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人的思想观念里，经商、赚钱、做生意没有什么可耻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温州人始终相信：“路上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有钱就求。”
1．赚钱是一种快乐
不一样的思维：
穷人：钱是个好东西，但赚钱太辛苦了，我宁可穷着过，也不要辛苦地去赚钱。
温州人：赚钱是一种乐趣，我们通过赚钱的过程获得幸福感、成就感。
温州人认为：快乐原则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所有生物都是因为这个原则才得以存在，得以繁衍。富人是最会赚钱的人，他之所以会赚钱，因为赚钱是快乐的。
洛克菲勒说过一句话：“我曾经穷过，我也曾富过，听我一句话：富比穷好!”同样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乍一听起来，好像有点太过势利、俗套。很多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金钱至上”这一说法，可事实上又会在心里默认这样一个事实：“有钱真好”。
在杭州萧山商业城，有两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一个是“陈水仁”，一个是“千家伴”。“陈水仁”是萧山商业城一位经营户的姓名，“千家伴”则是他手中持有的一种白酒商标。
陈水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十几年前他是一位不名一文的小商贩，现在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大老板。”很多熟识他的人，喜欢用这句最简练的话概括他的全部。陈水仁是一位极为精明的商人，前几年他就抢先把“跨湖桥”注册为商标，如今随着拥有8000年历史的跨湖桥文化研究的升温，“跨湖桥”商标的价值也在一路飙升。
陈水仁，是一个年龄和外貌很不相称的男人，38岁的年龄，却有着饱经沧桑的脸庞。“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我就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这些年过来，我吃过不少苦，幸运的是在很多关键时刻我都把握住了机遇。”。
1990年，立志要干一番事业的陈水仁，辞去了一家工厂营销员的工作。那一年，他才23岁。“可那时家里很穷，要让他们拿出钱来资助我创业也是不可能的。”辞掉工作后，他决定先从副食品批发做起。他从亲朋好友那里借了1800元，又几经努力，总算在萧山市区开起了一家副食品批发门市部。虽然这是一家很小的门市部，可对陈水仁来说这却是事业的起点。“那时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把批发生意做大，再苦再累也不怕。”他说，“门市部由女朋友看着，我自己则跑到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有人要货，我还得亲自踩着三轮车为顾客送货。”那一年，陈水仁赚了近两万元。“虽然很辛苦，但比起当时工人的收入来，已经多了很多”。
1994年下半年，陈水仁对萧山商业城经营户的经营方式已不满足，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何不主动出击，做饭店和商店这些终端消费市场的生意?饭店酒水利润很高，但饭店结款周期长，风险很大，在当时的萧山还没有人敢做饭店酒水生意。经过他的努力，这一年萧山大部分饭店和百货公司、购物中心都和他建立了供货关系，他的业务量也扶摇直上。
几年之后，为了摆脱“为他人做嫁衣”的无奈，他申请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开始了自己的艰苦创业。
温州人就是这样，他们坚信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来获得财富，改变自己的命运。最让我们折服的，是他们惊人的财富和超人的赚钱能力。
温州人能赚钱，这是举世公认的。犹太人被尊称为“最伟大的商人”，而有“东方犹太人”之誉的温州人，自然也不是浪得虚名。
2005年，当江桂兰到美国去时，看到那么多的肯德基店，她就忍不住想：“那些刀啊、叉啊，会不会就是我的产品啊?”每每想到这里，她就禁不住要笑出声来。是啊，她完全有理由给自己一个微笑。现在，她是台州塑料模具行业的佼佼者，她的产品也是肯德基在中国大陆的指定供应商。
原本是一个温岭的普通渔家女，一个10年前还在四处找工作的工人，一路走来，实在有太多的艰辛和感慨。1981年高中毕业后，她先后做过裁缝、推销过糖酒烟、当过会计、开过车，十年间换了四五种工作。后来，她所供职的企业效益越来越差，工资每每是半年才得一发。这让她一家陷入了困境。没学历、没背景、没技术，还要照顾一个6岁的孩子，捉襟见肘的窘迫，让她深刻感受到生存的艰难。此时的她，想要再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思前想后，她决定自己干。台州人会吃苦也敢想敢做。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有太多不成熟的理由，但她还是决定先做起来再说。最大的困难是资金，没人愿意把钱借给一个前途一片迷茫的女人。为了借钱，江桂兰在几个月间几乎找遍了所有认识的人，最慷慨的一个人借了一万多元，其他都是三千、五千凑起来的。她清楚地记得，20万元的启动资金借了二三十个人，还包括一些人放的高利贷。
江桂兰是个敢做敢想的人。在国内市场渐渐有了起色后，她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她一方面找外贸公司代理出口，另一方面决定参加春季广交会，直接找老外谈谈。1995年的广交会实在火爆，对江桂兰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厂来说，想要求得一席之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人都让她不要去自讨没趣了，但她不是轻易就会认输的人。为了找到一个落脚点，她带着自己的产品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问过去，两天里她找了数十家摊主，终于有一家被她说动了，把寸土寸金的1／6摊位以4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江桂兰。就是在这不足1．5平方米、挤得人都转不开身的角落里，江桂兰谈成了两笔生意。她清楚地记得，一个是欧洲客户，一个是香港客户。这两笔生意不仅让她赚回了参展的全部费用，更重要的是，事实再一次证明，机会永远都有，只是看你去不去争取。
想钱赚钱是天下人的共性，上至富翁下至贫民，没有人不想钱，也没有人以够用为满足。精明的温州人是压力、挑战和机遇下的产物。因此，温州人从小就形成了不靠天不靠地、要靠就靠自己的务实精神，他们从不空想，不断地向外拓展，挖空心思寻觅挣钱的办法，寻找挣钱的商机。
赚钱的快乐，不在于钱本身，而在于他通过赚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何况，这个实现价值的过程；本身也是快乐的，就像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跑步，下棋下得眉头紧锁，跑步跑得汗流浃背，旁人看着辛苦，他却其乐无穷。各人的苦乐，只有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工作本身就是幸福，智力和体力的付出，都是一种享受。
2．想赚钱才能赚到钱
不一样的思维：
穷人：我很少想到如何去赚钱和如何才能赚到钱，我这一辈子就该这样，不会有什么改变。
温州人：我生下来不是要做穷人，而是要做富人，我一定要赚钱，赚钱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血液里流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致富。
穷人与富人最大的区别是自我认知的不同。穷人可能一直在听从安排，父母的安排，老师的安排，国家的安排，领导的安排。每天都庸庸碌碌地把太阳从东背到西，过着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上班——回家——上班，从来没有想过彻底地改变，就是对此感到强烈不满，也只是在酒桌上借着酒劲儿发发牢骚，骂骂娘，第二天仍旧重复今天的日子。
不是不渴望光宗耀祖，飞黄腾达，而是不想去改变，害怕失去现在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饿不死撑不着的工作。
穷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穷人，这是因为穷人总是拿祖宗的尺子来丈量。可是若拿起时代的镜子照一照，穷人就会发现自己从皮肤到骨子里都散发着穷气。穷人总是用穷人的心理抱怨着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的时代。
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一旦强化了某方面的意识，这种意识会渗透到他的生活之中，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他做起工作来就一定非常自觉、非常认真，也就非常得心应手。强烈的赚钱意识使致富成为可能。
从不足百元起家，到如今年产值一个亿；从当初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的山村女孩，到如今走向国际市场一跃成为中国饰品行业的“大姐大”——市场经济，潮起潮落，在周晓光身上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创富故事；也折射出了一个企业家动人的成长历程。
跑遍大半个中国，只想让家人过上温饱生活。凭自己的勇气和自信，她让母亲借了几十元当本钱，做起了“跑码头”生意。一个女孩子出门自然比男孩子困难得多，挤火车，赶汽车，为了不耽误时间，经常是白天摆地摊做生意，晚上坐车赶路，就这样，夕发朝至，走南闯北。
让人想不到的是，6年之间，周晓光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更让人想不到的是，6年之间，她赚了一个对她和她家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的2万元钱。
1985年，周晓光拿出了几年来所有的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摊位。她凭借女人的敏感以及同样的爱美天性，选定了经营饰品。有了6年走南闯北的经历，那种生意人特有的潜质在她身上渐渐发挥了出来。几年下来，她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下了新房，在市中心朝阳门置办下了店铺。
1995年7月，她毅然拿出700万元投资办饰品厂，义乌大地上从此有了一个闻名全国的饰品生产基地。周晓光有了自己的实业，更有了施展抱负的天地。正是这种毅然的选择，使她的人生意义有了快速的提升：从一个个人致富的小商贩，开始成长为一个企业家。
从1995年办厂开始到1998年，几年时间，新光饰品厂以连续翻番的速度发展，并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一举成为国内饰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因为是行业的“王中王”的缘故，跟随的企业也自然多了，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丝毫的恐惧。每天，新光要开发上百款的新产品。她认为，别人跟得快，我才会跑得更快。
温州人这种“草根层”的自强不息的创业动力，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后代。
穷人想富有，却没有勇气突破，不愿扫除体内那些多年沉淀下来的精神垃圾。穷人节约着本身不具备价值而又代表价值的钱财，却又浪费着一个个发展、发财的机会和机遇。
有机会利用机会，没机会制造机会，机会没来之前等待机会，机会成熟之后抓住机会，这就是江利兵所能够做到的。
1997年7月，江利兵揣着浸透父母血汗、东拼西凑的2700元钱走进浙江青年学院的校门时，收到学院录取通知书当天的情景还在他的眼前闪现：父母在片刻的狂喜后陷入了深深的愁雾中。
从贫困地区走进大学校园，生活顿时变得丰富多彩。可一到就餐时间，食堂的菜价就让这个乡下孩子傻了眼，青菜1．2元一份，土豆1．5元一份，就连白米饭也得3毛钱一两。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样花过钱，身上仅有的200元钱，算下来，恐怕连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用。无奈之余，他很认真地做了一个家教牌子，在街头站了两个晚上，可就是无人间津。这时，一个同学告诉他：一家合资公司在学校招聘巧克力促销人员，从未做过促销的他甚至连促销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匆匆地赶到了学校社会实践部报名，负责招聘的销售经理却遗憾地告诉他：人已经招够了。转身欲走时，被失望激怒的江利兵觉得自己应该再争取一下，于是他径直地走回销售经理面前说：“让我试试好吗?我不要工资。”望着这个一脸诚挚的大学生，经理回答得也很干脆：“那你星期六来试试，做得好就照样录取!”
江利兵没想到，促销其实就是在商场门口摆张桌子，放上巧克力样品，先给过往的顾客免费品尝，再向他们推荐，同时散发一些传单。他心里提劲儿，手里眼里都是活，做得得心应手，十分卖力。一天下来，销售经理满意地告诉他：“行，小伙子，你过关了!”促销过程中，他发现巧克力的消费群体中儿童占了不少比例，于是他便针对儿童的心理特征自费买来了100只造型各异的动物为礼品附送给他们。从此，营业额直线上升。顾客稀少的时候，他就主动整理货架。摆放有序的产品，首先就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美感。他的创意和细心以及对顾客的天然亲合力，又一次打动了销售经理。两个月后，他被升为业务员，负责所辖区域商场的货款结算、缺货登记等事务。
1998年3月，经原来的销售经理推荐，他到杭州凯顿公司做了负责销售面包油的主管。他一直把开了好几家连锁面包房的经理当做潜在客户，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一次次地拜访，就这样，加人凯顿公司一个月后，取得了销售58箱约好成绩。
人与人之间可能有的只是小小的差别，但体现在商机的把握上，这种差别往往造成很大的反差，甚至还足以改变人的命运。1998年11月，听还在做巧克力约促销的同学说：“巧克力销售情况不好，正在降价处理。”这位同学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在江利兵的心中点燃起一道火花。他当即把电话打到原来工作过的那家公司，得知的确有总价值3万元的存货。有鉴于商机稍纵即逝，他当即在同学中四处借钱。带上凑起的6000元钱，他与巧克力公司老总商定：存货分批购进，分批付款，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
巧克力进价是1．5元／包，零售价是5元／包。买两包送五张刮刮卡，现开现奖，当一拨青年把彩电、冰箱、自行车等大件奖品整齐地摆放在促销现场时，许多顾客尚且心存疑虑，怀疑买巧克力能否中那么大的奖品，直到一个顾客真的中了一台冰箱时，顾客这才抛开疑虑，换购如风。一月内存货全部售完，他净赚了4．6万元。
这时候，他心中坚定了一个念头：用赚到的第一桶金自己创业，从根本上挖掉穷根!他一遍遍穿梭于大街小巷，最后选定在九莲村开一家面包店，租下市场边一间30平方米的店面，略加装修后便正式开张。他把有奖销售的方法沿用到面包销售中：凡购买面包价值3元即送一张奖票，两个月开一次奖，这一招极大提高了顾客的购买欲望。加之面包的制作花样翻新，口味繁多，质量过硬，营业额直线上升。仅仅是在当月，他便站稳了脚跟。
他一直还坚持在凯顿公司的销售主管工作，在自家面包店的生意细水长流、日日有攀升时，他在凯顿公司的业绩也仍然有声有色，每个月都销售300箱面包油，占杭州市场的40％。
温州商人处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中，当机运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利用自己的技能，在没有资本，没有工具，也没有钱的情况下，却能运用经济上的自由，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攀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温商的生存逻辑，强烈的赚钱欲望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他们的志向是不赚钱，毋宁死。
3．以坦诚的态度追求金钱
不一样的思维：
穷人：我不喜欢谈钱，因为钱，人们迷失于这光怪陆离的物欲世界；因为钱，人们丧失了内在良知却还浑然不觉；还是因为钱，人生价值和人性尊严都被当做了牺牲品供奉到了拜金主义的祭坛之上。
温州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坦诚的追求金钱没什么可耻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又是万万不行的。金钱是交换的手段，金钱就是力量，但金钱可用于坏事，也可以用于干好事。
《圣经》上说：爱财是万恶之源。《佛经》上说：如梦幻虚影，如雾亦如电；一切有无法，当做如是观。儒家经典说：君子固穷，小人好利；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这些传世经典，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创富心——德者乐山，智者乐水，就是无人“乐财”，因此人们大多都羞于谈钱，耻于谈钱，不屑谈钱，看见那些对于金钱抱有过高热情的人，人们会不留情面地加以嘲讽甚至鞭笞。
温商并不这么看，尤其是在现今社会里。在温商眼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单单认为金钱是罪恶之源，不仅是过激的，而且否认了金钱只是人的工具这一事实——如果它罪恶，那么罪恶当归于不正当地谋取和使用金钱的人。这种人往往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喜爱金钱，明着附和人们痛斥金钱，其实一切谋取金钱的行为只不过是在暗中进行罢了。
在温商的思想观念里，经商、赚钱、做生意没有什么可耻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温商始终相信：“路上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有钱就求。”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代，经商、赚钱、做生意，这种观念在温商的思想里根深蒂固。
由于家境困难，郑秀康于16岁那年辍学进了一家国营机械厂。经过几年的努力，聪慧的他很快就成了厂里的中层领导。尽管大小也算是一个负责人，但微薄的工资仍很难使郑秀康顾得上他那个小家：爱人身体不好，家中还有两个茧子，怎么办?
温州人的秉性就是穷则思变。郑秀康决定拜师学艺，学做皮鞋。老师傅看了看他后摇摇头：“不学也罢，学起来难哪!我们都招十五六岁的学徒，你都33岁了，学不出来了。”
或许是天赐良机，工厂给郑秀康安排到了维修车间。工作空闲，正好学做皮鞋，学设计画图、划料、夹包……整整学了45天，1979年9月28日，他自自试做成功第一双皮鞋。师傅拿着徒弟的第一双皮鞋，细细端详审视良久，满意地笑了，说了一句：“你真行啊!”从此，郑秀康开始了做鞋的生涯。
为了购皮料做鞋，郑秀康夫妇卖了手表、自行车、一时穿不上的衣物，一共卖了240元。不够，他又去向邻居和房东借。房东大娘病在**，虽不富裕，倒还有些积蓄。
房东大娘问：“你借500元，干什么呀?”郑秀康说：“我做皮鞋没有钱；”大娘说：“把你做的皮鞋给我看看。”郑秀康把自己做的皮鞋递了过去，大娘眉跟带笑：“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学会做皮鞋了!好吧，借给你。”大娘慷慨地掏出了几乎是压箱底的钱。房东女儿回来和母亲吵起来，吵架声从三楼传到郑秀康住的四楼。“你怎么把钱借给他?他家两个小孩子，老婆又有病，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做皮鞋做不成，他怎么还你?”“我看秀康这孩子有出息，是个好孩子!他今儿个不成明儿个成，总有成功的一天，借给他钱，我放心。”这话传到郑秀康耳朵里，他感动地流下了热泪。郑秀康下了决心，要把事业做成，不能辜负借钱给他的大娘!
郑秀康夫妇就在租借来的狭窄的卧室里，利用床前仅3平方米的空间，开始了他们的创业。每天从早到晚抓住一切空隙做鞋，他一天能做3双，赚十几块，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元钱；这对只拿51元工资的郑秀康，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大好的势头让郑秀康决定全力投入制鞋。1980年，他向工厂提出停薪留职，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做鞋。在他家里这个狭窄的空间，他整整做了5年的鞋，这是他发展鞋业的手工作坊时代。
1985年，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经营开始放宽，并发了一个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这个文件上午刚刚传达，他下午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质优价廉的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随后他的皮鞋越做越精美，名气越来越大。到1987年，他的鸿盛皮鞋厂已有了上百名工人。此时的郑秀康已经完成了他创业旅途的原始资本积累。
注册康奈商标是郑秀康首先提出来的。康奈的商标就是那枚“人头像”。这个现在被人誉为“中国的老人头”的康奈商标，它的产生和注册经历是经过了一些曲折的。面对温州成“瘟州”的现状，生性好强、不服输的郑秀康发誓要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我就是要让温州鞋从我手里把‘头’抬起来!”“抬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把用了多年的“鸿盛”商标暂时放在一边，重新注册一个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充满自信的中年男人头像。1990年，他请来一位画家根据他的意愿勾画出了一个抬起头的人像，几易其稿后敲定。在我国还没有人注册人头像的年代，国家商标局有关领导“心有余悸”，担心犯“政治”错误。但他们最终还是被郑秀康火热的创牌**打动，于1992年“冒险”给注册了这枚有着堪称“创举”、在我国商标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头像，一个寓意“健康发展，其奈我何”的康奈商标。
在郑秀康看来，做品牌和做人一样，都要讲究诚信。你的产品款式好、质量好，消费者的口碑才会好，市场才能做大，牌子也就会做大做强。郑秀康的这些理论虽然很朴实，但却很管用。这可以从康奈所取得的成就看出来：从1993年首次代表温州鞋业赢得“中国十大鞋业大王”的称号开始，康奈至今已囊括中国鞋业包括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中国重点出口品牌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字号”荣誉，各级各类荣誉累计超过300项，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鞋业品牌“一哥”。
康奈靠着真真实实的功夫赢得了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康奈在国内批发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已达到了很高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郑秀康果断地作出了新的决策：从批发市场退出，实施连锁专卖，在国内市场构建东西衔接，南北呼应的营销网络格局。当时的国内高端市场几乎是洋品牌一统天下，同等工艺、材质和款式的皮鞋，洋品牌价格可以超出几倍。郑秀康深深体会到只有创出国际知名品牌，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站稳脚跟。为了不断地“往前排”，在稳稳占据了国内行业领先位置后，郑秀康开始“探路”国际市场。
2001年1月15日，世界时尚之都巴黎第19街区的繁华闹市，悄然出现了第一家中国鞋业专卖店“康奈”，这可算是在全国制鞋行业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五十多平方米的店面不算大，但有两样东西很醒目：一个是康奈的商标；一个是中国温州制造。加上金发碧眼的营业人员，在当地成为一道受人注目的风景。一时间，郑秀康招来了国内同行种种揣测和质疑——康奈要干什么?康奈是头脑发热还是哗众取宠?按中国皮鞋目前的品牌影响力，在国外直接开店能赚到钱吗?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郑秀康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那些人闭上了嘴巴。2001年6月8日，康奈第二家海外专卖店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开业……据统计，康奈店已开到法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等全球20国，数量近百家，单是意大利的9个城市就开了17家店。这些专卖店个个生意红火，已全部实现当年赢利。现在，康奈皮鞋以价廉物美在海外形成了较强的竞争能力，其消费群体也从初始的八成华侨加两成老外，逐步变为两成华侨加八成老外。
2005年12月，郑秀康将法国百货连锁商店“ADVANCEDVISION”的老总请来温州并签订合作协议，这意味着今后5年康奈产品将**欧盟200个中高档商店，从而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消费领域。在中国皮鞋的平均每双出口价格不到6美元的今天，康奈皮鞋的零售价全部达到60美元以上。
郑秀康外表很敦厚，就是这样一个敦厚的人，把许许多多的第一套在了自己的头上：注册中国第一枚人头像商标——康奈；中国鞋业第一个实施海外品牌专卖；成为中国鞋业仅有的两个“真皮领先鞋王”之一；浙江皮革业第一个荣获“中国驰名商标”；温州鞋业第一个成功引进机械化制鞋流水线……
在温商看来，能够凭自己的勤劳、凭自己的智慧去赚钱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温商从来都能以坦诚的态度追求金钱，从来不羞于言利。
4．生意不分贵贱，挣钱才是硬道理
不一样的思维：
穷人：我为什么总是没钱？做大生意，没有资本；做小生意，没有面子。我做什么好呢？
温州人：生意不分贵贱，不管做什么生意，只要能挣钱，我都会去做。我总是在想：我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
当全国房价一路飙升的时候，温州人就成为众人争相指责的对象。众多的媒体及大众都认为，温州“炒房团”是造成房价无限上涨的元凶，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对付”温州炒房团的这种“无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行为。
更有甚者，许多人极其痛恨温州人，似乎温州人是造成全国人民贫穷的元凶，似乎温州人应该像当年批斗地主一样得到“应有的打击”。
一时间，温州人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各种各样的骂名全部落在了温州人的身上，温州人到底惹谁了？
有一首民谣这样说：“十个温州人九个商，还有一个会算账。”其实，温州人只是最早经商的一个群体，只是最早致富的一个群体。这就是他们所有的罪过。
在许多人眼里，做什么事首先是面子，有些生意尽管能挣钱，但有失体面，就宁可挨饿也不愿意去做。而在温州，做生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是能不能挣钱。
楚剧演员夏艺，下岗后以替人“哭丧”为生，被人们尊称为“哭丧艺术家”。很多家里亲人去世了以能请到他去“哭”一场为荣，当然，他也以“哭丧”的方式谋生赚了个钵满盆溢，并建立了自己的哭丧队伍。他是怎样把一种风俗习惯变成一项大产业的呢?
夏艺出生在一个贫困农家，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因为生活艰辛，母亲常常爱哼唱楚戏里的哭腔来发泄自己的郁闷。夏艺从小耳濡目染，也能哼唱出一口好哭腔。夏艺高中毕业后被应城市楚剧团招聘为胡琴手。在剧团，他一边学操胡琴一边继续向老演员们学习楚戏哭腔。
1979年，夏艺结婚了，婚后不久生下一对龙风胎。夏艺的母亲那时身体还很健康，他们一家的日子过得很幸福。1993年，不幸接连向夏艺袭来：先是妻子下岗了；接着儿子得了心脏病；母亲这时也一病不起，大限将至。为给母亲和儿子治病，家里已是债台高筑。
那一年，夏艺的儿子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了，夏艺痛不欲生。他在为母亲送葬时，不由悲从中来，在母亲的灵前大声痛哭起来。因他平日喜欢唱楚戏里的哭腔，又加之情到深处，所以他哭起来有板有眼，拿腔拿调，让人如同听了一场痛断肝肠的楚戏，催人泪下，来参加丧葬的亲友无不说他哭得好。以至于丧葬过去好几天，还有人津津乐道他的“哭丧”。
后来，夏艺一个同学的父亲去世了，夏艺前去哀悼。同学的母亲是一个哑巴，他是父母唯一的子女，可他因为丧父过度悲伤，急火攻心，嗓子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不能放声大哭。而本地风俗是人去世了要放声哭，否则，死者来生就要变哑巴。同学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见夏艺来了，便想让他来替自己当孝子哭丧。夏艺虽不同意，但经不住同学恳求，又见他确实哭不出来，就勉强同意了。
于是，夏艺穿上孝衣，扎上孝巾哭诉起来。起初，他哭得没感情，但又来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情不自禁，那眼泪就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哭声也就充满了感染力，让在座的宾客都眼泪汪汪的。大家都夸他哭得好，够义气。
那天，夏艺哭完后，一位宾客要留下他的电话号码，说是自己的妈快不行了，到时想请他去哭一场。夏艺连忙拒绝，说自己是正规剧团的专业演员，不是做那种下三流“哭丧”事的人，今天只是特殊情况。夏艺的同学这时候开导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的‘哭丧’技术这么好，丧家又迫切需要，你为什么不能改换脑筋，以‘哭丧’为职业呢?”
晚上回到家，妻子陈华芳听了这事情后却高兴不已。她为丈夫算了一笔账，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人去世，丈夫按一天只哭一场，每场收费200元计算，一个月就可以净赚6000元啊!经妻子这么一算，夏艺也怦然心动：没想到哭中还蕴藏着这样大的商机。但他还是绕不过心中的那道坎，以干这种事为耻，所以迟迟没有行动。
不久，那位宾客的母亲真的去世了，他给夏艺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是陈华芳接的。她毫不犹豫地替丈夫接下了明天去“哭丧”的任务，想趁此机会逼夏艺出道。夏艺回来后得知此事，埋怨了妻子一顿，但事已至此，第二天他只得硬着头皮去“哭丧”。但这次因为不了解对方家里的情况，惹怒了其儿媳，并由此引起了现场的骚乱。但是他决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把“哭丧”当个正经事做好。夏艺首先努力掌握了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哭法，后又掌握了定点定时流泪的技巧。妻子陈华芳也跟着他一起学习“哭丧”，终于两人都能够做到流泪收发自如。
1996年春节一过，夏艺、陈华芳决定出山。由于经过精心准备与训练，这一场“哭丧”夏艺夫妇表现得很好，名声一下就传开了，不断有人请他们夫妇去“哭丧”。1996年5月，夏艺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招聘了十几个人办起了一个乐队，妻子陈华芳也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从此，夫妻二人专门从事“哭丧”。
有人问夏艺，你对目前所从事的这种职业有什么看法?夏艺诙谐地说：“社会进步了，经济增长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眼泪流不出来了，‘哭丧’职业就应运而生了；人生有太多的无奈，我现在想开了，看透了，凭本事生存，能赚钱养家就行了。”
在温商的观念中，如果你想在社会上走出一条路来，那么就要放下身份和面子，让自己回归到“普通人”。同时，也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批评，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走你认为值得走的路。
舍弃面子比放不下面子的人在竞争上多了几个优势：
舍弃面子的人，他的思考富有高度的弹性，不会有刻板的观念，而能吸收各种资讯，形成一个庞大而多样的资讯库，这将是他的本钱。
舍弃面子的人能比别人早一步抓到好机会，也能比别人抓到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没有面子的顾虑。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于那些宁愿吃低保，也要保住面子而不愿努力打拼挣钱的人，温商是最瞧不起的。
你会说，当初温商不也一贫如洗吗?但他们能丢掉面子、顶着压力努力赚钱，“自救者得天救”，温商能赚钱而且赚了钱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了赚钱，可以不要面子，但是也要为了面子，拼命赚钱。金钱是人生成功的象征，可以改变你的一生。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著名的《雅典的泰门》中对金钱的魔力有着绝妙的论述：“金子!黄黄的、发光的、金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一句话，拥有了金钱，你就拥有了改变人生的筹码。
曾经有人说，温州人发家是靠“五把刀子”，即菜刀（餐饮业）；剪刀（服装业）；劈刀（皮革业）；剃头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这形象地比喻了温州人不计生意贵贱，只要能够赚钱的经商观念。
因此，温州人走四方，占据了许多人不愿意做的那些领域。他们从修鞋子、开发廊等“低贱”的生意开始，渐渐积累了一些财富。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当年也是靠修鞋子起家的，如今，在南存辉眼里，正是那段日子，给了他更多的财富。南存辉总是说：
“财富对于我们做事业的人来讲，多和少不重要了，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财富，也从来没有去管过。现在是想企业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如何保证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脑筋都想破了，哪有时间去想有多少财富。我们以事业的成就为乐，以苦为乐。
“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仇富，或多或少是存在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对待这种态度。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因为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如果你钱财再多，却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你为了发财，不顾子孙后代，不顾环境，这都是没有意义的。”
南存辉为人很低调，他总是说，我无非是个修鞋匠嘛！
正是这种踏踏实实做事业的态度，让南存辉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只要有生意做，温州人就会绞尽脑汁去做。”来自东北的姓许的工程师这样评价温州人。许师傅来温州6年了，他所在企业，以生产化油器为主，他在企业担任总工程师，一年能挣近20万。化油器是一种老产品，北方生产化油器的企业几乎全部停产了，但是走南闯北的温州人最先在重庆找到了这个产品的市场，于是开始生产化油器。结果，这家企业的订单一直做不完，而且他们还把化油器出口到第三世界的国家。虽然这家企业只有10多年的发展史，但是国内市场占有率竟然达到60%！这就得益于温州人的生意经。
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有一句话叫做心动不如行动，致富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是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就是行为。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行业，生意不分贵贱，只有你肯不肯去做。在温州人眼里，自己踏踏实实地去经商，用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并不为过。
如果你总觉得做这个没面子，做那个有失身份，那么许多机会就失去了。反过来讲，如果人人都选择“有面子”的生意做，市场竞争必然很激烈，“钱途”就相对暗淡；如果你反其道而为之，做别人不愿意做的生意，占据市场空白点，那么市场就是你的，还怕没有钱挣吗？可见，只要把想致富的想法真正落实到行为上，踏踏实实地去经营，诚诚恳恳地待人，生意就会做起来的。
一位网名叫寒夜的温州网友在吴洪森《破解温州之谜》后跟贴说：“我是温州人，但是我只希望温州人不要再去探究温州为什么会成功了。我想，现在应该更加关注的是今后要怎么样继续发展。想研究？留给别人吧，我们温州人没空。”
这就是精明的温州人，永远把做生意放在首位。思维决定行为，正是基于赚钱光荣的理念，温州人在生意场上总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不断滚动着财富的雪球。
在中国，面子是个大问题，人们常说，人要脸，树要皮。中国人向来是很好面子的。从“君子死，冠不免”，“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等，关乎面子的警句格言成百上千。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24年前的抓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林语堂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民族的特征之一，就是重人情、重面子。”对此，德国汉学家马特斯教授的论述最为透辟：“中国人的面子，就是一种角色期待……中国人是作为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人本身而存在的……”能够以某种方式满足自我的角色期待，就是有面子。美国人史密斯写的《中国人气质》一书的第一章就叫《面子》。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面子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面子问题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在中国面子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人往往和自尊、尊严等联系起来，这在无形中就束缚了人的一些正常的思维和行动。由于面子观念在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人在就业时，走人了一些误区，如怕脏怕累、盲目攀比、清高自负、好高骛远，等等。
但是在温商的观念中，面子不值钱，挣钱才是硬道理。
5．赚钱是第一任务
不一样的思维：
穷人：做生意，最关键的是找到最挣钱的生意，只要利润高，肯定能够挣到钱。
温州人：赚钱是第一任务，不管做什么生意，我们都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是，最好不要做自己不熟悉的行业，这样就更不容易把握了。
经商的第一任务是赚钱，温州人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温州人认为，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一定要稳当而踏实，从小生意入手，做一些稳当的生意，只要能挣钱，用自己的辛苦和勤奋去获得第一桶金，在时机成熟后，再去拓展自己的事业。
每一个温州人都非常看重这一点，哪怕是没有从事经商行业的温州人，他们也注重赚钱。因此，温州人最愿意做最苦最累的活，只要能够赚到钱，学习到经验。
温州人的特点是不怕吃苦，别人不愿意干的事只要有钱赚他们就会干，这种性格的形成跟温州的历史环境有关。温州自然条件不好，山多地少，为了生存温州人也不会顾忌什么面子，机关单位局长的老娘摆摊都无所谓。
比如，在有的人眼里，擦鞋这个职业很难堪，宁可什么也不做，也不去擦鞋。如果生活所迫没有办法也要到离家远一点，熟人少一点的地方去擦。有的地方，东门出、西门进的待业青年很多，而在温州，人人都很忙，大有公司老总，小有作坊的老板，也有在自家门前擦鞋的擦鞋匠，可谓大能力挣大钱，小能力挣小钱，而不像很多人大钱挣不来，小钱又不想挣，死爱面子活受罪。
温州发展很重要的一条经验也是他们最大的发展动力，就是有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文化”。温州人认为挣不着钱丢人，看厕所、擦皮鞋挣钱不丢人，为了不丢人而去看厕所、擦皮鞋，自己养活自己，并且通过擦皮鞋、看厕所积累资金，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有些人却认为：“挣不到钱不要紧、没饭吃不要紧，我可不干看厕所、擦皮鞋这些丢人的事。”这就是与温州等先进地区就业观念上的差距，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有的人擦皮鞋是为了谋生，而温州人擦皮鞋是为了创业。以擦皮鞋谋生者也许一辈子都擦皮鞋，而温州人却注定不会一辈子擦皮鞋!这就是温州人的创业观。
南存辉，从昔日温州城内辛苦操劳的小小修鞋匠，几经奋斗终成资产超过亿万美元的年轻富豪，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连续三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其中的跨度之大，变迁之巨，其实就是一部传奇现代版的小鞋匠的故事。
南存辉的父亲是温州乐清柳市镇人人皆知的老鞋匠，小存辉从六七岁开始，就挑着米糠，提着鸡蛋、田螺去街上卖。13岁初中刚毕业，父亲因伤卧床不起。作为长子，南存辉辍学，子承父业。从此，校园里少了一个学子，人们的视野里却多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鞋匠。13岁至16岁，他每天挑着工具箱早出晚归，一晃就是三年。南存辉回忆起这段“非常经历”时，脸上还是流露出了一些得意，“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就凭自己胆大心细，脸皮厚一点儿，质量可靠一点儿”。
在修鞋时，南存辉就发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当时乐清柳市有很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跑供销，他们带回了很多信息，由于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工厂卖出的都是整机，并且大多是成批量卖的，机器的一个零件坏了往往很难买到。具有商业头脑的柳市手工业者抓住了市场需求，把坏机器拆掉卖零件，不少先行者开始制造机器零件，慢慢地柳市出现了装配作坊。16岁的南存辉再也沉不住气，他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四处借钱，最后在一个破屋子里建立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四个人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赚来的第一笔钱只有40元。
三个合作伙伴都沮丧极了，而南存辉却兴奋异常，因为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财富的路子。南存辉鼓励他的伙伴们继续努力，并跟他们说：“我们要干，就要讲究质量，不能赚昧良心的钱。”南存辉在创业的开始就知道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对此，一位在柳市低压电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退出“舞台”的老板说：“当年产品好坏都有人要，我们只图眼前利益，没想到这是条末路。南存辉看得清，他胜我衰，质量是关键。”
10年后，南存辉正式创立了温州正泰集团。此时，摆在南存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坚持自己的绝对控股；另一条是走分红入股、分担风险的道路。
南存辉选择的是后者。对于自己当时的选择，南存辉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决定的。当时他并没有太多的钱，高薪待遇他付不起。另外，虽然看起来是让出了股权，但实际上跟随股权让出的还有风险。温州人每个人都不喜欢给人打工，你不给他分红，他就会认为是在给你打工；给他股份他就有老板的感觉了。这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南存辉在温州那些民营企业家群里是出类拔萃的，不光在于他的创业经历，还在于他超前的眼光，他不光超前认识到了质量的重要作用，还首先打破了温州一贯的家族企业的做法。1991年，南存辉拿出家产，与美商合资创办了柳市镇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并且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把自己的家产交出去与别人一起经营管理的做法，遭到了他的家人的不理解以及别人的一些非议。但南存辉有自己的理解：“家庭企业要发展，首先要打破家庭经营。只有走现代企业制度之路，才是家庭企业的出路。”南存辉田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提升“温州模式”开拓了道路。
温州柳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号称“东方电器之都”，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当时，温州柳市的很多家庭企业都做低压电器，尤以1989年左右为最多，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搞低压电器，但问题是没有一家搞得很像样。此时，南存辉意识到柳市的低压电器发展不上轨道，辐射能力不可能形成一定的规模，如果不进行整合，肯定会形成恶性的竞争。面对当时的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很是担心，甚至有人发出了这样的言论，说柳市上千家低压电器厂要倒闭，只形成一两个巨头的局面。在此局面下，南存辉展现了自己大家风范的一面，他发表了《联合：低压电器迎接挑战的必由之路》的文章，分析柳市产业成因，认为重复投资没有前途，只有通过多层次的联合，才能整合资源。文章一经发表，顿时在柳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小业主恨不得马上与正泰联合起来。
1993年，中国的房地产开始趋热，南存辉身边的人觉得房地产有利可图，便动员南存辉投入资金开发房地产。但南存辉却并没有理这些人的话，而是听了专家的话，投入450万，建了低压电器设备检测站。也许当时有人说南存辉是傻子，但是，从长远利益看，固定资产投入虽然回报慢，但正泰却因此被列为二十多个省的免检产品。
其实，南存辉致富的方法，就是抛下一切所谓的面子，敢闯敢做。由于南存辉在低压电器领域心无杂念，一门心思铆足劲儿向前冲，如今，他率领的正泰集团已拥有员工6000余名，总资产8亿元。下设6大专业公司、48家成员企业、800多家协作层企业，形成了集科研、工业、贸易与信息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南存辉成功的例子，是成千上万温州人创业的缩影。从不起眼的小生意、小买卖做起，赚钱才是第一任务，坚定自己的信念，就一定能在创业的道路上疾驰。
温州最大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的党委书记原来是乐清市委的机关党委书记，另一个不相上下的德力西集团的党委书记兼副总裁在上任几个月前还是温州市委宣传部的资深副部长。他们都放弃公务员的饭碗到了民营企业干事业。
一位记者在温州打车时，得知出租车司机竟然是温州市政府某局的一个副处长！记者感到万分意外，但是这位充当司机的处长却微笑着说，像他这样下班后干“私活”的公务员多了，不信到周末路边集市上去转转，那些卖花卖鸟的小摊贩中说不定能找出几个局长呢。这位处长认为，只要符合市场规则，一个人能赚钱说明他有能力。
这就是温州人，不管是打工还是在机关当干部，每个人都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他们能够放下面子，讲究实效。因此，温州人迈出了许多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