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徽商经营之道：商道六无货不居灵活多样
徽商的不断进取使徽州商帮发展成为了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商人群体，许多徽商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并不满足在某一行业中所取得的商业成就，而是利用其雄厚的资本积极开拓新的经营行业，寻找资本财富的新增长点。徽商经营地域之广，为当年商界之冠；经营行业之多，也居全国商帮之首，只要有利可图，无业不就，“无货不居”。
一、经营项目广泛，涉足各行各业徽商经营项目广泛，涉足各行各业：文房四宝、陶瓷、漆器、食盐、木材、典当、茶叶、布匹、丝绸、粮油、药材、茶馆、钱庄，以及南北杂货、京广百货等。商人“兼业”或“兼营“是徽州商帮中一个十分突出、而且较为普遍的现象，诸如两淮盐场的徽州盐商，把持了两淮盐业后，徽商又在典当、茶叶、木材诸行业呼风唤雨，形成了”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的鼎盛局面。
1.想赚钱去卖盐
食盐是人人都必需的消费品，明清时期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如能经营盐业必将获利丰厚。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
在清代，徽州盐商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非常细密。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
场商是寓居各盐场的商人，他们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是商人中直接控制盐业生产，并与灶户建立包销关系的一部分商人。他们利用贷本取利、压价收盐等手段盘剥灶户。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自行生产，牟取厚利。徽州场商人众，他们的经营对整个两淮盐商行销活动影响极大。
运商是专事办引销盐的商人，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最大。如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
明末以来，徽州盐商已形成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在两浙业盐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条件下，徽商中的”总商“所攫取的盐业高额利润是惊人的，因此积累的资本极其雄厚。时人有”江淮繁富，为天下冠“的说法，连万民之上的皇帝都眼红两淮大盐商，惊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2.要想富开典铺
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通常称之为”当铺“。典当业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典当业遍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城镇。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500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
长江以北，徽州典当商也很得势。北京和山东、福建、广东诸省都有过徽州典当商的踪迹。
徽州典商人数众多，大多是休宁人，并且出现不少典业世家，典铺分布广，典业规模大。
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加上世代相传，专业易精，讲求商业道德，徽州典商迅速发展。
在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好像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坚持”终岁不过什一“，”使得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程锁)“，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成了”累资万金“的富翁。
典当业风险较小、获利丰厚。当铺收当物件，首先要由当商进行估价，估价时当商都尽量压低该物件的实际价值，当物人明知估价过低，为了急于借贷银钱，也不敢争辩。当铺惯例，“值十当五”，即所当物件如果估价10两银子，只能借贷5两银子，这借出的银子又是按月计息的。贫穷者借了高利贷，哪里还会有“翻身”的机会，拿去典当的东西大多有去无回。
典当老板则是以半价形式变相收取各种抵押品，如果有人想赎回，则往往是要支付高于原价几倍的价钱。
典商因经营的不是一般商品，也不用担心随着市场行情的波动商品有积压贬值的风险。只有人求于己，罕有己求于人。另外，典业税额极低，一个有数千金至数万金资本的当铺，每年只纳数两典税。这种风险小、获利稳、税额低的行当，徽州人何乐而不为呢?明清时期，徽州人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典当业发展成为徽商四大店业(盐典茶木)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清代最盛名的钱庄当属胡雪岩的杭州阜康银号，胡雪岩先后在杭州、上海、宁波、福州、镇江、长沙、汉口设立钱庄20家，聚资2000多万两，时称全国第一大财东。
3.要发财贩木材
历史上徽人经营木业而出人头地者不乏其人，他们往往利用替宫廷采办木材的机缘，因致大富。如明万历年间修乾清宫、坤宁宫，徽州木商在北京大肆活动，利用采办官物，进行木材走私。
明朝天启年间，歙县西溪南人吴养春在黄山占有山场2400多亩，每年单木材一项收入就有几万两银子，天启皇帝在北京建宫殿都用了他的木材。再如，明崇祯七年工部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受命采购木材，诏赠“御商”。
徽州木商贸易的重点是将西南、福建、江西、徽宁的木材运往江南地区，因而长江沿岸的城镇是徽州木商活动的重要地点。南京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木材运往江南各地的最大中转站，徽州木商在此人数众多，资本十分雄厚，他们还在上新河一带建有徽州木商会馆。镇江是长江木材由运河北上南下的航运枢纽，苏州和杭州也是江南木材转运的重要基地。徽州木商在这些城市都有同业公所和会馆，并且他们的经商足迹还深入到邻近地区。
尽管在运输木材时，“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有很大风险，但徽商中经营木业的仍然很多，利润丰厚乃是其中的关键。木商们心里明白，只要他们善于经营，多能发家致富。
有个董姓商人运木时碰到涨水，木材漂失大半，他把剩下的小半出售后依然能够还本，如果不遭损失，这一趟经营下来，定是狠赚了一笔。
靠贩运木材发迹的徽州商人很多，他们经营一段时间后大多资本雄厚，所以徽州习惯上把盐商木商同等看待，以致流传这样的谚语：盐商木客，财大气粗。
4.做茶发财如去河滩拾卵石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以休歙所产的松罗茶最受消费者的欢迎。宋元以来，徽商就已开展以茶易米的活动，以补当地粮食的不足。歙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
明清之际，海内外饮茶风气普及，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徽商为之忙得不亦乐乎。于是茶叶贸易遂成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在从事茶叶贸易活动中，徽商多采取茶叶收购、加工、运输、销售的“一条龙”经营。
茶商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胜，主要在于读书明理，精于筹算；以义为利，财源不竭；审时度势，灵活经商；富而张儒，仕而护贾。著名的徽州茶商有谢正安、胡元龙、汪立政、吴荣寿等。
公元1875年(清光绪)歙县人谢正安(?~1910年)创办“谢裕大”茶行，在歙县漕溪(今黄山市徽州区富溪乡)收茶，制作“黄山毛峰”，并灵活运作茶叶出口贸易，美俄等国茶商纷纷争相订货，一时竞购者众，遂成达官贵人饮用和馈赠之珍品。此后远销关东、京、津、鲁各地，备受欢迎。于是，“黄山毛峰”香飘万里，一时声誉鹊起，被公认为绿茶中之极品。谢正安遂成徽州府五大茶商之首，皇清诰封奉政大夫、驰封朝议大夫，成为与外商交易时一位当朝的“红顶商人”。
祁门贵溪人胡元龙(1835~1924年)是第一家经营祁红的茶号，人称胡元龙为“祁红鼻祖”。
清光绪初年，绿茶滞销，胡元龙着手改良，试制祁红成功，并推广到历口等地。胡云龙的商号为“胡日顺”，英、美、法等国茶商多向其采购，雇佣的制茶工人也逐渐扩展到湖口等地，品质也得到提高。祁红与婺绿、徽州珠兰花茶、松萝等徽州名茶，在欧美等国际市场上久享盛誉，是出口茶之大宗。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
道光末年，绩溪人汪立政(1827~1895年)在上海城南创设“汪裕泰茶庄”。汪立政祖孙三代，历120年，先后在上海等地开设了茶庄、茶行、茶栈20余爿，久负盛名。慈禧太后重建颐和园祝六旬寿诞，“汪裕泰茶号”以“金山时雨”入贡。1915年汪裕泰精茶参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获金奖。
民国期间，歙县人吴荣寿在屯溪专制外销茶，先后在屯溪开设怡和、怡春、永源、华胜等18家茶号，年销数千担，最多时年销达二万担，几乎占“屯绿”外销总量之半数，被称为“茶叶大王”。吴荣寿另还开设吴益隆酱园，屯溪街上拥有店房数十幢，真是富甲乡里，煊赫一时。
5.粮业棉布制造巨富
粮业是徽商最早涉足的行业之一，早在盐商、典商还未兴起之时，徽州粮商就已活跃四方了。起初，徽州粮商是外采内销，从邻近州县采买粮食，在境内销售。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暑夏，黟县乃至整个皖南山区都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精明的胡贯三几年前就想到了“黟县缺米，皖南少粮”的问题，在鄱阳湖四周产粮地区，投资建起了一座座囤购大米的粮仓；在阊江流域，租下了一条条运粮船队；在黟县关麓的西武岭古道上雇了上百人的骡马大队。为做好这个庞大的运输队伍服务的茶馆饭店也相应发展起来，从江西贩粮到祁门、黟县、太平等地去出售，形成收购、运输、服务、出售一条龙。
这个不同寻常的场面，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胡贯三的经商观念和理财经验也日趋成熟和老练。这时，通过他人的举荐，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万安镇先去江西景德镇，而后又到鱼米之乡的鄱阳湖去闯**天下。从江西贩运大米来，又把皖南的土特产品运往江西出售，如此循环交流，薄利多销，资金运转快，效益也颇好。胡贯三一贯讲究商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至上。”居商无狡诈之心，秤平斗满，价格公道。丰年不压价伤农，灾年也能平价出售。
他很快赢得了声誉，为以后做更大的生意打下了基础。
到了明朝中叶，徽商的贩粮业开始是外采外销。当时湖广地区成为当时产粮大户，俗称“湖广熟，天下足”；而当时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地区，侧重于桑蚕的养殖，粮食主要靠外地贩入。西粮东运就成为当时的经济现象，徽商在这支运粮队伍中异常活跃，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
徽商一方面继续把粮食运回徽州销售，另一方面更多地参与沿江粮食贸易，从四川、湖广、江西等沿江区域采购大米运到江浙一带销售。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徽州的粮商信誉很好，获得了许多当地地方官的信任，每逢灾年，地方官常常委托徽商到外地采购粮食。
徽州粮商在贸易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一是粮食经营与食盐经营相结合，二是粮食经营与棉布经营相结合。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
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清末民初民族资本家休宁县城人汪宽也(1866~1924年)被聘为“祥泰布庄”管事，他精心运筹，严把质量关，并从休宁聘请名染匠精染，使布匹的质量超过赫赫有名的“阴丹士林”布。
数年后，“祥泰”毛蓝布以质优价廉畅销全国，并出口东南亚和法国，“祥泰布庄”因此跃居全国同业之冠，盈利丰厚，股东汪厚庄也由此成为休宁首富。
汪宽也经营“祥泰”成功之后，经过同股东的协商，先后在上海开设聚生钱庄、祥生钱庄、振大典当铺、鸿济典当铺等机构，曾经在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资金缺乏时，一次贷给荣家纹银10余万两，使荣氏家族得以振兴。
6.墨店药店大有钱赚
绩溪是徽墨发祥地之一，绩溪人操墨业始于宋代，清代到民国为全盛时期，其中以上庄人从事墨业的最多，世代相沿，良师辈出。墨业名店名家迭起，店号几遍全国。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尚田人汪近圣于歙县县城创设鉴古斋墨店。汪氏创“黄山图”、“新安大好山水图”等御制集锦墨10余套，成为徽州墨界的佼佼者。汪近圣之子汪惟高于乾隆六年(1741年)被清廷选召皇宫教习制作宫廷用墨，因此鉴古斋徽墨誉满京都。
八都上庄的胡天注于乾隆三十年于屯溪租营汪启茂的彩章墨店。其次子胡开文14岁随父经营墨业。至乾隆四十七年，胡天注承顶汪启茂休宁屯溪店业，改店号为胡开文。嘉庆初年胡开文继承休宁的胡开文店，其子孙将墨业迅速扩展至芜湖、南京、扬州、苏州、武汉、九江、长沙、安庆等地，墨店增加10数爿。
胡开文墨店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早年老店的习俗相沿，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为提高效益，凡事注重勤俭，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将“人无笑脸休开店，货不停留利自生”奉为经营的信条，不愿放走一位顾客，也不愿少做一笔生意。保证产品质量，做到价格合理，物美价廉，诚信朋服务，薄利多销。因其品质优良，“胡开文”这块金字招牌历百余年而不衰。
下面说说徽商经营的国药业。国药业主要是绩溪人旅外所经营，主要设肆于江苏及浙江的淳安、杭州、兰溪、溧阳、扬州、宣城、屯溪等县市。同治十三年(1872年)绩溪胡里人胡雪岩在杭州吴山下创胡庆余堂国药号，与北京同仁堂齐名。同年八都宅坦人胡士奎在兰溪开办一元堂和太乙堂药店，经营方式为坐堂接诊兼售中成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洪州人程宗亮于遂安县狮城镇设长春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华阳镇黄敬堂在溧阳城内创黄义兴药店并设立了分号，稍后板桥村的叶德松也在溧阳开办万年**堂。
除了绩溪人外，休宁县人也有经营药店的。同治二年(1863年)休宁县人程德宗、邵运仁创办“同德仁”中药店，店名“同德仁”，取两人名字中各一字，寓“同心同德”之意。如今，“同德仁”仍高悬在屯溪老街这一百年老店的门楼上。
胡雪岩在杭州创办的“胡庆余堂国药号”至今犹存，成为国药老字号。胡庆余堂初创之际，胡雪岩不惜重金聘请江南名医和著名药剂研制专家，精心配制400多种中成药，并雇人穿“胡庆余堂”字号的甲马，停立杭州名要道，施药于百姓。胡雪岩的这一系列活动，使“胡庆余堂”名声大振，其经营手法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胡庆余堂药店所制“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紫雪丹”、“胡氏辟瘟丹”等药品畅销全国，成为驰名中外的中药老店铺。在这一点上，胡雪岩为发掘中国药学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经商方式多样，资本运用灵活徽商经商方式多种多样：走贩(长途贩运)、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开张(广设典肆，开展竞争)、质剂(经营典铺)、回易(以多易鲜)。徽商资本筹措和运用也很灵活多样化，主要类型有自由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经营相结合等。
1.长途贩运获利丰厚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必然会出现物产此丰彼歉、物价此贵彼贱的现象。徽商利用这一市场运行特点，大多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徽商的大笔资产主要是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取得的，长途商品贩运活动是这种不等价交换的一个重要途径。
徽商经营的几个主要行业如盐、典、茶、木、粮、布等业，除典业外无不是转迁四方、长途贩运的。他们把江浙一带的棉布、丝绸，徽州的茶叶、竹木运销到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贩运到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销到江南，把江南的物产又运销到北方。正是在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流通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休宁人查杰，13岁丧父，祖上留下的遗产又被他人侵吞，他同母亲、弟弟生活极为艰苦。后来，他投亲靠友到了芜湖，发现芜湖水陆交通都极为便利，是转运商品的天赐“宝地”。于是，他以芜湖为基地，往来于浙江、扬州、湖北各地，从事商品贩运活动。这一干就是30年，果然成了大富商，当初和他一起出来闯天下的伙伴们，无不高抬拇指，啧啧称赞。
商业贸易，高利润与高风险总是相伴而生。长途贩运获利丰厚，但它的风险却很大。走江湖有风波之险，行陆地有盗贼之患，沿途中的种种关卡勒索更使商人难于应付。史书曾载：在战乱期间，有一处城镇被攻破，敌军撤走后，城里逃难的民众纷纷返回。许多商贾以为这是做生意的良机，便合伙搭船前往。有个徽商到了城镇后，急忙将带去的货物降价处理，匆匆忙忙买了一批豆粮就离城而去。几天后该城再次陷落，其他同去的商人无一生还。
可见，长途贩运利润虽丰厚，但商人也常有死于非命的。然而，求利心切、想赚大钱的徽州商人往往还是不畏艰苦、不辞辛劳，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种“日行恐恐，夜泊惶惶”的活动之中。
2.储饶以待乏，囤积以居奇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季节生产与常年消费的矛盾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商品的季节差价日益扩大，从而为商人的囤积居奇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事囤积的商人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储饶以待乏，一种是囤积以居奇。前者通过观察和预测市场行情的变化，在商品供大于求，价格相对低廉时进行储备；在商品需求激增，供不应求，价格相对高涨时予以出售，从供求差价或丰歉差价中实现相对多的利润。
储今日之饶，以待他日之乏，这是一种长远的经营策略，商人获取的利润是一种正当的价格差价。这与囤积以居奇乘小民之急进行投机倒把，有意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以牟取暴利的行为有实质性的区别。这两种囤积的商人在徽商中都有。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苏州大旱，粮食短缺，米价腾贵，每斗市价150钱。这时有个徽商从湖广贩米至苏州，如果按当时价格发卖，他已经可以获利四倍了。该商犹不满足，便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粮价继续上涨。这是一种典型的投机牟利的囤积居奇之商。
与此相反，清乾隆十六年(1745年)，徽州年荒米贵，歙县商人喻起钟将其在浙江兰溪储存的500斛米运到了徽州。有人劝他囤积其货，“使价腾踊”然后再抛售，则可获暴利。喻起钟不听，且按当时的价格出售了这批粮食，以缓解乡里粮食短缺的困顿局面。喻起钟在这批粮食的贸易中肯定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是正常的价格差价，与前面那个徽州粮商可获利四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价的做法是迥然有别的。
徽州的囤积商人为了能及时了解行情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往往将“囤积”和“走贩”结合起来经营。他们或者在商品的产地定居下来，囤积商品，等待时机再运往他处销售；或者将商品运往销售地囤积，等待时机在本地销售。
休宁程守仪同他的哥哥经商于楚，他们一人坐贾囤积，一人行商贩运，分工协作，同甘共苦，结果三年以后，成为巨富。歙县方汝梓与其弟经商于青、齐、梁、宋之间，把商品贩运活动和囤积居奇结合起来，结果也是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积越厚。由此看来，“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的捷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浙一带的徽州囤积商人为了扩大其囤积规模，有时还同典铺串通一气，大搞囤当活动。他们事先跟典商讲定较低的利息，每当粮、棉、蚕丝上市时，便乘贱收购，当进典铺，取出质钱，再买再当。在典铺资金的融通下，囤商的一两本钱，往往可以买到价值数两银子的货物。待到市价上涨时，囤商便陆续赎出货物，高价出售。这种活动使典商囤商共享厚利，而小农则深受其害。
总之，徽州商人善于从事囤积活动，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其经营规模，通过盘剥小民获取丰厚的利润。正因为如此，万历《歙志》中把“走贩”列为徽商的第一个重要经营方式，而将“囤积”列为徽商的第二个重要经营方式。
3.资本运作方式灵活多样化
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采取的资本运作方式十分灵活多样化。徽商在从商之初大都采用贷资经营、合资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
采取贷资经营方式的，其借贷活动一般都在同乡同族之间或徽州商帮内部，债权人往往念及乡族之谊，给债务人很低利息的贷款以进行资助和救济，因而债务人的负担较小。
合资经营是乡族宗亲之间通过投资入股，再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分摊给大家，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
还有些徽州人虽具有经营才能，但却苦于没有资本，只好通过出售服务，运营至亲好友委托给他的资本。在这种委托经营方式下，盈亏都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被委托人的风险较小，但须努力盈利以赚取酬金来积累资本。
从以上三种方式可以看出，对于创业之初自有资本较少的徽州商人，他们通过低息贷款、与人合资及出售服务等方式，既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资本将其经营规模扩大，又只需承担少量风险，这是十分有利于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其商业才能而经商盈利的。
经商致富的徽州商人常常将大量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如徽商开设的茶行，在毛茶的收购季节将大量资金贷给急需资金的徽州茶商，之后又代理销售茶商加工好的茶叶。有些徽商是用大量资本转来经营典当业，他们利用这些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当铺一方面大量赚取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钱，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扶持了徽州粮商。
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商人通过多种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将相互间的商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进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