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展观的演变及其启示
陈宇海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没有地位的政党变为执政党，正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中国社会的主导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演变发展过程。党执政后的中国社会发展观的演变过程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丰富和深化过程，对其思考总结能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关健词：中国共产党 发展观 启示
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向前的永恒主题。发展观则是人们对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探索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没有地位的政党变为执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集中起来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从一定程度来说，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问题的探索、丰富和深化过程，也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丰富和深化过程。也正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中国社会的主导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发展观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刚刚经历完较长时期的革命战争和面临着一个新的执政党执政，因此，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主导的发展观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特征，就使得这阶段中国政府的发展观一方面主要偏向经济增长导向型的，同时，又掺杂着政治革命或政治运动为中心。具体来说，这种偏向经济增长导向型的发展观的特征表现为：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实现工业化，虽然在1964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工业化是最为突出的目标；在发展标准上，强调工农业总产值规模，特别是强调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的提高；在发展途径上，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实际上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在发展重点上，强调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强调外延式与粗放式发展方式；在发展形式上，强调通过资本的积累来寻求发展的源泉；在区域发展模式上，强调地区间均衡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态势上，强调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在发展层面上，侧重强调经济层面的发展。同时，偏向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因为虽然毛泽东在1956年正确地提出要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心，但后来的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1962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1966～1976年“**”表明，政治革命或政治运动一度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任务。
这一阶段发展观的形成和变化大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成为国家的发展目标，这表明偏向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开始在我国萌芽。1953年，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除了重申国家工业化目标之外，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生产关系方面制度的变革开始被视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条件。1955年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957年11月，中国形成15年超过英国、40－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赶超战略。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随后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这一系列举措的核心都是力争高速度。这种强调速度的发展要求表明经济增长导向型的发展观已经在中国社会初步形成。但是，随着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波匈事件”，特别是1957年中国出现“右派进攻”事件以及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生产关系变革和政治运动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流。1958年，毛泽东提出：“搞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同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政治挂帅是勤俭办企业的保证》的社论，“政治挂帅”这一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则被提出，政治统领经济发展开始成为我国社会的发展途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4年9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正式提出，1966年至1976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中国爆发了**，中国社会希望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思路因为过分片面的夸大政治革命和阶段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度停滞，也导致了原先实际上确立的偏向经济增长导向型的发展观没有贯彻到底。
二、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做出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事实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的肇始。从核心价值取向看，1978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发展观属于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观。这种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观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在发展目标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业化，而强调现代化；在发展标准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强调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内涵更为深刻全面的发展指标；在发展途径上，超越增长优先的理念，开始强调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在发展重点上，超越单纯的重工业，将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在发展方式上，超越片面的外延式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和集约式的转变；从发展形式上，超越积累优先的发展战略，推进积累与消费并举的发展形式；在区域发展上，超越单纯的均衡发展，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动力上，超越单纯的生产关系革命的误区，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发展态势上，继续保持赶超的姿态；在发展层面上，超越经济发展的层面，开始强调兼顾社会的发展。但由于理论自觉不够，这种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观基本上把发展和经济增长划上了等号，往往把“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理解成用加快经济增长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也因此，在后期产生了经济发展快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这种发展观的形成和变化大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结束之后，中国领导人就开始酝酿新的发展观念改变停滞、落后的中国经济社会状况。1978年
9月，邓小平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生产力这一经济标准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重点和发展的内涵与目标被提了出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决定，这也成为中国发展观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改革即制度变革，它明确提出要通过制度变革推动发展；开放即对外开放，它改变了以往在发展上过于封闭和强调自力更生的做法，同时也更灵活和丰富的发展观的实施提供了政策准备与支持。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是解决社会主义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和途径。”1980年，邓小平又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以此同时，围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分步实现现代化、以改革和开放促进发展的思想。1980年6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为此，会议提出了十条经济建设方针，这标志着发展观的主要特征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也标志着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观初步形成。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逐步深入到各个领域，经济建设的热潮开始在整个中国社会弥漫开来。1984年4月，国务院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九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的同时，明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同时，在“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为主要指标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也由于1988年的治理整顿和89政治风波事件的影响，对改革、发展产生思想的混乱、困惑。关键时期，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南巡讲话”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强调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才是硬道理。”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实际上存在的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观，是在中国人民热切渴望摆脱**影响下濒临崩溃的落后局面和在整个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尚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出现的，因此，虽然它在指导中国社会取得经济迅速发展，帮助广大人民解决温饱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是一种非协调、不可持续、缺乏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中已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征，例如，这个时期开始实践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也有从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角度来描述发展战略目标的，这已经部分地体现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在强调发展中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也不断强调“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当然，这些思想只有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下才可能发展成为主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观”是符合中国当时实际情况的，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因为，毕竟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还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在这种历史阶段，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会有人们关注和改变社会发展的条件基础。事实也表明，在这一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经济一度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发展潮流的演变和国内发展形势变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发展观。在国际上，1992年6月，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发展问题更趋严重的背景下，围绕环境与发展这一主题，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10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使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以粗放型、资源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经济发展与资源严重短缺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而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也使得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现。1992年，中国的李鹏总理率团出席了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对中国政府履行全球《21世纪议程》等文件作出了庄严的承诺。1994年3月，中国政府编制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列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并从中国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标志着中国可持续发展观及战略的正式确立。为了保证《中国21世纪议程》方案的顺利实施，国务院于1994年7月4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院院各部委、各直属机关发出了“关于贯彻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白皮书》的通知”。随后，有关部门相应地制定了部门级的《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国家环保局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1995年林业部制定了《中国林业21世纪议程》，1996年4月国家海洋局制定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这三个部门级的《中国21世纪议程》，使《中国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方案进一步具体化。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纳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与科教兴国战略一起并列为中国跨世纪发展两大国家战略。1997年6月，以宋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特别会议并提交了经国务院通过的《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再次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的可持续发展观，不仅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且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这一最大的国情出发，坚持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进化，纠正了在经济社会建设实践中不顾环境代价，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特别是把GDP增长作为发展核心的做法，是中国社会发展观历史上的一次飞跃。
四、科学发展观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过20多年的实践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如何更科学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城乡发展之间，不同地区发展之间，改革与稳定之间，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关系，就成为我们解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环节。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进一步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针对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适应新的形势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即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它的提出完成了中国社会发展观的新的重大变革。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给予了完整而精辟的表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内涵表述的科学发展观有几层意思：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三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四是“坚持五个统筹”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总揽全局，科学规划，兼顾各方，就是要协调和处理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涉及全局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各种重大关系，实现各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统筹兼顾，就是全面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由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们不难看出，它不仅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坚持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且，它还坚持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里的人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人群和社会，这里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包括人群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是通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得以实现的，本质上是要通过“五个统筹”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共处和共同进步。
与过去的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在发展目标上，将人的全面发展进步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发展标准上，将考虑环境、资源等约束因素在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在发展重点上，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作为发展的重点和立足点；在发展途径上，将协调统筹的发展置于优先的位置；在发展方式上，将内涵式与集约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在发展模式上，继续强调积累和消费并举；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社会全面进步带动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发展层面上，不仅强调经济发展，更强调社会、人、生态的发展以及这三个方面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推进。
五、启示
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国内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演进，反映了我们国家随着现代化建设发展实践的推进，对为什么要发展，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有关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和日趋走向成熟。发展观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扬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趋走向全面、科学。每一时期的发展观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特征，都体现经济成长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根本要求，也都有特定历史使命。建国后前30年间，中国面临的基本发展使命是尽快构建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结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因此强调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初一定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使命是运用经济增长的成果带动国民经济结构升级与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观因此强调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动。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和社会进步必然要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在发展中注意保护环境、保护人类自己的家园，因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出现就成为必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后，中国面临的主要发展使命是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增强综合国力，因此强调经济、社会、生态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现就成为必然。当然，发展观之间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每一个新的发展观都是对原有发展观的扬弃与发展。一个时期的发展观对他前面的发展观也不是断然的否定，而是在包容中替代。中国社会发展观从强调经济增长到强调经济发展，再到强调社会、经济、生态与人的协调发展的演变进程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走向一致，是全球发展观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发展观的演变也呈现出与社会主义的终极发展目标、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目标、现代经济成长规律以及社会进步规律逐渐契合的趋向，表现出明显发展性、系统性、科学性、特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