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人，他认识到中国不可能走上全盘西化的路，更不可能固守传统，画地为牢，不肯进步，不肯接触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不肯与异质文化交流和杂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既不是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流派的敌人，也不是杜亚泉、辜鸿铭、严复等东方文化派的同盟军，他是在这两派之外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探索者，他的思想主旨就是希望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为中国文化开辟一条新的通路，实现传统的翻新，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是梁漱溟坚定不移的认识。他在后来的政治实践、文化活动等一系列行动中，都是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这个意思。
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剧烈变动时期，中国民族所处的地位与前数十年大为不同。所以不同，所以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完全是文化的问题。这一方面固因国内的变动，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面别国的变动。西方民族因为有那样的文化而成那样的局面，渐渐地使中国地位也受到很大影响。梁漱溟强调，只有看清这种国际大环境与国内小环境，才能明白中国问题的真相，才可以知道中国究竟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态度，采用什么样的对策。
就国际背景看，梁漱溟认为，数十年前的中国，无论哪一方面都与现在不同。当时的中国不仅知识方面如自然科学严重欠缺，而且在物质方面全无创造，社会生活方面全受权威的支配，整个社会处在君主专制的高压之下。相比之下，由于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不仅物质方面获得极大成功，几十年的成就远迈以前数千年的总和，更使中国人震惊的是，西方人在社会生活方面则有比较多数人协作组织的政治。因此在西方人看来，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半开化民族，他们在各方面似乎都可任意处置中国。
中国之所以落到这般可怜地步，照梁漱溟看来，不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惟一的在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所以，中国如欲获得根本性变更，正确的抉择并不在于模仿西方，而是应将西方人的成功之处首先做到，否则很不利。如物质方面不能征服自然，便要被自然所压迫。中国人素来太屈服于威权，根本上是做人的缺陷。完满的人格，不应有个性的屈服。政治方面也很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通力合作，一变以前完全退让的态度，否则不足以奠定现代政治的基础，不足以构成现代国家。中国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对自己的固有文明也不应忽视，不仅应有专门人才进行研究，即使在社会实践方面也应选择适合于现代生活而又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内容加以提倡。
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对西方近代文化尤其是从西方传来的现代教育体制有认同有批评。梁漱溟认为，现代教育问题不能孤立地看，而应从东西方教育比较中分析中国传统教育的利弊得失。与西方教育传统相比较，中国教育无疑是偏乎一种意向的，讲的差不多都是“君子之道”，而不似西方教人以知识。自从西方近代教育体制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教育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这种变化的价值判断，梁漱溟持基本上肯定的态度。他承认，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中国吸收西方教育体制的长处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知识或学问虽然可以出于个人的创造，即由个人的经验推理而得。但由于个人生命的有限性，更多的知识或学问则有赖于继承前人的创造，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仅凭个人的创造，那么人类文明便不可能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进行改造是完全必要的。
知识的教育固然重要，但说到底，只是教人以方法，或授人以工具，对生活起到一种辅助作用，按照梁漱溟的素来主张，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知识毕竟仅是生活的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无论怎样有效也没有用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侧重于情志方面，着意于人的合理生活培养，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
比较着看，中国与西方的教育传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逻辑结论不言而喻是合两方之长，去两方之短，重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新模式。从整体上说，梁漱溟也是这个意思。但反观当时国内教育，梁漱溟认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未免走得太过，现在学校的教育则于情志、知识两层都没有真正做到，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并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即使在知识技能一面也说不到帮着走路，就是对每个学生有一种真了解，即了解学生的资质和其在这一项学问上之长短，然后按照学生的需要予以合适的指点帮助。现在的学校教育体制刻意模仿西方，只着眼知的方面，只是照钟点讲功课。这样如何能够顾及到学生的情志需要，如何能够使学生在身心、智慧、心理、生理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
梁漱溟通过对东西方教育模式、教育目的的分析和研究，基本认定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是步趋西方，而是重新回归到中国本来的模式，重新回到中国自古以来的路。不论这种观念是否合乎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规律，但它在事实上不可能不和诸如北京大学这样的现代教育模式相冲突。1924年暑假，梁漱溟终于离开北大，开始了自己的教育实践，重现中国古人讲学之风。
中国古代讲学之风由来久矣。孔、孟、荀诸大儒莫不以讲学的形式开一代新风，影响舆论，转移时俗。降及宋明，讲学之风更盛，相当一批知名学者当仕途无法发展或不愿发展时，差不多都隐居山林，藏身民间，以聚徒讲学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寄托自己的希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古代聚徒讲学之风，并不是西方那种严格的学院式教育模式，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独特生存方式，故而讲学内容当然不会局限于知识传授，而是包含有相当浓厚的人生意味和人生追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所倡导的重创讲学之风，便是在根本的教育理念上对现代教育弊病的修正，是将为学与为人的有机结合，至少他在主观意图上是如此。
当然，梁漱溟心目中的所谓讲学，正如他自己反复解释的那样，自也有好多与从前不同处，最好不要成为少数人的高深学业，应当多致力于普及而不力求提高，应当与社会改造运动相结合，在向青年传授新知识的同时，更多地关心青年身心健康，从堕落引转而不堕落，从烦闷引转而不烦闷。
离开北大之后，梁漱溟受朋友之托，来到山东曹州主持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期待用三五年时间培养人才，积蓄力量，然后再去创办一所理想的曲阜大学。所以，曹州中学在梁漱溟的概念中，就有未来曲阜大学预科的意思。
曹州中学的创办人为梁漱溟的好友王朝俊。王朝俊（1875—1930），字簧一，别号鸿一，山东濮县人，秀才出身，后留学日本，肄业于宏文学院师范科。其间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一方面在山东进行革命宣传，一方面潜心于新教育，在曹州进行新教育实践，创办私立普通高中，也就是曹州中学的前身。王朝俊也因此被称为山东教育界大佬，历任山东提学使、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等。
梁漱溟、王朝俊二人的相识相交始于1921年。其时王朝俊方沉疑烦闷于新旧思想问题，数访于当世通人而不得解；其门生有陈亚三、王星五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不仅熟悉，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他们回乡度假时，辄为王朝俊言之。王朝俊闻之，遽如饥渴之得饮食，遂专程去北京拜访，两人的交谈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彼此相得，固大有在言语见解之外者。
回到济南后，王朝俊游说省教育厅邀请梁漱溟来山东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系列演讲，而王朝俊每日从众人列座就听，自始讫终四十日，没有一天间断，像是积疑夙惑，一旦消却，从此得着解决十分快活的样子。每讲后两人常常谈话，于是就谈到办大学。王朝俊认为，近代中国的教育不能长足发展的原因，一是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二是学校制度弊端颇多。所谓学校，只是个知识传习所，于生活本身并没有帮助。他主张教育上的中体西用，即采用西方教育制度而在内容上注重道德培养、精神修炼。这个理念与梁漱溟有许多相同之处。
曹州中学倾注了王朝俊的半生心血，而心目中的曲阜大学也需要梁漱溟这样的人才去推动，理念上的契合使王朝俊找到了知音，于是他不遗余力邀请梁漱溟到山东主持教育。
王朝俊之所以坚持创办曲阜大学，固然有其信念方面的原因，但另外一个最为直接的背景，则是他和一批朋友的乡土情怀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就经济方面而言，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会长夏溥斋通过盐务及鲁案善后交涉等，为曲阜大学的筹办筹集了部分款项和比较稳定的常年经费，至1923年秋，大学校址也经同人踏勘选定。
再从乡土情怀看，王朝俊等人之所以坚持创办曲阜大学，还因为他们对当时国内高等教育布局极不满意，由于山东在当时没有大学，山东籍的学生继续升学只能到南北各地。而于南北各校，总不满意，所以很想自己办大学，尤以时任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主张最力。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济宁人。早年卒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为段祺瑞得意门生。武昌起义后，旋以段祺瑞力荐出任第五镇统制，不久任山东都督。1919年底，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不及半年下野。及直皖战争后，又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至1921年5月梁士诒组阁，靳云鹏再度下野，但仍留任至12月始挂冠他去。自是乃以频年所得资产，在山东经营商业。后出家为僧，不再与闻政事。不过正是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期间，始对曲阜大学的创建起到极大推动作用，遂由同乡之间的酝酿而转为实质性准备阶段。
当梁漱溟于1921年到济南作系列讲演时，王朝俊即有意介绍梁漱溟与靳云鹏相识，以便促成曲阜大学的创建。迨至梁漱溟讲完回京，王朝俊便一道晋京去找国务总理靳云鹏，以梁漱溟在济南随讲随记的演讲记录稿送给靳云鹏。过了几天，靳复信王朝俊，谓穷三夜之力，已将梁的演讲读过，切愿一谈。于是王朝俊就来邀梁漱溟。梁漱溟表示与靳云鹏谈话无不可，只是办大学的事情仍不赞同。
梁漱溟在与靳云鹏谈话时，前半多谈东西文化问题且颇详悉，靳云鹏确实将梁漱溟的演讲看过一遍，其头脑清晰且肯用心，梁漱溟对此比较满意。盖以其人出身而论，原是很粗的军人，而其时吴佩孚打湖北，时局多事，彼为总理，安得余暇从容读书？这不能不使梁漱溟有所感动；后半多谈办大学事。靳云鹏说他怀抱办一发挥东方文化的大学之意已数年，但迄不得其人，因老旧先生和新人物都不适合，今遇梁君则数年志愿将可以偿了。
靳云鹏的说法自然打动了梁漱溟，不过梁漱溟并没有答应，他表示山东有识之士创办曲阜大学的用意甚好，而事有难举，且悬此一目的，待有机会为之。靳云鹏闻言便道事诚难举，或一二年或二三年而后乃得实现，亦末定，然不可不从此时着手做去。经济方面，靳云鹏表示由他设法解决，人才一事，请梁漱溟负访求延揽之责。对于靳云鹏的建议，梁漱溟觉得无话可说，且听之。第一次谈话到此为止。
稍后，靳云鹏宴请乡前辈赵尔巽、柯劭惑诸老先生为发起人，且介绍梁漱溟与诸老相见。靳云鹏于席间对众宣言其怀抱，表示办曲阜大学之意如何久，今幸得人，愿自出私财二十万，并再募三十万为开办费，其经常费亦当筹定，务请诸老为领袖共襄盛举云。
靳云鹏的这一做法将梁漱溟推到无法回绝的地步，与会诸老先生的情绪也被靳云鹏鼓动起来，即向梁漱溟询办法。梁漱溟即答自己初无办大学意，胸中空空洞洞，说不出什么办法来，且不会办事，不能供奔走之役，希望大家筹备进行，自己聊备顾问而已。当天的讨论虽然杂乱没有头绪，但由此讨论竟然正儿八经地成立了一个曲阜大学筹备处，设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并着人草拟有筹备处简章、曲阜大学校章及计划书等。
梁漱溟尽管答应与参与创办曲阜大学，尽管王朝俊、靳云鹏也表示认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及对现代教育的看法，但实在说来他们的办学理念并非完全一致。我们知道，曲阜为孔子故乡，儒学重镇，故而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山东，每每以孔子的大旗以期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表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鉴于此，王朝俊、靳云鹏所要创办的曲阜大学，其宗旨也不外发挥东方文化，对抗西方新文化，他们最初邀请康有为主持，就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只是康有为的顽固的君主主义立场与王朝俊、靳云鹏等人的共和主义立场相距太远，所以这项计划就不了了之。
在王朝俊、靳云鹏看来，老旧先生和新人物都不适合与他们合作创办曲阜大学。老旧先生太老太旧，新人物不免又显得太新太潮。于是找到不新不旧有新有旧的梁漱溟，由此亦可看到梁漱溟不左不右又左又右的思想品格和折衷调和的一般倾向。
很显然，梁漱溟的文化理念与王朝俊等人的信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碍于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梁漱溟并没有坚定不移拒绝王朝俊等人的邀请。而且，从更为深层的心理活动来分析，梁漱溟一方面承认二者在文化理念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充分自信自己的文化理念终将成为未来曲阜大学的办学思想，自己有能力说服、感化那些合作者。故而他在明白二者观念差异的前提下，仍然愿意为之一试，不愿轻易放弃这样一个有可能实践自己主张的机会。
梁漱溟接手创建曲阜大学的主要障碍有三个，即人才、个人能力和办学宗旨。就人才方面而言，梁漱溟认为，现成人才不易得，然有可以成才之资，倘与以机会俾得深造，自能成才者当不少。所以最好集合一班有志趣有天资有相当学识基础的少年英俊组织一学会，各就其所志，分担一种学科的研究，供给他一很好的机会，凡他研究所需如图书、仪器乃至种种设备，皆尽量供给，一面又给以相当薪俸，使其生活得以安顿，不忧家计。这样养成人才再去办大学，则第一难点即人才问题可以解决，而同时图书馆、实验室也都由此成立起来了。于是梁漱溟提议在正式创办曲阜大学之前，应该先办好重华书院，集聚人才。
重华书院为曹州旧有之学术研究机构，在梁漱溟接手主持书院事务之前，重华书院至少已试办了五年之久，颇有成绩。然由于主事人王朝俊毕竟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毕竟不是学界中的人物，因而重华书院在过去的五年中虽然成绩颇大，但实在说来影响甚小。自从梁漱溟接手之后，基本改变了原先已有的办院宗旨，宣布该院旨趣在集合同志，各自认定较为专门之一项学问，或一现实问题，分途研究，冀于固有文化有所发挥，立国前途有所规划；同时并指导学生研究，期以造就专门人才。因而表现出新的活力和生机，具有相当吸引力。梁漱溟的用意是，由重华书院兼办曹州中学高中部，访求有可深造之高材分任高中各学科教员，同时兼为重华书院研究员。教员任课从轻，俾其致力进行研究工作；教员薪资薄，则益以书院津贴。于是乎，重华书院一时间人才济济，颇具全国影响。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重华书院不仅有可能解决创办曲阜大学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即人才问题，而且也势必有助于第二个疑难之点即个人能力问题的解决。梁漱溟相信自己有此一番造就，个人办事能力肯定将获得很大提升。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人事背景，梁漱溟在主持重华书院的半年时间里，应事能力虽不能说没有丝毫提高，但实在说来提高也甚为有限，日与本地人士暨军人官吏等相周旋，颇觉此来未免自己太轻率，做事不知分寸，始悟此次前往山东办学实犯有“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之大忌，颇近轻于自售。虽在他个人真是牺牲一切，披沥肝胆，欲以一身肩负天下事，而无奈当时社会人人都是一肚俗肠，安从识梁漱溟如此伟大襟怀？结果，梁漱溟不仅没有有效提升自己的应事能力，且弄得一肚子不高兴，也就半年时间，先前雄心勃勃的梁漱溟终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退回北京，躲进小楼成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