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新洗牌之后的大唐中枢,虽然距离杜睿所设想的权利构成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至少在限制权力和保障社会秩序稳定上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这种进步显然是杜睿乐意看到的。

新的权利模式规定,大唐皇帝和中书令共同商议政务,行使立案,立案所定的敕命原稿,在经过门下省同意后,方能交付尚书省实施。

中书为天子的权力,而门下则代表贵族的势力,尚书则负责确保全体大唐臣民的利益,故中央政府可以说是由贵族出身的大臣所组成的合议政体,而确保他们能够坐稳位子的根本,则是不侵害大唐百姓的利益。

只不过如今李贤尚未亲政,作为辅政大臣,杜睿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皇帝的权利,掌控着立法和行政的权利。

为了防止权利过大,杜睿还提前成立了内阁,这种内阁形式仿照后世明朝的内阁制度,内阁成员由三省六部的主官担任,尚书令任内阁首辅。

同时为了保障官僚系统的廉洁,杜睿也立案提高了官员的待遇,并废除了以往那种混乱的恩赏方式,有了明确的规定,给予官吏的俸给分禄米和料钱两部分支付,此外,并有职分田以维持侍从仆用人之费用。

俸禄根据品级发放,以九品区分职级,作为发给俸禄的标准。同时有散官与职官之分,散官是一种表示身份地位的等级称号,没有实际职掌,职官表示实际职守,有职有权。

各级官员的品级依正、从、上、下分为九品三十级,而俸禄只依九品正从分为十八级。领取的俸禄包括禄米、俸钱和职分田等。

京官正一品每年给禄米700石,从一品600石,正九品40石,从九品30石,月俸只给铜钱与食料。

月俸又包括杂用、防阁和庶仆等内容。防阁是一种卫士,相当于后世的警卫员,五品以上的官员才配有防阁,庶仆是一般的佣人,配给六品以下的官员。官员的俸钱中不但有生活费,还包括办公费。

在重新完善过的均田制度规定下,职事官、散官、封爵、勋官等均可按品级受职分田和永业田。一品有职分田12顷,二品10顷,递至九品2顷,皆给百里内之地。

诸州都督、都护、亲王府官二品12顷,三品10顷,递至九品2顷50亩。武官、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六顷,中府五顷五十亩,递至队正、队副80亩。

此外,又有永业田,亲王100顷,职事官一品60顷,郡王、职事官从一品50顷,国公、职事官从二品35顷,县公、职事官三品25顷,递至九品2顷。上柱国30顷,柱国25顷,上护军20顷,护军15顷,散官五品以上给同职事官。

如果职事官被解免者,则追回田亩,若被除名者,则仅受口分之田,若袭爵者,不另给田亩。

在给与好待遇的同时,杜睿也取消了官僚的一项特权,原本官员即使犯了流刑,徒刑,也可以官当来换刑,杖刑,笞刑则可以支付铜钱来赎罪免刑,确保法律的公正性,保证对官僚系统腐化的打击力度。

同时为了保证官僚系统的办事效率,以及官僚系统的活力,杜睿还规定了朝臣每十天休假一天,称“荀假”,此外,还有各种节令假、定省节、婚假、丧假、病假。官员身体欠佳或年逾七旬可以退休,称致仕,五品以上官员退休由内阁拟定,皇帝批准,六品以下官员退休则由内阁批准。五品以上官员退休享受半俸,有功之臣因皇帝特恩者可获全俸。

此外,三品以上致仕者还享受朔望听朝参,其班列在该品现任官之上,以表尊崇。这些制度和规定对于鼓励官员退休是有一定作用的。

经过了杜睿重新洗牌的三省六部内阁责任体制,在当下的大唐社会已经十分完备了,各个部门职责明确,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各种职官分工细密,职守分明。

三省之间的分工是:中书省制定政策,草拟诏敕;门下省审核复奏;尚书省颁发执行。如果中书省所拟诏敕有失当之处,门下省有权予以封驳,要求重拟。对于各部门呈上的重要奏章,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门下省认可后,方准送中书省呈交内阁拟票,如认为有不妥之处,可驳回修改,等到通过之时,才交由皇帝披红。

这样以来,基本上就可以避免了某个人,包括皇帝的权利过大,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和政令不能一贯如一的现象。

在中枢重新洗牌,改制,划分的同时,地方官制,也经历了一番重新整顿,由此前州郡不分,刺史,太守职责不明的情况,变为道、州、县三级制。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辖境大小、户口多少以及经济发达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

道,属于监察区名称,是监察机构而非正式行政机构。长官为牧,杜睿规定由亲王遥领,这也是为了确保大唐皇室的特有尊荣,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

州的长官为刺史,刺史之下有别驾、长史、司马等官,称为上佐官,他们没有职权,朝廷往往以其品高俸厚安置闲散官员。但是如果刺史缺员,上佐官可以代理州事。刺史之下还有司功、司仓、司户、司法、司兵、司田等曹参军,负责处理各方面的政务,由录事参军事统领,这些官称为判司,具有实权。

县的长官统称县令,其下有佐助之官县丞,有分判众曹、催征租赋的县尉,有掌管文书簿计的主簿等官。

至于此前设立的都督府,属于大军区性质,在杜睿改制之前大唐天下共有九个都督府,分别为,安西都护府,漠北都护府,辽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三韩都护府,倭州都护府,天竺都护府,波斯都护府,南洋都护府,以及遥领的澳洲,吐蕃两地。

当初设立都护府不过是为了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管理和巩固边防,作为边疆地区的都护府管辖着若干羁縻府、州。羁縻是束缚、拢络的意思。大唐政府为了便于控制边远的少数民族,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縻府、州作为行政特区,大者称都督府,小者称州,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可以世袭。

这些羁縻府州有一定的行政自治权,可不向朝廷交纳贡赋,但必须接受边区都督和都护的辖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比内地的府州还多。实行的这种少数民族自治的羁縻府州制度虽然在短时间内有助于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加强中央同边远少数民族的和睦关系,同时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也是十分有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都护府,羁縻州府制度的存在,却无法从根本上起到稳定边境的作用,一旦中原有事,华夏社稷衰颓,总归是免不了分崩离析的危险。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护府的存在,无可避免的会造成边境军事团体逐渐坐大的趋势,比如大唐中后期由都护演变成的节度使势力大增,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地方分裂势力,最终导致了大唐的灭亡。

唐玄宗时就是为了加强边防的军事力量,在边境地带设置八个节度使,统辖边地军队,原本为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度,可是发展到最后,却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用兵,于是内地也设节度使。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兼任所在州的刺史,兼理民政。

后来节度使又都加京官和御史大夫头衔,又兼观察使、营田使、度支使等,于是集军、政、财、监察诸权于一身,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

在中唐以后,节度使的辖区也称道,后来全国划成四十余道。这时的道已不是唐初那种单纯的监察区划,而成为实际的行政区划了。

这种道也称为方镇,所以节度使对所属各官大多是自行任命的,除了设置原有的武职、文职官员外,还有一套幕僚班子。

节度使把许多重要的职务委派给这些幕僚去担任,于是称他们为差遣官。这些幕职人员未经朝廷任命,有些差遣也非正式职官,无品阶。

既然知道这种都护府制度发展到后来的弊端,杜睿自然不会允许这种危机大唐稳定的畸形产物继续存在了,因此都护府该成道也就事在必行了。

太宗皇帝贞观元年二月,并省全国的州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废郡为州,故每道各辖若干州,所置治所皆以道理通畅为主。

关内道,辖19个州,135个县,辖地相当于后世的陕西、甘肃、内蒙古三省区,东到黄河,西至乌鞘岭,南达秦岭,北到贝加尔湖。领陇、泾、原、宁、庆、鄜、坊、丹、延、灵、威、会、盐、夏、绥、银、宥、胜、丰19州,治所长安。

河南道,辖境在黄河之南,故名,东尽海,西距函谷,南滨淮,北临河。领虢、陕、汝、郑、滑、汴、许、陈、蔡、颍、亳、宋、徐、泗、宿、海、濮、曹、登、莱、密、青、沂、兖、淄、齐、郓、棣、濠共30个州府。辖境相当于后世的山东省、河南省全境,江苏省北部和安徽省北部,治所汴州。

汴州能够成为一道的治所,是由于当地位于水陆的要津,四通八达,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泛。由长安和洛阳通向东方的道路就是经过汴州。汴州和其东北的魏州,一河之隔,中间虽夹着滑州,也还不算很远。就是和河北各处都可以通过魏州相互往来。汴州之南同样也可以达到相当遥远的地方。汴州之南为许州和陈州,再南为蔡州。

汴州虽有这样一些陆路,主要交通还是凭借汴渠。就是其他水道也还有助于交通。汴州之南,原来有一条蔡水,可以通到陈州。蔡水下游流入颍水,在这中间还分出一条涡水,因而和颍水、涡水两流域都能有所交往。

汴州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

河东道,辖境在黄河之东故名,故名,东距常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太行,北边突厥,领蒲、晋、绛、慈、隰、汾、沁、辽、岚、石、忻、代、云、朔、蔚、潞、泽,共18州。基本地域在后世的山西省和河北省西北部,治所蒲州。

蒲州古称蒲坂,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里为“天下之中”。《路史》中记述:“柱所都蒲坂”,认为上古传说中的农神,即烈山氏之子柱曾建都于此。

蒲州地处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晋阳“天下三都”之要会,这里控黄河漕运总水陆形胜,“扼天下之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河北道,辖境在黄河之北,故名,东并海,南临于河,西距太行、常山,北通渝关、蓟门,渝关即后世的山海关,蓟门即后世的居庸关,领怀、魏、博、相、卫、贝、邢、洺、恒、冀、深、赵、沧、德、定、易、幽、瀛、莫、平、妫、檀、蓟、营24州。为后世河南江河以北及山东、河北之地,包括河北大部、河南、山西、北京、天津的一部分,治所魏州。

魏州虽非位于永济渠的南口,却可控制永济渠的全流。循永济渠而下,就能直达永济渠终点的幽州。只是位置稍偏东些,因而不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上,好在相隔并非很远,还可互相调剂。魏州之西,就是相州,西南为卫州,西北为洺州。相、卫、洺三州都是太行山东麓南北道路经过的地方,魏州就可藉此三州与这条道路相联系。

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诚为重要的交通道路,若仅就河北道来说,则显然偏西,而魏州和幽州之间也应该有道路可以互相往来。

不过促使魏州繁荣的还是由于永济渠的开凿成功。永济渠可以通江淮之货,江淮之货运到河北道先要到魏州。河北道是当时盛产丝织品的地区,幽州以南几乎无州不产,向外运输大都要借永济渠,运到中原去的,更须经过魏州,魏州的繁荣是离不开永济渠的。

山南道,在终南太华之南,故名,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距商华之山,统荆、襄、邓、唐、随、郢、复、均、房、峡、归、夔、万、忠、梁、洋、金、商、凤、兴、利、阆、开、果、合、渝、涪、渠、蓬、壁、巴、通、集等州。所辖包括护士的湖北大江以北,汉水以西,陕西终南以南,河南北岭以南,四川剑阁以东大江以南之地,治所襄州。

襄州位于由长安东南行,出蓝田关,经过邓州,至于荆州,更南至于广州的道路上,地位相当重要。襄州见重于当世,还在所濒的汉水。每当汴渠漕运受阻,或长安因事不守时,江淮租布就得转道由汉水西运,经过襄州,运到梁州。

由襄州至长安和梁州,除过这两条道路外,还有两条歧路:其一、为由襄州西北行,经过房州,至于金州,再往西行,达到梁州。这是在上面已经论述过的。还有一条就是所谓上津路,上津为唐时商州属县,在今湖北郧西县西北。县属商州,南距汉水并非很远。这条道路就是在上津县离汉水北行,过丰阳县而至商州。当邓州的道路受阻时,江淮漕运就由此绕道输送至长安。陕鄂之间有漫川关,道路就通过漫川关。

襄州之北赴长安和赴梁州的道路有歧路,就是由襄州前往东南各处也有歧路,不必都过荆州。由于汉水可以航行,则由襄州东南行,就不必绕道江陵。

历史上白居易被贬于江州,其赴任时,到了襄州,就由汉水而下,因而途中可以路过郢州。郢州治所在今湖北京山县,已在江陵之东了。

韩愈由袁州北归长安,先到江州。由江州泝江而上,转至安陆,又过随州,再由随州至襄州。安陆、随州皆离汉水稍远,可知汉水近旁别有一条由河州至襄州的道路。

陇右道,因在陇山之右,故名。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相当后世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地。辖秦、河、渭、鄯、兰、临、阶州、洮、岷、廓、叠、宕、凉、沙、瓜、甘、肃、伊、远、西、庭、龟州,治所鄯州。

鄯州位于黄河支流湟水的沿岸。由长安西行,出大震关,经秦、渭两州,再经临洮军和河州,通往西域的道路,就经过鄯州。出大震关西行,还有一条道路,是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经过兰州和龙支城,也可达到鄯州。

鄯州之北,越过姑臧南山为凉州。鄯州和凉州之间亦有道路可以通往来。姑臧南山下设有隶属于凉州都督府的张掖守捉,山下设守捉。

鄯州西北通西域,西南又可通吐蕃。通吐蕃的道路乃是出赤岭。赤岭今为日月山,在青海湖东南。由赤岭经今青海多玛,渡过黄河。黄河以南的驿程可考知的有众龙驿,过犛牛河和截支川,再过悉诺罗驿、野马驿、阁川驿、农歌驿,逻些城即在农歌驿的东南。

鄯州作为通西域道路的都会,商旅云集,经济繁荣。

淮南道,领扬、楚、滁、和、濠、庐、寿、光、蕲、申、黄、安、舒,共计14州、57县。相当于后世的江苏省中部、安徽省中部、湖北省东北部和河南省东南角,即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湖北应山、汉阳以东的江淮地区门,治所扬州。

扬州地处后世江苏省的中部,长江下游北岸,江淮平原南端,三江口、江都水利枢纽。向南接纳苏南等地经济辐射,向北作为苏北的前沿阵地和传导区域,素有“竹西佳处,淮左名都”之称。

江南道,辖境在长江之南,故名,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领润、常、苏、湖、杭、睦、歙、婺、越、台、括、建、福、宣、饶、抚、虔、洪、吉、袁、郴、江、鄂、岳、潭、衡、永、道、邵、朗、澧、辰、巫、施、思、南、黔、费、夷、溱、播、珍等州,为后世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湖北之大江以南、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之地,治所苏州。

苏州位于江南河畔,论苏州的主要交通道路,就是这条河流。还可以说由太湖通到其西南的湖州。由于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它和周围各州都不时在经济上获得发展,尤其是在历史上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发展更为迅速。

吴者,国用半在焉。所谓三吴是指吴郡、吴兴、丹阳而言。吴郡就是苏州,吴兴为湖州,丹阳为润州。三郡都在太湖周围,俱是富庶地区,故为当时国用所恃依。三吴虽负担半数的国用,苏州的负担当为更多。可以想见苏州的繁荣超过其附近各州之上,高居于最前列。

剑南道,废除州、郡制,改益州为剑南道,治所位于成都府。因位于剑门关以南,故名。辖境相当于后世的四川省大部,云南省澜沧江、哀牢山以东及贵州省北端、甘肃省文县一带,辖彭、蜀、汉、嘉、眉、邛、简、资、巂、雅、黎、茂、翼、维、戎、姚、松、当、悉、静、柘、恭、保、真、霸、乾、梓、遂、绵、剑、合、龙、普、渝、陵、荣、昌、泸等州。

岭南道,治所位于广州,辖境包含后世的广东全部、广西大部、云南东南部、越南北部地区,辖冈、潮、广、韶、循、贺、端、康、封、泷、恩、春、义、窦、勤、桂、昭、富、梧、蒙、龚、浔、郁林、平琴、宾、澄、绣、象、柳、融、邕、贵、党、横、田、严、山、峦、罗、潘、容、辩、白、牢、钦、禺、滚、汤、岩、古、武峨、粤、芝、爱、福禄、长、罐、林、景、峰、陆、廉、雷、笼、环、德化、郎茫、崖、儋、琼、万安、夷各州。

此外改辽东都护府,三韩都护府,倭州都护府为辽东道,所辖包括后世的东三省、朝鲜半岛、日本诸岛、黑龙江以北流域、库页岛等广大地区,治所锦州。

改漠北都护府为漠北道,所辖后世俄罗斯贝加尔湖、色楞格河南岸,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哈密、吐鲁番等地区,治所庭州。

改安西都护府为安西道,所辖新疆、中亚咸海沿岸地区和阿姆河流域,阴山南麓的漠南地区、河套地区,治所碎叶。

改安南都护府为安南道,所辖中南半岛,治所交趾。

改南洋都护府为南洋道,所辖南洋群岛,治所爪哇岛。

改天竺都护府为天竺道,所辖后世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喜马拉雅山脉西南的广袤地区,治所里州。

改波斯都护府为波斯道,所辖后世的中亚,以及西亚的部分地区,治所石州。

改吐蕃为吐蕃道,所辖后世的**以及青海部分地区,治所拉萨。

改澳洲为澳洲道,所辖后世的澳大利亚,新巴布几内亚,新西兰等大洋洲诸岛屿,治所新奥。

在完成了中枢,地方行政机构改制的同时,杜睿将各州刺史所掌握的兵权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摒弃了此前太宗皇帝所确立的府兵制度。

府兵制度虽然在此前的贞观变法之时,已经逐渐被义务兵所取代,但是还残留了不少,毕竟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想要实现完全的变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府兵制,作为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兵农和寓兵于农的制度。在天下各地设置“军府”若干,“府兵”由各地军府从所在州县的农民中挑选,年二十入役、六十免役,平时在家生产、农闲训练。

虽然在大唐立国之初,府兵制度可以保证国家在战时的兵员充足,但是却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

特别是在中唐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制土崩瓦解,卫府丧失战斗力,仅能充为仪饰之用。

杜睿从根本上主动瓦解了这种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下现实情况的兵制,并且将原先拱卫长安的八支禁军全部重新打乱,重组,演变成了现在的北衙禁军和南衙禁军。

其中北衙禁军指的是屯驻于宫城以北,以保卫皇帝和皇家为主要职责的皇帝私兵,与国家军队南衙禁军相对。

其中左右羽林军,定额为一万两千人,设左右羽林大将军各一人,为段轨,张旭统领。下设统军一人,将军三人。左右羽林大将军府属官有长史、录事参军事,仓、兵、胄曹参军事,司阶、中候、司戈、执戟,长上、录事、史、亭长、掌固等。

左右龙武军,定额为一万两千人,设左右龙武大将军各一人,为李业诩,李业嗣统领。

下设统军一人,将军三人。左右龙武大将军府属官有长史、录事参军事,仓、兵、胄曹参军事,司阶、中候、司戈、执戟,长上、录事、史、亭长、掌固等。

左右神武军,亦称神武天骑,定额为一万两千人,设左右神武大将军各一人,为屈突寿,屈突诠统领。下设统军一人,将军三人。左右神武大将军府属官有长史、录事参军事,仓、兵、胄曹参军事,司阶、中候、司戈、执戟,长上、录事、史、亭长、掌固等。

左右神威军定额为一万两千人,设左右神威大将军各一人,为杜睿的弟子邱远恕,章贤诚统领。下设统军一人,将军三人。左右神武大将军府属官有长史、录事参军事,仓、兵、胄曹参军事,司阶、中候、司戈、执戟,长上、录事、史、亭长、掌固等。

左右神策军,定额为五万人,设左右神策大将军各一人,为尉迟宝庆,尉迟宝林统领。下设统军一人,将军三人。左右神策大将军府属官有长史、录事参军事,仓、兵、胄曹参军事,司阶、中候、司戈、执戟,长上、录事、史、亭长、掌固等。

左右神策军人数最众,自然也就成了拱卫长安的重要军事力量。

历史上的神策军是唐代后期主要的禁军,神策军原为西北的一支戍边军队,唐玄宗时哥舒翰击败吐蕃,在天宝十三载置神策军于洮州磨环川,以成如璆为军使,统兵戍边,防遏吐蕃。安史之乱起,成如璆军将卫伯玉率千余人赴中原参战。参加了乾元二年攻围安庆绪之战。

九节度兵败邺城后,卫伯玉与宦官观军容使鱼朝恩退守陕州,防备安史。这时神策军故地已被吐蕃占领,卫伯玉所统之军仍沿用神策军的名号,卫伯玉为兵马使。

后卫伯玉入朝,此军归陕州节度使郭英乂,郭英乂入朝,神策军遂属鱼朝恩。在这期间,鱼朝恩把陕州节度使所辖军队并入神策军,使其扩大为万人以上的大军。

广德元年,吐蕃进犯长安,禁军溃败,代宗奔陕州,鱼朝恩率此军护卫代宗,京师克平之后,鱼朝恩便率神策军归于禁中。

永泰元年,吐蕃军队再次进攻关中,神策军于是屯苑中,分为左、右厢,正式成为天子禁军。

大历五年鱼朝恩因获罪被处死,以后十几年均以本军将领为兵马使统率之。建中四年,德宗以司衣卿白志贞为使,却遇到所谓“泾卒之变”,德宗出奔。

事定后,德宗认为文武臣僚不可信赖,兴元元年,命宦官分领神策军,为左、右厢都知兵马使。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贞元十二年又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

左右神策军成立后,各设大将军一人,正二品,将军各四人,从三品。统军各二人,正三品。护军中尉各一人,中护军各一人,判官各三人,都句判官二人,句覆官各一人,表奏官各一人,支计官各一人,孔目官各二人,驱使官各二人,长史、录事参军事、仓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胄曹参军事各一人,司阶各二人,中候各三人,司戈、执戟各五人,长上各十人。

最高统帅为护军中尉,神策将吏皆受其节制。由于神策军分屯在京师、畿内与关中要塞之地,所以在两护军中尉之下设左右神策行营,分统京畿和所在地区军队。

历史上的大唐后期,由于朝廷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日益尖锐,严重的局势使大唐统治者认识到必须拥有一支由朝廷直接掌握的、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加强神策军势在必行。

神策军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扩编。第一次大规模扩编是在代宗大历初年。主要收编了平卢镇邢君牙部、阳惠元部,安史降将尚可孤部,朔方镇郝廷玉部、侯仲庄部等。这些军队都是久经沙场,极有战斗力的藩镇部队,使得神策军势力大增。

第二次大规模扩编是在德宗贞元年间。主要收编镇国镇骆元光部,朔方镇李朝采部,河东镇浮璘部等。又以“神策行营”的名义,强行把京畿和关内的诸军兼并,如凤翔镇、银夏镇的军队等。另外,还招募了部分新兵,如神策军使白志贞从京师曾一次招募3000人,宰相李泌把因陇右失陷而留居京师的西域朝贡酋长,安西、北庭校吏及其子孙4000人,尽数召入神策军。

此后,还进行过多次规模较小的扩编,使神策军的兵力达到15万人。到唐穆宗初年,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使及都防御使下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186700余人,为神策军的全盛时期。

然唐穆宗以后,神策军渐渐腐化,战斗力下降。神策军的腐化孕育于其极盛之时。由于其拥有许多特殊权利,故促成了其自身的腐化。

神策军至少在三个方面享有特权:第一是给养三倍于其他军队,以及经常性的额外赏赐。从代宗以来,每次大赦都要厚赐神策军。每个新皇帝即位,也要犒赏神策军。如穆宗即位,赐左右神策军士人钱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

第二是在其将吏迁转升任方面有优先权。据载:“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复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他们的这种优先权也得益于护军中尉的偏爱和关照。

第三是法律上享有特权。唐制,京师各机构、各部门,每季派御史巡按监察。后来由于禁军地位特殊,御史皆不敢去巡查。贞元十九年,监察御史崔远不了解这种变化,进入了右神策军驻地,结果被杖四十,流放外州。这说明皇帝业已承认神策军在法律上的这种特权地位。

这些特权不仅促使神策军日益腐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某些藩镇发动叛乱的借口。大唐末年,藩镇势力屡次进犯京师,常以剪除宦官为口号,而这时的神策军将吏大都卷入宦官集团中去。

由于穆宗以后,神策军很少外出征战,军纪日益败坏。其普通军士也非当年善战的边兵,多以工商富豪子弟充任,不堪一战。唐廷给予神策军特权,目的是让这支军队为维护李家统治发挥更大的作用,却适得其反,促使其走向腐化,丧失战斗力,这是唐廷所始料不及的。

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入关,僖宗仓皇南逃入蜀,左右神策军或溃败,或为藩镇招谕收容。后宦官田令孜另招神策新军54都,每都千人,以都将分领。

唐昭宗景福二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举兵攻长安,昭宗“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乃引去。”

天复二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进入关中,次年击败李茂贞,逼昭宗杀死大宦官韩全诲等20余人,把参与的神策左右军的兵士并入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等刘军,神策军就此解散。

杜睿当然不会再犯历史上唐廷所犯下的错误,从贞观年间的军制改革之时,杜睿就不断的给将士们灌输包围国家是军人义务的概念,他们非但不能享受任何特权,相反的,他们所要承担的义务也更重,尤其是号称天下精锐的禁军。

与北衙十军相对应的便是南衙十六卫,既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

和北衙十军的构成都是新招募的士卒不同,南衙十六卫则是在原先拱卫长安的八支禁军的基础上扩编的。

北衙十军的主要职责是拱卫长安,保护皇室的安全,而南衙十六卫的主要职责则是作为大唐中枢的机动兵力,负责征战四方。

北衙十军的掌控权在皇帝的手中,没有皇帝的兵符,任何人不得随意调动,这样安排,杜睿也是为了能够保障皇室的基本权益,毕竟没有一支完全忠于皇室的军队,对未来大唐的稳定是不利的。

而南衙十六卫的掌控权则在内阁,一旦发生战争,则由杜睿组织内阁拟票,通过之后,呈报给皇帝御批,兵部负责组织,总参谋部负责制定出兵计划。

所以严格上来说,南衙十六卫并非掌控在杜睿的手中,也并非是掌控在内阁的手中,杜睿这样安排,则是为了防止日后有人做大,掌控了这么大的军事力量,威胁到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