导演，后来洪深来了，洪深是必然列席的。我的《空谷兰》是张石川导演的，石川是宁波人，好像是明星公司的东家，其实是间接的。他是上海一位资产家经润三的外甥，曾经与黄楚九最先开办新世界游艺场的。后来经润三故世了，他的太太成为富孀，但也颇赏识张石川这个外甥，所以明星公司的资本，大都出自经家的。张石川虽非文化阶级中人，却是有点技术，不免有点霸气，但对于我是极客气的。
再说，我不是为了做“字幕”，夜里到明星公司去的，后来在白天我也有时去了。去了就在郑正秋那个烟榻上一横，便谈天说地起来。郑正秋是有枪（鸦片烟枪）阶级，而且是超级的。人家吸鸦片以钱计，他可能以两计，除了白饭以外，便是黑饭。所以明星公司那张烟榻，便是他的宝座，这一只烟灯，真是一粒明星，他是与它相依为命的。
因此我在明星公司，也认识了许多演员，也认识了几位明星，也还有不少电影界以外的朋友。
《空谷兰》中有一场外景，张石川主张到杭州西湖去摄影，他说：“电影不比戏剧，戏剧只是局促在舞台上，所以都是内景。电影与其在摄影场里造房子、搭布景，不如到外面适应的地方，多拍外景为宜。”这话是对的，况且上海有许多人，从未到过杭州西湖的，将来可以使观众开开眼，这也是上海人所谓的“噱头”。石川也来邀我同去，我也去了，同时演员、明星，一共恐有二十多人。他们先派人到杭州西湖去雇好一条船，那是一条大船，有舱有篷的，比了苏州的那些画舫，还要大些。又在湖滨旅馆去定了好几个房间，演员中确有多人未曾到过杭州，便是杨耐梅、张织云也不曾作过湖上之游呀！所以这一回大家兴高采烈，经过三天两夜，外景拍成，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