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是古尔德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也是一绝代牛人，少年时盲了一只眼睛，耳朵听力也有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学术和科普写作方面成绩斐然。为了避开自己的身体缺陷对研究的影响，威尔逊决定重点研究自小就喜欢玩的蚂蚁。蚂蚁不像鸟类那样会飞得又高又远，只用一只眼睛就可以看清楚；而且蚂蚁不会叫，不需要用耳朵去听，只需要耐心地观察与分析。更重要的是，蚂蚁是一种社会性昆虫，某些行为与人类的社会性行为非常相似，这是蚂蚁值得研究的意义所在。
对蚂蚁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使威尔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了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他大力宣扬“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是“社会生物学”的奠基人，还是美国总统的长期顾问，1996年被《时代》杂志评为25位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之一。评论称他“不只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读他的《生命的未来》和《生命的多样性》等著作时，你会搞不清是在读一本文学作品还是科学作品，那是科学与文学结合的完美典范。而他的《论人的天性》和《蚂蚁》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这不是科学奖项，而是报道性文学的最高奖。
身体上的困难并不是威尔逊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他到哈佛大学工作时恰巧是DNA双螺旋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amesWatson)在哈佛最辉煌的时期。当时分子生物学独霸天下，甚至有人扬言说：只有一种生物学，那就是分子生物学。新锐的生物学研究者们对威尔逊这类博物学家们非常不尊重，他们以不屑的口气宣称：让集邮者回到博物馆去吧！在年轻人眼里，博物学家的工作只不过是类似集邮者在收集无数的动植物标本而已。为了争夺研究资源和资金，各领域的专家掀起了一场“分子大战”，这是新与旧的较量，分子学家们抢尽了风头，分子生物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整体生物学研究渐渐成了让人遗忘的科学。
经典的博物学家们当然不愿屈服，他们也非常看不起那些连基本的动物名称都叫不出来的试管操作者。威尔逊后来把自己的自传就定为Naturalist，直译出来应该是《博物学家》，以此来向分子生物学家们示威。后来的中文译名改为《大自然的猎人》，已失去了原有的风味。
作为科学家的威尔逊是受人尊敬的，但在1975年，当他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以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变。这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科学作品，而是一本建立在严肃科学研究基础上，特别是蚂蚁等社会性昆虫研究的基础上，最终涉及人类行为研究的进化论作品。他把动物的社会性行为的进化机制外推到人类社会，也就是说，把研究蚂蚁和黑猩猩的模式应用于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上，并探讨人类行为的起源与进化。从“新的综合”这几个字里可以看出威尔逊的雄心，是要用社会生物学来取代赫胥黎的综合进化论。
在出版之前，这本书就受到了《科学》杂志的跟踪报道。1975年5月15日，刚一面市的《社会生物学》就上了《纽约时报》头版，自此也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有人把社会生物学的开创称为继达尔文以来最重要的理论创新。
本书共二十七章，英文出版时有七百多页，引用参考文献近三千条，是一本从三楼上扔下来都可以砸死人的大部头，内容非常博杂，充满了科学的细节和思想的光辉，主要内容是关于动物的身体结构、社会等级和交流方式，以及生理方面的适应现象，这部分内容占了全书的95%以上，而且没有在学术界引起任何不同意见。1989年，国际性动物行为学会推选《社会生物学》一书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动物行为学专著，其成就超过了达尔文的同类作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谬尔森(PaulSamuelson)也对威尔逊的研究方法赞赏有加。毫无疑问，威尔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是凭空开创的。遗传学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开始产生一种疑问，生物的外部性状是受遗传物质控制的，比如一个人长得是高是矮，鼻子是大是小，眼睛是正是斜等，都受到不同基因的控制，这个没问题。但是，人的行为也受基因控制吗？你喜欢打牌，我喜欢下棋，另一个人却喜欢吸毒，这些行为上的差别也是受基因控制的吗？
之前的答案很简单，甚至分子遗传学的权威都断言：动物的行为如此复杂，怎么可能是受基因控制的！
到了1936年，奥地利有一位动物行为学家洛伦兹(KonradLorenz)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动物行为，使这一问题开始明朗起来。洛伦兹让一只家鹅来孵育雁鹅的蛋，有一天他正在仔细观察孵化结果，正巧刚孵出壳来的小雁鹅从家鹅身下钻了出来，看见洛伦兹就张口叫了一声，洛伦兹想也没想就回应了一声，不料这一声回应后，小雁鹅就整天跟着洛伦兹，它把第一个回应它叫声的洛伦兹当作了自己的母亲！
这种做法不是雁鹅所特有的，很多动物在刚出生的几个特定小时内，都存在这一现象，即所谓铭印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动物行为，并且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动物行为！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大量受到基因控制的动物行为，这些行为可以遗传，甚至具有种的特异性，可以拿来作为动物分类的一种依据，比如家狗可以兴高采烈地摇动着尾巴讨好主人，而一只狼就很难做出这种举动，它只会死死地把尾巴夹在后腿之间以保护易受攻击的**。
从洛伦兹以后，研究动物的行为就可以像研究动物的身体结构一样，已成为一门内容明确的科学。洛伦兹也因此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一只家鹅为他孵出了一个金蛋。
而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学习能力，也被实验证明是受到基因控制的。
英国遗传学家贝特曼(AngusBateman)于1948年做的另一个重要实验，则揭示了动物行为与自然选择之间的关联。
贝特曼把5只雄果蝇和5只雌果蝇放到一起，让它们随意**，结果分析表明，雌性果蝇无论和几只雄配，都会得到相同数量的后代。而雄性不然，它们**的对象越多，所得后代也就越多。换句话说，雌性没有的必要，因为结果相同；雄性则倾向于无节制的乱搞，那样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为此，贝特曼得出了一个让保守者听起来非常不舒服的结论：雄性具有不分对象的冲动，而雌性具有天生的顺从行为。
这种观点使女性很不舒服，不过还好，现在已有相反的研究足以让女权主义者开心了。美国心理学博士布朗(GillianBrown)说，他们考察了当前人类有关性行为和生育的数据，比较其中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放开特殊人群不谈，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男性生育数量和女性生育数量很相似。动物性行为在人类这里已悄悄地发生了改变，这是一种重要的改变，涉及很多其他现象也随之改变。
这一说法顺便解决了生物学家的一个困惑，在文明社会，女人注重外表的程度超过了男性，她们浓妆艳抺，打扮得花枝招展、艳丽迷人。根据社会生物学，这是令人费解的现象。相反，应该是男人打扮得鲜艳亮丽光彩照人才对，而女人，则应该如母鸡的外表一样，灰朴朴的就得了。因为母鸡有选择公鸡的权力，而不是被公鸡选择，所以不需要靠外表来吸引谁。人类的女性每月只产一只卵子，难道也需要靠外表来吸引男性吗？这里出了什么逻辑问题？
问题出在文明化，男性对子女的投入已不比女性少多少了，特别是在一夫一妻社会，男性并没有很多机会到处乱搞，他们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的主要途径只能是自己的孩子。因此，文明社会的男人们已很大程度上收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花心，转而对家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物质繁荣的社会，女性的任务不只是产卵生孩子，她们还得为日后更好的家庭生活而奋斗。找一个合适的男人无疑是最方便的途径，如果精心打扮一番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回到我们的原始社会，物质并不丰富，大家全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困水平，女人肯定仍是灰朴朴的，一如那没有心思勾引公鸡注意的母鸡的外表。
威廉斯在他的《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雄性倾向的话题：对雄性来说，**意味着极少的体力支出和片刻的欢愉；而雌性则明显地要为**的后果负更多的责任。这种不平等现象决定了雌雄性行为的显著不同。雄性有很强的**，而雌性则更为克制和谨慎。这是被自然选择所决定了的，而不是被个体品行所决定的。这就好比是做投资生意，投入资产越多的一方将不得不比付出较少的一方谨慎一点，雌性在这场生意中明显比雄性付出得多。
这些实验和理论探讨如果只是在果蝇之类的动物身上说一说也就罢了，可现在的问题是，威尔逊要把从中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人类行为上，其所带来的指责是必然的。因此，《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在给威尔逊带来了巨大声誉的同时，又惹下了极大的麻烦。
问题出在最后一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本章专门把相互协作、日常交往、文化、艺术、宗教、伦理及审美等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现象都拿来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解释，明确提出了社会生物学揭示的原理不仅仅适用于动物，同样也适用于人类，并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和文化等方面的所有问题。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基因决定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达尔文证明了人和动物在上是连续的，而社会生物学则要证明，人与动物在行为上也是连续的。威尔逊毫不含糊地下结论道：针对动物甚至包括人类的利他主义行为，根本的解释机制就在于基因与自然选择的相互作用。正是这句话，大大地触犯了人类的自尊心。想当年达尔文提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曾引起了多大的反响，就完全可以理解威尔逊将要面临的指责了。
结论中还有一句话：从战争到利他主义的许多人类行为，皆有其生物基础。这句看似平凡的话，背后却包含着复杂的内涵。因为这句话明确坚持了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这是很危险的理论，它将基因与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等都对应了起来。
一个人的长相是英俊还是普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基因的控制，这一点科学家已达成了共识，大众也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是，若说一个人是儒雅还是粗鲁，是好学还是懒散，将要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或者文学家，诸如此类都受到了基因的控制。换句话说，一个人以后如何发展、成为什么样的人，早在受精卵刚一形成时就已经被决定了。这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
“命中注定”四个字，似乎是对社会生物学的最通俗阐述。
这并不是一个可怕的推理，可怕的是由此得出的另一个推理：既然基因决定一切，那么，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也是基因决定的，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观点就此有了科学的基础。既然如此，希特勒的大屠杀就完全有可能再来一次。
一如自然选择理论刚刚诞生时遭遇的争论一样，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生物学注定刚出现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论，除了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以外，很多著名学者都投入到了批评者的行列中去。激烈的批评把社会生物学看成和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是一脉相承的“坏科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变种，其目的是为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提供所谓科学依据。好的科学应具有客观性，并且不带有个人政治立场和社会偏见，为了某种利益的科学不是好科学。而社会生物学明显隐含着一种阴险的政治目的，即试图让民众相信，社会中的所有现象，包括不公平现象，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也是无法改变的。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在人权活动家看来，威尔逊是一个裸的种族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女权解放主义者看来，威尔逊则是性别歧视的支持者；在宗教界人士眼里，他又变成了一个异端邪说的倡导者。哲学界评论说：威尔逊的错误在于不该从科学知识中推导出社会的价值，那本来是两码事，现在威尔逊把他们混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