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鸿门宴由不得我不去，因为这也是商仪早已交代好的指定动作。B市的水很深，也很具有代表性，她几乎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微型写照，不但有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有处于萌芽状态的中产阶级，而黑社会的势力同样也在B市猖獗，这三教九流便构成了很有中国特色的繁荣泡沫。在有限的阳光照耀下，发出妖娆的七彩，但只要阳光一猛烈，她就会爆裂。
打击黑社会一直都是政府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我同时也听到了南霸天对政府打击黑社会的评价是——在缺乏包容心态、少见世面、装着正义凛然、脑子被洗白、处于伪道德高地的“市民们”的义正言辞之下，政府开始作秀式地打击黑社会，政法部门高举利剑，宣传部门高唱凯歌，市民们也开始欢欣鼓舞起来（媒体语）。于是这场作秀活动倒忘记了谁是始作俑者，打击者在被自己垄断的媒体下很快意地**着，而被打击者在交出少量祭品之后仍然逍遥自在，风头一过，又可重操旧业。
南霸天给我的印象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霸气，他在我眼里是一位很精干的中年男子，并且拥有美国常春藤名校的硕士学历。在交谈中他一直在向我灌输美国黑社会的理念，并且如何把它用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里的方式方法。
在他非常低调且神秘的别墅里，我看不到类似于港产电影里对传统黑社会老大的别墅里那种浮躁与奢华的取景，这里更多展现的是内敛，显然这位在美国混过的南总已经深得中国人的含蓄之道，并且知道怎样迎合政府官员们的心态和满足他们的口味。
南霸天的茶道摆得很好，手势干练，动作利索，举止儒雅，完全是一副东方雅士的做派，但是他的思想却很西化，也很开放，这也是他引以为豪的地方。那天他很自豪地对我说：“我的社团的人数比你们的人还多，当然我们不会乱来，要是乱来的话，触怒了中央，就会调武警过来把我们灭了，这也是中国黑社会不能够壮大起来的原因，但是中国的黑社会的数量却很多，而且对地区的适应能力也很强，我甚至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你，我手下的兄弟都很团结，为什么？因为我解决了他们的吃饭穿衣，付他们工资，为他们买保险，我们有宗教信仰，我们都拜关二爷。我们和国父孙中山曾经加入过的洪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出身并不差，但是你们白道的人却为总是在勾心斗角，并且了自己的利益，掠夺了我们的一直在做的生意，逼得我们没有饭吃，当然我南某人还有实业，还能养活手下的一班兄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手下的兄弟不做毒品生意，但是我保证不了别人不做毒品生意，你看看现在B市的**业给严大公子折腾成什么样子了？整个B市，有娱乐执照的只有两家，一家是严大公子的，一家是温州商人投资，何局占有股份的，我听说那个温州商人光是花在买娱乐执照上的钱就是一千万，至于其他娱乐场所都在无牌经营，然后每年进贡，我就觉得好笑了，怎么潜规则里面还能再立潜规则？我估计你上面制定这条牌照制度的政策的人也是默认了这条潜规则的吧！以前明明是花了钱买了娱乐执照，平时再打点一下，就能做**业，这是一条潜规则吧，他严大公子硬是在这条潜规则里面又硬设了一条潜规则——凡是没有娱乐牌照的**场所也可以从事**业，但是要交更多的进贡费用，而且又不能保证场子不被查，这种做法简直和抢没什么区别，中国的法律往往是制定得很严格很规范，但是却没有一个好的国家机器来运行它，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立法没有像美国那样在国会上讨论，没有听取民间的声音，没有衡量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以长官的意志，以体制内的小部分人的观点一意孤行制定出来的法律，这个立法理念从根本上就错了，一个国家制定出来的法律是能以相对较小的行政成本让大多数人都能够遵守或者遵守起来不困难的法律，如果一条法律大部分人都不能遵守或者遵守起来有难度，那么这条法律便成了一纸空文，而且甚至成为了你们官僚压迫和敲诈各个社会阶层的借口，从而滋生出。我本以为只有**行业的潜规则才会这么严重，没想到做实业一样有太多的潜规则，比如我要从海外进一批原材料来国内加工再出口，过海关的时候如果不瞒报数量，按你们的规定缴税，我就赚不到钱，于是潜规则就出来了——如果不想缴那么多税，那就包红包吧，但是尽管我包了红包，他们还是可以随时治我的罪，因为我的罪证还在他手里，我只有挨宰的份。话再说回娱乐业上来吧，如果国家的法律允许红灯区，那么我们以公司的名义来做**业，我们缴的税是直接入国库的，而不是进了严大公子的私人的腰包，你们要是敢找麻烦，至少我还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说白了就是——把黑社会浮出水面，让媒体让民众来监督，让宽松的法律来包容，它就不再是黑社会了，顶多是个社团，而结社又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只是在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最基本的权利。”
我苦笑道：“南总说得轻巧，不过你这套理念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目前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运行，难免会走样，不过大方向还是对的，就是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人民，形成民主监督的氛围。我现在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只能是把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落到实处，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民主监督的氛围，渐进式地改良中国的民主，而之前，苏联由上至下的改革，实践证明是相对失败的，而台湾的民主改革的方向则是相对正确的，但是台湾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切入的时机相当好，那时正好是在蒋经国治下的强人政治时代，国家的主要权力（类似于中国中央集权属下的五权，前面介绍过的五大武器）还没有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掌控与挟制，这便为台湾实行五权分立营造良好的氛围，另外台湾的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对抗群体，这也为台湾实行两党制奠定了基础，而中国的问题则相对复杂一些。首先，中国在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政治强人时代，都没有有效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社会还保留着危险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这些年倒是形成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并且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农民工。如果中国农民工利益集团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能够形成天然的利益对抗集团，倒也是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件大好事，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新中国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虽然打破了帝制的形态，却没有打破帝制的结构，于是骨子里还有遗传基因，这便导致掌控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还是官僚资产阶级，如果要从根本上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损害到这部分人的利益，但更关键的地方是——他们怕推行民主以后被人民清算，所以他们不惜动用国家权力机关，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帜，对争取权益的人民进行镇压，而更吊诡之处在于国家领导人的权力（类似于以前的皇权）可能被官僚资产阶级架空或者是挟制，那么中国若在不是政治强人时代冒然推行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就有可能像光绪帝的百日维新那样的下场，在政治强人时代之后的阶段，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似乎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如果不听话，就换掉。在中国的历史上以皇权对抗体制而成功的少有，皇帝可以换下面的大臣，可以增设删减机构，但是他动不了这套体制，他若是贪恋皇权贪图富贵，甚至还要把这套体制玩得龙飞凤舞，但是也有一心为民，力求改革的皇帝，可是他们往往是触怒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最后连帝位也都保不住了，就更不要谈去推行什么改革了。所以这也说明了中国为什么一直都在重复着由秦朝便开始实行的政治模式的原因了。而这种模式也是造成中国的朝代兴衰交替的主要原因，若是能寻找改变这种模式的方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的成功。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喜欢作秀，现在老百姓强烈要求改革，于是官僚资产阶级便开始玩起了前朝便有人玩过的机构增设删减的旧瓶装新酒的政治花招，意图疏导民怨，但是民怨若是这么容易被忽悠掉就好了，所以阻碍改革的关键就在于——老百姓越强烈谴责，集团就越要用反腐秀来疏导民怨，并且还会祭上几个大贪官来泄民怨，于是这就陷入了历史的魔咒——这个国家的道德体系是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体系之上，总是以道德的谴责作为理顺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忽略了赎罪和包容的一面，于是一山便不容二虎了，可是谁都有原罪，谁都有阴暗面，于是大家都争夺伪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别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谁的社会地位高谁就最有话语权去批判别人甚至是奴役别人的社会陋习。这也是造成中国政治模式层层集权的原罪之一。所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体系的基本面还是好的，缺的却是西方的赎罪和包容，所以若是大家都不折腾，而是有目的，有秩序地抗争，兴许宪法赋予老百姓的那些基本权利就会慢慢地得到真正地体现。等权利到手了，等民主架构成熟了，再清算他们也不迟。”
这似乎成为了我一个人演讲，南总作为一个旁听者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感叹道：“想不到兄弟你的境界更高，你来A局对我是个威胁啊，你让我原有的自信心几乎崩溃，我这个人惜才，若是张局觉得在体制里呆着不舒服，过来做我的二当家。”
我说：“我也佩服南总的盗亦有道，不过君子之交淡如水，希望在你们做完大事以后，夺回了生意，往后还得凭着良心来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