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晋商经营之道：商道四同舟共济协调一致
晋商的团结一向为世人称道，他们极少“窝里斗”，公认“天下晋商是一家”，有钱大家赚。
晋商信仰“和气生财”，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凡是有业务往来的商号，都能善始善终，同舟共济。有力有智，大家往市场上用，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共同对付异常严酷的外争，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天下晋商是一家的群体精神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发挥团队群体力量，他们以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以会馆地域行业之便，以崇奉关公、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来协调人与人、商号与商号之间的关系，进而增强团结，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商帮。
晋商的团结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其一是按地域形成商帮。晋商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地方商帮形成的一个标志。这种地域帮统称晋帮，但在内部又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
其二是朋合营利、合伙经营、顶身股制。朋合营利、合伙经营是最初的群体合作经营形式，朋合营利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合伙经营是一方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之间的合作经营关系，又称东伙制度。顶身股制是“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身股又称顶生意，即取得一定资历后不出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份，可按股额分红。财东持有银股，在商号享有永久利益，同时对盈亏负无限责任。
其三是联号制。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在商业经营中较有力地发挥着团队群体作用。
1.用会馆团聚同乡
日本人岩崎继生研究过晋商后曾称赞说：“山西商人相互之间通过连锁关系，保持着一种团结局面，以便实现维护商业利益，防止同业间的竞争，在采购及销售方面相互扶助，处理纠纷等项目。乍一看，同其他的一般中国商人并无任何不同之处，然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资本流通等方面，其经营手段是十分巧妙的。”
岩崎继生所说的连锁关系，正是晋商群体组织特有的形式。他们是按地缘和业缘结成的商帮，有着共同的精神凝聚，那就是崇信关公。在足迹所至之处，都建有会馆，既充作他们聚会“睦乡情”之所，更作为“谈生意”的“中心”。“天下晋商是一家”，在与其他商帮竞争中，在与牙行(旧经纪人)及外商争斗中，晋商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总让人惊叹和敬服。
会馆的建立，很多是为了“同乡贵游”，唯有晋商的会馆基本为商业目的而建。晋商认为，只有按地缘关系组织起来，才能保证“广其业于朝市间”。这样，在晋商足迹所至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会馆就建起来了。
晋商建会馆，有利于形成帮伙，占领和扩大势力范围。像颜料和桐油商人所建的平遥会馆，纸张、干果、杂货、烟叶商所建的临汾会馆，铜、铁、锡、煤炭商人所建的潞安会馆，粮油盐商所建的临襄会馆。到了清代，晋商所建的商业性会馆已遍及全国，其中以布商建的晋翼会馆，钱庄、染商所建的平定会馆，烟商所建的河东会馆等较为知名，尤其是汉口的山陕会馆，几乎囊括了晋商中的所有商帮。
山西会馆中都有一件被视为圣物的“官秤”。这里的“官秤”，并非官方所定，而是晋商自己“公议”而定的。为了买卖公平，杜绝大秤进小秤出，众晋商依助天平维持整个晋商的信誉。如果发现其中偶而出现害群之马，便“举秤禀究官治”。同样，对于同行业经营中的物价，也作出相应的规定。不准高价坑人，也不准低价伤同行，有银子大家公平合理地赚，是所有晋商的意愿。在京的晋商，之所以能在对牙行的斗争中获胜，全在于齐心协力。他们约定“相佐相助”、“永固万年之生业”。
在山西会馆，同乡一起看家乡的戏，尤如回到山西老家一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同乡是朋友中的朋友，“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只有在会馆才能聚会那么多的老乡，大家有共同发财的意愿，更有一起思念家乡的心情，能不亲热吗?能不激动吗?如果一人有难，众人自会鼎力相助；如果一友客死异地，则众朋必悲哀不已；如果一商失利，自有众商相济，帮助渡过难关，再谋发展。平时，会馆重在叙乡情，也在不断为同乡排忧解难，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东家同心，伙友协力
德国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李希霍汾在这里说的是晋商明清时期创造的“顶身股”制度，是晋商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的秘密武器。
顶身股制度产生于明代中期。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用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双方是劳资合作关系。当商人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完全靠自我经营已无法求得发展之时，他就可能把一部分资本交与他人去经营。这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股东，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的东伙制。
晋商实行的东伙制，“东家同心，伙友协力”，赋与总经理(大掌柜)经营管理全权。总号经理也称“领东”，又号“执事”，统筹全号事务，包括商号的业务经营、财务管理、人事聘用、分号的设置及管理等。总经理的权限明确写在与东家签订的合约之上。东家正式聘用总经理后，就赋与他全权，给与充分信任。东家不插手商号的日常经营业务，也不许向商号推荐人，更不准在商号借贷，一切权力归总经理。
按照和约，东伙制是无限责任制，东家承担着全部经营风险，总经理负经营管理全责。总经理深知东家能把其视若**的银子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完全信任。东家的信任及利益相关，总经理一般都能克尽职守，兢兢业业，为商号尽心尽职，渎职者极少。由于晋商都是家族企业，由于伙计都是终身制，如果一位总经理在这家商号干得出色，那他的一生的利益和名声也就确定了；如果一位总经理在一家商号渎职，那“跳槽”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晋商中的总经理一般都在一家商号干几十年，直到以身殉职。没有他们的敬业和创造，就成就不了晋商的辉煌!东伙制的成功，在于财力和人力的有机结合上。财东投资所取得的利润都是靠商号全体伙友劳动创造的，劳资双方都为他们的物质利益而奋斗。因此，一个商号的成败，关键是要处理好财东与伙友两方的物质利益关系，做到劳资兼顾。这个矛盾处理好了，东伙同心协力，企业就兴旺昌盛；反之，人心不齐，必然失败。
晋商们心里都明白，自己所经营的商号兴盛在人，衰败也在人!如何能使人人尽力、倾心地为商号做事，怎样把商号的命运与聘用的人联系起来，他们始创并切实实行了“顶身股”制度，在商业管理中取得了成功，也赢来了整个晋商的兴盛。
顶身股是相对于财东的股份而言的，财东出银子作为“银股”，聘用者出智力做“顶身股”，合伙起来经营商号。顶身股制专就商号纯利润分配来调节财东与商号伙计之间物质利益关系，做到了劳资关系的融洽，伙友视商号成败为己任，精诚团结，任劳任怨，为资本效力。
顶身股一般是大掌柜(总经理)最高，二掌柜以下数量不等，最低是部分普通员工顶零点几厘。谁可以顶股，股份多少，由财东根据员工任职时间、能力、贡献决定。在大账期(会计年度)结账时，掌柜伙计的顶身股与财东的实物资本股平等参与企业利润分红。顶身股不能转让，享有顶身股的伙计被辞退、解雇或者自动离职，当即终止顶身股。享有顶身股的雇员退休以后，其原有股份照常分红；死亡之后仍可以享受会计年度的分红，但是家属子女不能继承。有顶身股的雇员没有薪金，每年发给“应支”和“津贴”。
顶身股能够实行到下层的普通伙计，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和大度。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复字号最能干的伙计马荀来向乔致庸要求辞号。乔致庸纳闷当掌柜的为什么没人辞号，得到回答是掌柜的在生意里顶着一份身股，不但平日里拿薪金，到了4年账期还可以领一份红利。乔致庸问马荀，若他是复字号大掌柜，这生意该怎样做?马荀说他自己若是复字号的大掌柜，定要把生意做出包头，做到蒙古大草原上去。乔致庸遂大刀阔斧地重修店规，破天荒决定给所有伙计也顶一份身股。
大掌柜顶有身股，好伙计却没有，企业绩效也就不可能最大化。伴随着新的股权设计方案的出台，乔致庸根据客观环境变化相应地采取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包括合理地确定身股持有政策、战略目标、设计组织结构、组织修订规章制度、最经济地运用组织中人、财、物等资源达到进一步增强组织活力、提高效益的目的。
晋商实行的顶身股制是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把投资者和聘用者连在了一起，通过分红缓和融洽了雇用与被雇用的利益对立，实现了劳资双赢的经营格局。聘用者不再感觉总为别人干，而是把商号的兴衰与自己的前程和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了。如果商号兴盛，自己也会跟着发财；如果商号出现亏损或面临倒闭那自己也要蒙受重大损失。与财东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雇用者也就变成了商号的部分所有者，也有了参与经营和管理的权力，不尽心尽力行吗?晋商顶身股又是一种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可避免掌柜与伙计的短期化行为，而且由于物质刺激，这一激励机制会呈现一种良性循环。收益的无限性必然产生激励的无限性，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这一激励机制的可持续性。晋商之所以数百年长盛不衰，与这种“顶身股”有很大的关系。
3.联号经营，汇通天下
晋商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特立独行的个人冒险。
晋商是“走出去”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整个中国版图甚至世界版图都在视野之内。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形成了一种商业大气候。
联号经营制为晋商首创，是由东家对自己创办并经营的分布在不同地域、跨不同行业的商业机构实施有效管理的一种模式，有些类似于现代企业的集团公司。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具有大商业才能，现代美国托拉斯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雏形……”联号并非平等的组合，而是总号统辖分号，东家管理掌柜(总经理)，掌柜率领伙计的分级管理方式。东家可能是一人，可能是数人乃至数十人，完全依其投资情况而定；掌柜也可能有数人，但大掌柜只能是一人，是真正的“管事的人”。分号同样可以有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但总号只能有一个。
太谷曹氏经营的范围涉及票号、典当、颜料、药材、皮革、洋货等领域。实行联号经营制后遍及国内外的640多家商号正常运转，且不断为曹氏挣回银子。曹氏联号经营制按分级管理的原则，形成了三级或四级管理结构，各级权限清楚，职责明确，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总号统揽全局，分号各司其职，竞争中有互助，协作中有比较，走活了全号一盘棋。
设在太谷的由曹氏东家组成的三多堂，类似于现在的“董事会”，审核重大的经营状况及人事变更，是曹氏商号中最高的权力机构；三多堂统辖“三大公司”，分别是砺金德管理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商号，还有设在张家口的绸缎庄彩霞蔚及所属的锦泰亨，黎城的瑞霞当，太谷的锦生蔚；三晋川管理山西各商号；用通玉管理东北各商号。这样，就建立了较严密的管理网络，曹氏东家只管理“三大公司”，“三大公司”只管理自己分管范围内的商号(类似于分公司)，一级管一级，不能越级，尤其是遍布各地的商号直接对分管各自的“公司”负责，而不能越过“公司”向东家汇报请示，东家也不能伸手去管各分号的事务。如此，就保证了管理的稳健有效，避免了混乱。
曹氏联号经营制实行独立核算，分号有经营自主权，互相竞争，总号和分号的责、权、利非常明确。按照程序，分号之间互相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通信息、互相接济、共谋大利，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推动整体“做大”。曹氏巨商的联号管理，不仅仅是为了政令通达、内外一体，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各业互动、一体化经营，获利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可以说，各业互动并举，红利滚滚而来。
联号经营制，显然是造就晋商雄霸商场500年的“秘密武器”之一。与太谷的曹氏巨商一样，榆次的常氏巨商也靠联号形成集团优势，在对俄贸易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常氏巨商在恰克图设立的四大商号是大升玉、大象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联袂从事对俄贸易，总号是设在张家口的大德玉商号。除此之外，常氏巨商还设有六家带“玉”字的商号，号称“十大玉”。常氏“十大玉”主要在北方从事边贸，称“北常”，以经营茶叶为主。“十大玉”之所以能形成垄断，全在于联号!“汇通天下”的票号的成功，则更是联号经营的成功。如果不联号，汇通就根本无法进行；如果各地分号不通力合作，那如何能实现信誉为本呢?“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在全国设分号达35家，鼎盛时汇总银子在2000万两以上。如果不联号，那银子的异地兑拨就难以实现，恐怕连一笔业务也做不成。正是因为有了联号经营的商号，才有了汇通天下的票号。
4.晋商顶身股制度的借鉴
有一些人以为股份制是“舶来品”，其实几百年前的晋商所创立的股份制，早已经十分完善了。他们靠股份制管理商号，招揽人才，创造效益，取得了至今让人惊叹的成功。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就是把写在纸上的承诺真真实实地一一兑现了。从不打任何折扣，从不掺任何假，这就够了。现在实行股份制的企业老板，不妨也学学晋商，完完全全实行股份制，效果肯定不会是失望。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五种需要具体到企业环境里，具体到公司员工身上，就是需要老板与员工共同分享。当老板舍得付出，舍得与员工分享，员工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就从老板这里都得到了满足。员工出于感激，同时也因为害怕失去眼前所获得的一切，就会产生“自我实现的需要”，通过自我实现，为老板做更多的事，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贡献，回报老板。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企业的正向循环、良性循环。这应该是马斯洛理论在企业层面的恰当解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粤港商界奇人陈祖沛，其赫赫声名不亚于今天的霍英东、李嘉诚，也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代表进步的佼佼者。在经商过程中，他总是从大处着眼，不再看重蝇头小利。他处处与人方便，利益共享，因而使很多人成为他事业的忠诚伙伴。陈祖沛不仅对自己的合作伙伴如此，甚至对自己企业的普通员工，他也能做到利益的协调。陈祖沛在创办大成行后，推行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是崭新的制度--员工入股制度，使每个员工都成为企业的主人，共同分享企业的利益。
大成行的员工入股制在当时已经体现出多方面的好处：有利于筹集更多的资金，尽可能地扩大经营规模；收益共享，风险共担，使员工自觉关心企业的兴衰和盈亏；员工又是股东，他们自然能够当家做主，消除吃大锅饭的思想，上下协力，共谋企业的发展；职工同时又是股东，淡化了劳资关系的矛盾，上下关系相处融洽；员工觉得自己在有股份的企业中工作，心情比较舒畅，觉得有奔头，不想跳槽另起炉灶，使得企业的人才相对稳定。陈祖沛的这种利益共享的员工入股制度不仅给员工带来了好处，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他自己事业的成功。
现在民营企业大部分的分配制度是谁投资，谁收益，谁承担风险，这是工业化社会的财富分配制度。而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这种制度已不合时宜，中国民营企业面临最大的挑战正在于此。
慧聪公司总裁郭凡生曾经说过：“中关村企业有100万利润就分裂，有200万利润就打架，为什么做不大呢?原因就在于这个公司只有一个老板，老板拿走绝对的利益，而这个公司又不是靠老板的资本来推动发展的，当它的主体变为知识推动的时候，企业就要不断地分裂，所以中关村的企业做不大，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做不大。”
郭凡生创建的慧聪年产值早已过亿，在现代化的写字楼里拥有了上千平方米的办公面积，在全国各地还有数十家分公司，郭凡生也早就成了千万富翁。郭凡生创业的成功就在于懂得与众人分享。
慧聪是1991年创立的，起步投资只有14.8万元钱，他们的分配制度是股东分红30％，不持股的员工则分70％。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慧聪在不可能做大的行业里面做大了，成为这个行业的老大。上市后一夜之间创造了126个百万富翁，在一般企业里有一个、两个、三个老板，而在慧聪实际上有126个老板。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正泰集团的老总南存辉。正泰集团的成长历史就是修鞋匠南存辉不断股权分流的历史。在南存辉的发家史上，曾经进行过4次大规模的股权分流，从最初持股100%，到后来只持有正泰股权的28%，每一次当南存辉将自己的股权稀释，将自己的股权拿出来，分流到别人口袋里去的时候，都伴随着企业的高速成长。但是南存辉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亏，因为蛋糕做大了，自己的相对收益虽然少了，但是绝对收益却大大地提高了。
现在我们企业要想做强做大做久，应该借鉴晋商顶身股的先进经验，在激励约束机制和分配制度方面，要有革命性的根本改革。明清晋商红红火火达五个世纪之久，今天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目前，我们正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企业管理，从中可以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宝贵的经验，从而推进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重铸新晋商的辉煌，重铸新华商的辉煌。
二、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互周互济在激烈的竞争中，晋商深感“休戚与共，痛痒相关”的重要，为了应付“操赀交接，起落不常”的局面，迫切需要互通信息，互相支持，团结一致，共谋发展。平遥的李宏龄，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1.鼎力相助，忍耐相让
晋商少有因“内争”而两败俱伤的惨局，像前面所说的祁县乔氏家族内，始终能团结一致，共谋“做大”。同样，介休侯氏家族内兄弟分家后，各商号经营就有了差别，兄弟之间没有排挤和兼并，而是过些时间“重新混合而匀拨之”，“以有余补不足”，如此三分三合，在乡里传为佳话。
家族内长期能和睦相处，并不因分家或其他因素而内耗已属不易，商号和商号之间也能同舟共济，友好“相与”，那就更值得称道了。太谷曹家与祁县乔家和渠家都是明末清初崛起的巨商。由于各自发家的“根据地”不同，乔家和渠家在蒙古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在关东也办有许多商号；曹家在关东市场上处于明显的垄断地位。三家的票号各发行一种叫“钱帖子”的信用券。有一年，不知为何盛传乔家和渠家在关东发行的“钱帖子”贬值的谣言，一时挤兑成风。乔家和渠家面对被排挤出关东市场的危险，便亲自上门去信誉卓著的曹家求救。
本来，这正是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的天赐良机，曹家如果只表示爱莫能助，乔家和渠家就会被疯狂的挤兑风刮出关东，曹家就可实现独霸关东市场，这应该是曹家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宿愿。但在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与慷慨允诺、鼎力相助之间，曹家老板选择了后者。乔家和渠家渡过了难关，也自然不忘为曹家提供方便，这样以来，曹家与乔家和渠家的“钱帖子“都有了良好的信誉。
晋商重视稳妥经商，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大盛魁凡买大宗货，合价300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它。大盛魁对相与商号每逢账期予以宴请，表示厚待相与商号。
晋商一旦建立”相与“关系，则诚心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即使一方出现变故，另一方也要伸手相助、决不可落井下石，趁火打劫。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全凭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遇到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两万银元，同事们坚决拒绝，认为此款无法归还，王掌柜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那里还有天亨永呢?”
晋商在相互往来中，如果“相与”者一度占了便宜，也要尽量忍耐和相让，轻易不会诉诸于官司。“银子拿在相与者手里，总比花在衙门里强”。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如民国初年包头双盛公财东杨老五欠复盛全白银6万两，无法偿还，杨老五给复盛全财东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现洋1000元，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即算了结；广义恒绒毛店借复盛西5万元，仅以数千元的房产抵偿了事。
复字号晋商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舍钱买个厚道，不愿动不动打官司，舍钱买个害。这种恢宏气魄，大将风度，影响深远，其他商号每以能与复字号来往为荣。
2.团结一致，结帮挺进
商场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酷烈，但流血之痛、伤亡之惨并不比战场少见。晋商在这个“战场”上，结帮挺进俄罗斯，用一片片小小的茶叶为武器与俄商久久酣战，显示了必胜的信心和超凡的胆识。
中俄贸易向来以茶叶为大宗，由于茶叶已是俄罗斯人“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晋商才能通过恰克图贸易市茶与俄商获利。虽然从福建、江西及两湖产茶区长途北运的茶叶成本很高，既有采办费、运输费、库存费，还要交纳税银，但由于畅销不衰，用量巨大，茶叶生意获利依然高达成本的10倍以上!恰克图的晋商主要靠茶叶暴发，故也称为茶商。长期以来，他们不仅垄断了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而且还垄断了茶叶的生产、加工和运输，一条龙式的“流水作业”线，相当于晋商的生命线!但在鸦片战争后俄商手持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特权做的利刀，向晋商的后背刺来!断货源，把晋商逼向绝境!九省通衢汉口向为茶叶集散地，茶商众多，过去，一直是晋商垄断那里的茶叶市场。但俄商来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这仅仅是开始，那些大胡子、大鼻子、大个子的俄商脸上，已找不见在恰克图与晋商友好相处的表情了。从一个个趾高气扬中，就可看出他们的蛮横和霸道。他们运茶不够，还要办厂制茶。在汉口九江、福州都办了机械制砖茶厂，生产量和质量都很高，中国制茶业被沙俄所控制。恰克图晋商所办的商号纷纷倒闭，俄商又趁机倒账坑骗，使晋商损失极为惨重。
怎么办?一贯坚毅果敢、顽强进取、富有竞争经验的晋商不会轻易败退出茶叶大战。深谙“敌进我进”等兵法之道的晋商决计“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再由俄地与“西洋诸商”贸易。显然，这一极具国际眼光的行动对俄商深入内地、控制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侵略行径是有力的回击。“敌进我进”，同样去断俄商的后路，分割、占领其已有的茶叶市场。
当晋商到敌人后方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时候，俄商当然是不甘心向后退缩的。因此，在这一时期，中俄茶叶大战才真正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用酷烈二字来形容才算得上恰如其分。俄商恃强霸市，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与的种种特权做后盾，还有机械制茶的优势，似乎不可一世；晋商绝中求生，同仇敌恺，势在必胜，既有长期经营的经验，又有在产茶区和销售地形成的良好信誉，同时，晋商还得到了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清王朝减免税等优惠条件的支持，故晋商也信心百倍。
开始，在最初的几年里，由于晋商是轻车熟路，陆路运输还能保证货源，加之晋商所经营的砖茶早已形成了品牌，在俄罗斯茶叶市场上享有盛誉，同时“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卡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分割和占领了俄境相当大的茶叶市场。一时，俄商在争夺中顿显颓势，晋商重新在茶叶贸易中处于出超地位。
以往，人们往往只看见那些为民族独立和尊严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而忽视了那些在商战中同样力争苦战的商界精英们。晋商团结一致结帮挺进，能在中俄茶叶大战中力挫俄商，让人不能不敬佩其胆识和魄力。
3.晋商团结、互助、忍耐、相让的借鉴
晋商信守“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互周互济”，群体的辉煌既有天时、地利，更来自于人和。他们是保持我们民族传统美德最多的商帮，现代商人也应继承和发扬光大这种美德，它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对于一个健康的现代企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具有优秀素质的团队成员，拥有这些人才会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要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使企业成员形成为了企业的利益和目标相互协作、尽心尽力的意愿和作风，保持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统一从而实现组织高效率运作的理想工作状态。
金花集团是吴一坚从白手起家创办的，现在发展为国内知名企业，是广大员工艰苦奋斗、共同创造的结果，显示出群体意识对群体行为的巨大影响。金花集团老总吴一坚强调，企业要发展，必须依靠一支团结拼搏、奋发向上的员工队伍。人心齐，泰山移。内部的团结，思想的统一，人心的稳定极为重要，这样才能同心协力，克服困难，渡过危机。这里的统一意志，不是封建家长式的专制，而是高层次和内容上的意念统一。
晋商信守“鼎力相助，忍耐相让”，少有“内争”，对今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世界上的钱是赚不完的，双赢赚钱是经商的最大智慧。能照顾到对方利益，让别人有钱可赚，你自己才能够赚到钱。你让别人无钱可赚，别人就会堵你的赚钱之路，你也很难赚到钱。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
广东万和集团前身是帮万家乐做热水器零部件的小厂，如今已发展为大企业，万和热水器与消毒柜曾经双双获得全国销量第一。万和集团常务副总卢楚隆说：“万和这个词的本意就是成千上万个有共同理想的人团结起来干一番大事!也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意思。”除了万众一心之外，卢楚隆还认为“万和还应该是万事以和为贵”，虽然与万家乐在市场上竞争了这么多年，万和还是主动伸出橄榄枝，与万家乐和解。即使现在万和在总销量上已稳获全国第一名，也一直很低调。万和与供货商、经销商、竞争对手的关系都越来越好。对内万众一心，对外万事求和，这就是万和成功的企业文化。
商场竞争充满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能照顾到对方利益，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在这一点上，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香港《文汇报》曾刊登李嘉诚专访，主持人问：“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历那么多艰难风雨之后，您为什么对朋友甚至商业上的伙伴抱有十分的坦诚和磊落?”
李嘉诚答道：“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如果生意跑来找你，就容易做。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顾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老竞争对手怡和。李嘉诚鼎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击败置地购得中区新地王，并没为此而与纽璧坚、凯瑟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每一次战役后，他们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追随李嘉诚20多年的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商场上，人缘和朋友显得尤其重要。
实际上，善待他人，照顾到对方利益是生意场上交朋友的前提，诚实和信誉是交朋友的保证。正如在积累财富上创造了奇迹一样，李嘉诚的人缘之佳在险恶的商场同样创造了奇迹。有人说，李嘉诚生意场上的朋友多如繁星，几乎每一个有过一面之交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李嘉城在生意场上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老一代的商人都明白“做生意要照顾对方的利益”的道理。“不让人赚钱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这是旧中国的猪鬃大王古耕虞经常说的一句话。在商业社会，做生意总要有伙伴、有帮手、有朋友。你照顾了别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照顾了自己的利益。
因此，古耕虞反复解释：“同人往来，事先一定要好好算计，如何使自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无论怎样算来算去，一定要算得对方也能赚钱，不能叫他亏本。算得他亏本，下次他就不敢再同你打交道了。所以生意人绝对不能精明过了头。如果说商人的真理是赚钱，那么精明过了头，这个真理同样会变成荒谬。你到处让人家吃亏，就会到处都是你的冤家，到处打碎别人的饭碗，最后必然会把自己的饭碗也打碎。”
旧中国的火柴大王刘鸿先生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你要发大财，一定要让你的同行、你的跑街和经销人发小财。”“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可见，两位大商人心心相印是有道理的。
现代社会，商人要明白“合”与“同”的关系，商业伙伴之间最忌讳在有利可图时是一种“同”与“合”的关系，而一旦损及自己的利益时就变得“异”与“离”的关系，这是不可取的短视行为，也是没有商业道德的。在危难之时要不相弃离，共荣共存、同舟共济渡难关。
麦当劳连锁店的营销连锁观念是：供应商不仅能与连锁商一起“有福同享”，而且也能与他们“有难同当”。据说，麦当劳的供应商曾帮助麦当劳渡过了几次危机。
1973年联邦冻结薪资及物价，但没有限制农产品价格，肉价涨了，但是冻肉价格不准涨，麦当劳汉堡包中必不可失的肉饼(由冻肉做成)很可能缺货。麦当劳的一个肉品供应商罗特曼看出这一点，便提出警告说，全国的屠肉商很可能会因为亏本而停工，并提出一项新想法：由麦当劳下订单屠宰。麦当劳自己购买牛，而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屠宰商，屠宰商便不会因为无利可图而停工，其中的差额由麦当劳支付。
1973年夏，麦当劳采纳了罗特曼的建议，要求所有的连锁店提出8日营业额的5％，集合了500万美元。罗特曼拿着这笔钱，乘着麦当劳公司飞机，每星期旅行8500公里，在全国20间屠宰场之间奔走。在8个星期的冻结期间，他亲自检视76000头麦当劳订购的牛顺利屠宰完成，总共花去380万美元。
这项工作使麦当劳在各地市场、杂货店的肉柜几乎全空之际，仍然持货源不断。而由于麦当劳成为少数在美国仍然能吃到汉堡包的地方，营业额增加了近15％，完全赚回了所付的5％的成本，避免了危机。
后来，麦当劳公司董事长克罗克以15万美元的顾问费酬谢罗特曼。正是罗特曼提醒克罗克，他虽然帮助了麦当劳，更帮助了自己，因为他的生意完全依赖麦当劳。因此他象征性地收下了1美元。
供应商和连锁店建立的便是这种“1美元”的关系，而非“15万美元的关系。基于这种关系结构，才能共存共荣，”同偕白首难舍离“，没有一个可以凌驾于另一个之上。双方都是互相依赖的，要研究其中谁对谁赖更多并无实益。反过来，倒应注意他们的有所倚或者无所倚的关系。
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广泛的合作，互惠互利；不断地稳步成长。货品供应商、连锁店总部和各分店的人员，都是为满足顾客需要的整个动作过程的重要枢纽。他们互相配合，互有所倚，成就了”同谋共事“的不可分割的组分，实践着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相结合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