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学类云：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刘注云：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寅恪昔年撰「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其大旨以为六朝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后期之清谈仅限于口头及纸上，纯是抽象性质。故可视为言语文学之材料。至若前期之清谈，则为当时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之问题，纯为实际性质，即当日政治党系之表现。故前期之清谈材料乃考史论世者不可忽视之事实也。世说此条之刘注实为前期清谈重要资料，而昔年之文所未及释证者。今略论之，以补昔文所未备也。
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三国志魏志陆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中斥曹嵩语。）其详未易考见，暂不置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一观后汉书党锢传及有关资料，即可为例证。然在西汉初中时代，大学所言尚不过为其时儒生之理想，而蕲求达到之境界也。（小戴记中大学一篇疑是西汉中世以前儒家所撰集。至中庸一篇，则秦时儒生之作品也。寅恪别有说，今不具论。）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
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自来史家惟以曹魏、司马晋两姓之关系目之，殊未尽史事之真相也。本来汉末士大夫阶级之代表人袁绍，其凭借深厚，远过于阉宦阶级之代表人曹操，而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于是当时士大夫阶级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也。东汉末世与曹孟德合作诸士大夫，官渡战后五十年间（官渡之战在汉献帝建安五年，即公元二〇〇年。司马懿夺取曹爽政权在魏齐王芳正始十年，即公元二四九年。）多已死亡，而司马仲达，其年少于孟德二十四岁，又后死三十一年，（曹操生于后汉桓帝永寿元年，即公元一五五年，死于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二二〇年。司马懿生于后汉灵帝光和二年，即公元一七九年，死于魏齐王芳嘉平三年，即公元二五一年。）乘曹氏子孙孱弱昏庸之际，以垂死之年，奋起一击。二子师、昭承其遗业，终于颠覆魏鼎，取而代之，尽复东汉时代士大夫阶级统治全盛之局。此固孟德当时所不及料，而仲达非仅如蒋济之流，老寿久存，遂得成功。实由其坚忍阴毒，有迥出汉末同时儒家迂缓无能之上者。如晋书壹宣帝纪所云：
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可为例证也。
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今迻录孟德求才三令，而略论释之于下。
三国志魏志壹武帝纪建安十五年云：
［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建安二十二年裴注引魏书曰：］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东汉外廷之主要士大夫，既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农杨氏之类，则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亦将以之适用于治国平天下，而此等道德方法皆出自儒家之教义，所谓「禹贡治水」，「春秋决狱」，以及「通经致用」，「国身通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者，莫不指是而言。凡士大夫一身之出处穷达，其所言所行均无敢出此范围，或违反此标准者也。此范围即家族乡里，此标准即仁孝廉让。以此等范围标准为本为体。推广至于治民治军，为末为用。总而言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也。孟德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顾亭林论此，虽极骇叹（日知录壹叁正始条），然尚未尽孟德当时之隐秘。盖孟德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然则此三令者，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与之同者，即是曹党，与之异者，即是与曹氏为敌之党派，可以断言矣。
夫仁孝道德所谓性也。治国用兵之术所谓才也。当魏晋兴亡递嬗之际，曹氏司马氏两党皆作殊死之斗争，不独见于其所行所为，亦见于其所言所着。四本论之文，今虽不存，但四人所立之同异合离之旨，则皆俱在。苟就论主之旨意，以考其人在当时政治上之行动，则孰是曹魏之党，孰是司马晋之党，无不一一明显。职是之故，寅恪昔文所论，清谈在其前期乃一政治上党派分野向背从违之宣言，而非空谈或纸上之文学，亦可以无疑矣。兹更略征旧籍，以证实之于下。
三国志魏志贰壹傅嘏传略云：
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正元二年春，毌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以功进封阳乡侯。
三国志魏志贰捌钟会传略云：
毌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会从，典知密事，卫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谟帷幄。时中诏勅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会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邑三百户。及［诸葛］诞反，车驾住项，文王至寿春，会复从行。寿春之破，会谋居多。亲待日隆，时人谓之子房。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
据此傅、钟皆司马氏之死党，其持论与东汉士大夫理想相合，本极自然之理也。
世说新语贤媛类王公渊娶诸葛诞女条刘注引魏氏春秋曰：
王广字公渊，王凌子也。有风量才学，名重当世，与傅嘏等论才同异，行于世。
三国志魏志贰捌王凌传云：
［凌子］广有志尚学行。［凌败并死，］死时年四十余。
三国志魏志玖夏侯尚传略云：
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师］所亲待，然私心在［夏侯］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欲以玄辅政。嘉平六年二月，当拜贵人，丰等欲因御临轩，诸门有陛兵，诛大将军。大将军微闻其谋，请丰相见。丰不知而往，即杀之。
据此，王、李乃司马氏之政敌。其持论与孟德求才三令之主旨符合，宜其忠于曹氏，而死于司马氏之手也。
世说此条所记钟士季畏嵇叔夜见难掷与疾走一事，未必尽为实录，即令真有其事，亦非仅由嵇公之理窟词锋，使士季震慑避走，不敢面谈。恐亦因士季此时别有企图，尚不欲以面争过激，遂致绝交之故欤？今考嵇、钟两人，虽为政治上之死敌，而表面仍相往还，终因毌丘俭举兵，士季竟劝司马氏杀害叔夜。世说记此一段逸事，非仅可供谈助，而论古今世变者，读书至此，亦未尝不为之太息也。
抑更有可论者，嵇公于魏、晋嬗替之际，为反司马氏诸名士之首领，其所以忠于曹魏之故，自别有其他主因，而叔夜本人为曹孟德曾孙女婿（见三国志魏志贰拾沛穆王林传裴注引嵇氏谱），要不为无关。清代吕留良之反建州，固具有民族之意义，然晚村之为明室仪宾后裔，或亦与叔夜有类似之感耶？因附论及之，以供治史论事之君子参证。
（原刊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五六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