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
上皇帝书
○（西晋）刘颂
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
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
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
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违情不厌听之断，轻重虽不允人心，经于凡览，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恒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主者小吏，处事无常。何则？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积充似无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卫其身。断当恒克，世谓尽公，时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断，而责守文如令之奏，然后得为有检，此又平法之一端也。
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经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恒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选自《晋书》卷三十）
【译文】
自近代以来，法的门类渐渐多起来，法令的条文很不统一。我现在全面地执掌刑罚，十分担忧它的弊病，所以谨慎地把事情的全部陈述出来给您听。
我个人非常希望，陛下治理国家，经常要求得尽善尽美。所以，凡事都要求做得尽善尽美，那么案子就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旧例；尽善尽美，所以法律就不能做到完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法
律，本来应以完全合理为原则，然而皇帝个人要求尽善尽美，那么，许多下属官吏就牵强地解释法律条文来附和他的意愿，用来投合君主的个人喜好，所以法律就不能做到完备。司法官从刑法里引证法律条文作根据，这样引证法律条文依法办案，就会同根据私情与任意断案相违背，而皇帝又习惯于事事要求处理得尽善尽美，所以执法人征引法律条文依法办案，那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做法。在这种法律门类多、法律条文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官吏不知道遵守什么，百姓也不知道回避什么了。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根据法律门类多，来实现他们的私欲，随心所欲地轻判或重处。如果断案不一样，那么居上位的很难对下级进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案件相同而判决不同，审理案件不公平，对于法律是有损害的。
古人说：“人主要求太周详，国政就会荒废；人主要求合理，国事就会治理好。”办事面面俱到，不是指别的，是指要求尽善尽美就伤害了法律，所以他的政事荒废了。执法坚定果断，是指轻罪要从轻判决，重罪要从重处罚，即使不合乎人之常情，假如合乎法律条文，就要依法办事，所以国家就治理得好。善于使用法律的人，下决心违反人之常情、不满足随心所欲的断案。轻罪从轻，重罪从重，虽然和一般人的心理不一致，按一般人的看法，不可以行得通，但是，法律却得到了正确执行。还有君主和臣子的分别，也是各有自己的专门职责。希望法律一定得到遵从，所以命令掌管法律的人要严守法律条文；有时道理讲不通，出现困窘时，所以要使大臣去消除滞塞；任何事都有时势的需要，所以要由国君权衡决断。管理法律的人严守法律条文，要像张释之处理犯跸案那样公平；大臣消除滞塞，要像公孙弘断郭解案一样；国君权衡决断，要像汉高祖杀丁公那样。天下各种各样的事，从来并没有固定的式样重复出现。所以，与这类事不相似的就不应该凭主观意愿胡乱判断。一切都应根据法律、法令办事。然而法律在天下才会有信誉，人们才会顺从法律而不致迷惑不解、无所适从，官吏不容许坏事发生，才可以因此谈论政令。国君遵从一定格式，用来要求下属，大官小官各自严守自己的职责，那么法律就统一了。
古人还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根据人们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教化。”根据人们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教化，这说的是要制定法律。又说“顺运时势的变化”，这说的是要随当前急务的变化。既然这样，那么，根据人们的不同情况以及顺运时势的变化，在于根据大量的、普遍的实际情况，而制定法律。法律既然制定了就要遵循它，遵循法律好像四季按时到来一样准确，执行法律好像手里握住金石一样不要轻易抛弃它。各级司法官吏哪里能够在已制定的法律条文之内，又讲什么顺运时势的变化，旁引什么根据人们的不同情况设立教化，来扰乱、破坏法典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开始制定法律的时候，本来已经根据人们的实际情况和顺运当时时势的需要了。如今加入法律的设置不适当，那么就应该修改它。如果说已经完善了，不能形成完全按法律办事的制度，而是让执行法律的部门和官员，无所顾忌地不以法律为准，或轻或重有出入地进行随意处理。法律，是国君和天下百姓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已经向全国公布了，就不可以用不守信用来进行教育，不可以用不守信誉的法律来进行裁判，才能求得天下人不轻忽法律。况且明智而有远见的人说：对最愚笨的人也是不可以欺骗的。不是说平时背离法律，任意断处，就不能满足百姓的愿望吗？
上古的时候，讨论案件是依据首领或君主的意见临时裁决，不制定刑律。从夏朝、商朝到周朝，都在宫门外悬挂法令的“象魏”上书写法律条文。这三代的国君和圣人一样，然而都摒弃委曲变通的美妙范例，却采用引证法律条文作为准绳，这并不是圣人与一般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不同。现在谈到时势的朴实是比不上中古时的夏、商、周了，然而执掌法律的人却想适应心情上的满足，在“议事以制”方面来自找借口。我私下认为：听他们说的话倒很美妙动听，按从道理上分析起来却是和时代要求相违背的。然而，天下极大，事情众多、复杂，常有不能完全遵循法律条文、遵守法令的事出现。所以，我认为应该确立某种法律作为标准，使主管法律的人严守法律条文，为实施法律而生死不渝，不敢在成法以外去错误地思考问题，或轻或重地随意处理，那么法律、法令才能长期得到完满的实施。案件没
有正式的法律条文作依据，刑名和法例也没有可比照的，就由大臣来确定裁决，用来消除滞塞，那么办事就没有阻碍了。至于一些特殊的裁判，超出法律以上的奖赏和惩罚，如汉高祖杀掉专为自己谋私利的楚臣丁公、封赏没有功劳的赵氏那样，只能由国君独自专门处理，不是职守的臣下所能够设计、筹划的。然后，以私情相求，请求离开法律条文来判案的事才会不再出现，似是而非的奏书才会被阻塞，这说的大概就是使法律整齐、划一的最高标准了。主管法律的若是小官吏，他们处理案件反复无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讲私情，那么法律只知道严苛；讲私情，那么执法时又要枉法。过分严苛好像不讲私情，然而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获得心情的满足，这样办又常常会遇到凶险和阻碍，因此，他们也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保卫自己。判罪经常严苛，社会舆论就会认为都是公正的，即使一时偶然枉法，也不会引起怀疑。所以，国君不赞成偏于严苛好像是公正的判决，而是要求主管法律的人严守法律，遵守法令，依照法律办案上奏，然后才称得上是对执法官吏的考核。这又是执行法律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至于离开法律条文，暂时变更做法，因时制宜地去处理一个案件，能合乎人之常情，附和众人视听，可以使人看着顺眼，听着顺耳。诚然，当时有称心如意的感觉，胜过那引证法律条文不顺人心的情况。然而，把它拿来做固定不变的制度，一年四季都使用这种办法办案，那就经常会得一而失十了。所以，小的方面有所得，大的方面必有所失；近的方面有所疏漏，远的方面就必定有所补救。所以熟悉事理、顾全大局的人，善于权衡轻重，不用小的方面去伤害大的方面，不用近的事物去妨碍远的事物。舍得抛弃完全恰当的、适应当前情况的做法，用来保全简明、公正的法律的最高准则，执法时不受一般人视听的影响，一定要严守法律条文，用条文来矫正成例。每当处理案件时，经常遵从这种思想来判决，这又是法律的最高准则了。
又依据法律判罪，都应当使用法律、政令的正文，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可以依附法律案例来判决。既无法律条文，又无案例可以比附，就不要判罪。法官们所坚持的意见不一致，可以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但按照法律条文，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只应当严格遵从法律、政令办事。至于法律政令之内，看法不统一，就应该看作议决不一致。如今先定法曹、郎、令史等各级法官，在辩驳有不同意见出现时，只能解释、阐述法律条文，来矫正错误的判决，不能够引证法律以外的东西，来因时制宜地进行论证，以此表明法官遵从职守。
郭躬明法议罪
○（南朝·宋）范晔
君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
（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后为郡吏，辟公府。……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复召躬问之。躬对：“章应罚金”。帝曰：“章矫诏杀人，何谓罚金？”躬曰：“法令有故、误，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不逆诈’，君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曰：“善。”
（选自《后汉书》卷四十六）
【译文】
郭躬年少时继承父亲的学业，讲授学业，听讲的常有数百人之多。后来，郭躬当了郡吏，被公府征召做官。……有兄弟二人共同杀了人，可是负主要罪责的却找不出是谁。汉明帝认为哥哥没能教育好弟弟，所以判处哥哥死刑，减轻了弟弟罪责，免予处死。中常侍孙章宣读了皇帝命令，错误地把兄弟二人都宣判了死刑。尚书向皇帝报告说，孙章假托皇上命令把两人都杀了，按罪应当腰斩孙章。汉明帝又召见郭躬，向他询问处理意见。郭躬回答说：“孙章应当被罚金。”汉明帝说：“孙章假传圣旨杀了人，怎么说是应当罚金？”郭躬说：“法律规定有故意和过失的分别，孙章把命令传达错了，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是过失。过失，法律的条文规定处分就轻。”汉明帝说：“孙章和那个囚犯是一个县的人，我怀疑他是故意宣读杀掉两人。”郭躬说：“‘大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它的笔直又像射出的箭’, ‘君子要根据事实判断，不预先怀疑别人的欺诈’。帝王效法上天，要平直无私，量刑不能凭主观臆断，牵强附会。”汉明帝说：“好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