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批评
○梁启超
政治习惯不养成，政治道德不确立，虽有冠冕世界之良宪法，犹废纸也。此非所谓“法不能独立”, “有良法而乱”者耶。
法家之论治也，颇有似今日军阀官僚反对民治主义者之所云，今语军阀官僚以民治，彼辈辄曰“国民程度不足”，盖法家之言亦曰：“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剔首……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韩非子·显学篇》）
此其言易尝不含一面真理。虽然，民果皆婴儿乎？果常婴儿乎？使民果皆婴儿也，须知人类不甚相远，同时代同环境之人尤不能相远。民既婴儿，则为民立法之人亦婴儿，何以见彼婴儿之智必有以愈于此婴儿，彼立法而此不容议也。使民果常婴儿也，则政治之用，可谓全虚。彼宗立喻，谓婴儿“不知犯苦以致利”，故有赖其母，母之所以“利”此子者，岂不曰致之于成人乎哉。使永为婴儿，亦奚贵乎有母，彼宗抑曾思械婴儿之足勿使学步者，此儿虽成人亦将不能行；钳婴儿之口勿使出话者，此儿虽成人亦将不能语也。要而论之，彼宗以治者与被治者为画然不同类之两阶级，谓治者具有高等人格，被治者具有劣等人格。（从性恶立论而并不贯彻）殊不知良政治之实现，乃在全人类各个人格之交感共动互发而骈进。故治者同时即被治者，被治者同时即治者。而慈母婴儿，实非确喻也。此中消息，
惟儒家能窥见，而法家则失之远矣。
法家之以权衡尺寸喻法而以被量度之物喻被治之人也，彼忘却被量度之物不能自动而被治之人能自动也。使吾侪方以尺量布，而其布忽能自伸自缩，则吾尺将无所施，夫人正犹是也。
故儒家难之曰：“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乘是而后偏，衡石称县（同悬）者，所以为平也。……乘是而后险，……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篇》）又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汉书·董仲舒传》）
此将彼宗之“机械主义”辞而辟之，可谓一语破的。法家等人于机械，故谓以“械数”的法驭之，则如物之无遁形，曾不思人固与物异其情也。束缚而驰骤之，则驱之于“免而无耻”而已。故荀子又曰：“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道篇》）又曰：“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王制篇》）
此正以人治之矛，陷法治之盾也。而吾侪则以其说为至当而不可易也。如曰不然，试看有约法之中华民国，其政象何如？借曰约法不良。则试揣度制定最良之宪法后，其政象又何如？政治习惯不养成，政治道德不确立，虽有冠冕世界之良宪法，犹废纸也。此非所谓“法不能独立”, “有良法而乱”者耶。故
吾侪若作极端究竟谈，仍归结于荀子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勉为中庸之说，则亦不过如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彼宗所谓“以法治国则举而措之而已”者，稍有常识，当知其不然矣。
不特此也，就令人人不作弊于法之中，人人能奉法为神圣以相检制，而其去治道也犹远。盖法治最高成绩，不外“齐一其民”，不外“壹同天下之义”。其结果则如陶之治埴，千器万器，同肖一型，个人之个性，为国家吞灭净尽。如谓国家为死物也，则更何说。若承认国家为一生机体，而谓组成机体之分子可以剥夺其个性而无损于机体生存之活力，吾未之前闻。法家言最大之流毒，实在此一点，儒家惟有见于此，故其政治目的，在“能尽人之性”。（《中庸》）在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在使：“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
吾愿更取儒家最精深博大之语反复乐道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若以应用于政治，则吾亦曰：“人能制法非法制人”而已矣。
要而论之，儒家以活的动的生机的唯心的人生观为立脚点，其政治论当然归宿于仁治主义——即人治主义。法家以道家之死的静的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为立脚点，其政治论当然归宿于法治主义——即物治主义。两家孰优孰劣，以吾侪观之，盖不烦言而决也。
（选自《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