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老徐说准了，笑道：“我说不用着急吧？走，我们下山坐茶馆去。”胡玉花将嘴一撅，头又一扭道：“你怕我们这唱花旦的孩子，还不够招摇撞骗的，还要坐茶馆去卖相呢。”杨艳华皱了眉道：“你这嘴实在是没有一点顾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真是糟糕。”老徐笑道：“你们在台上不怕人看，在台下就怕人看吗？”杨艳华道：“真的，我要和李先生借几本小说书看。你在那里喝茶，回头我就来，我也正有事和你商量。”老徐眯了眼，笑着将马牙齿全露了出来，点着头道：“我恭候不误。”杨艳华对于他的话，根本没有加以理会，转身就向山坡下面走。这里一条路，直通木板桥上去，这是通到李南泉家里去的。他站在路头上踌躇了一会子，却没有跟着走。她到了那屋子走廊上，看到李先生不曾下来，就回转身来，向他招着手笑道：“你来呀，我等着你呢。”李南泉笑道：“请你等一等，解除了，我得去到洞子里去接我太太。真是对不起，请你在走廊上等一下。那里不也是很阴凉的吗？”他这样说着，才转回身去，却看到太太衣服上，沾了许多污泥，一手提着布包袱，一手牵着玲儿，脸上现出十分疲倦的样子。已是悄悄地站在身边。她微笑着道：“你有先知之明，知道今日敌机不会来，在家里招待上宾。”李南泉要说什么，看那三位坤伶，都站在走廊上望着自己。若不辩白吧，这又实在是一桩冤枉。因笑道：“我正要去接你呢！你倒是回来了。”
李太太笑道：“你还是招待客要紧。天天跑警报，你接过我几回？”李先生觉得夫人这话，充分地带着酸味。所幸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倒未必为杨艳华所听见，只好不作声。那杨小姐倒毫不介意，在走廊上说了句“李太太回来了”，就迎接过来。她看到李太太牵着小玲儿，又提了包袱，便笑道：“李太太，你是太累了。警报真是害人。”说着，人已走近。李太太点着头笑道：“失迎得很，难得来的，坐会儿罢，咱们聊聊天。咱们这北京妞究竟说得来。”杨艳华蹲下地去，两手搂着小玲儿，笑道：“你认不认得我？”小玲儿将手摸了摸她的小辫子，笑道：“我怎么不认得你？你是杨艳华。那个是胡玉花，那个是王少亭。”说着，她把小手指着走廊另两个坤伶。李太太笑道：“这孩子没大没小，叫姨妈。”杨艳华笑道：“这小妹妹真有意思，李先生常带她去听戏。小妹妹，你会不会唱？”小玲儿将两只小手摸了杨小姐的脸，笑道：“我会唱苏三。”说着，将右手比了个小兰花形，头一扭，扭得童发一掀，她学着小旦腔唱道：“苏三离了红的县，将身来在大姐前。”李南泉拍着手哈哈大笑。小玲儿指着她爸爸道：“哼！唱对了，你就笑。今天晚上，该带我去听戏吧？”
李南泉道：“好的，你拜杨姨作老师。”杨艳华牵着她的小手向家里引，笑道：“拜我作老师，别折死我。这孩子挺聪明的，别跟我们这没出息的人学，好好念书，作个女学士。实不相瞒，我还想拜李太太作老师呢。老师，你收不收我这个唱戏的作学生？”说时，回过头来望着李太太。这句话说得李太太非常高兴，她笑道：“杨小姐，你说这话，就不怕折死我吗？就是那话，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咱们交个朋友，这没有什么。”她在高兴之余，赶快在身上掏出了钥匙，将门开着，把三位女宾引了进去，那王嫂也提着包袱，引着孩子回来了。李太太笑道：“快烧开水罢。”杨艳华道：“逃警报回来，怪累的，休息休息，别张罗。”李太太道：“我们是没什么招待，只好是客来茶当酒。”胡玉花向同伴笑道：“李太太是个雅人，你看她，全是出口成章。”李太太笑道：“雅人？雅人的家里，会搞得像鸡窝一样？我也是无聊，近日来日子长，常跟着我们这位老师念几句旧诗。”说着向李南泉笑着一努嘴。杨艳华笑道：“李先生，你们府上是反串《得意缘》，太太给先生作徒弟的。”他笑道：“家庭的事，你们作小姐的人是不知道的。我有时照样拜太太作老师。”他说着话，正在把太太躲警报的东西，一样样地向后面屋子里送。那个唱小生的王少亭，倒是不大爱说话的人，看了只是抿嘴微笑。杨艳华道：“你笑什么？”她低声笑着道：“你这才应该学着一点吧！你看李太太和李先生的爱情是多么浓厚。”
这轻轻的言语，恰恰女主人听到了，她笑道：“这根本谈不上，我们已是老夫老妻，孩子一大群。”她说着话时，将靠墙桌上反盖着的几只粗瓷茶杯，一齐顺了过来。杨艳华道：“你还是别张罗，我们马上就走。来此并无别事，和您借几本小说书看看。料无推辞的了。”李太太笑道：“杨小姐三句话不离本行，满口戏词儿。”她笑道：“真是糟糕，说惯了，一溜就出了嘴。有道是……”她立刻将手蒙了嘴，把话没说下去。胡玉花笑道：“差不点儿，又是一句戏词。”于是大家全笑了；李先生在里面屋子里，也笑了出来。李太太在一种欢愉心情下，指着竹制书架子笑道：“最下那一层堆着的，全是小说，三位小姐自己拿罢。”杨艳华先道了声谢，然后在书架子上挑好了两套书放在桌上。因道：“李太太，我绝对负责，全书原样归还，一页不少。”李太太笑道：“少了也不要紧，咱们来个交换条件，你把《宝莲灯》给我教会。”杨艳华道：“这还成问题吗？只要你有工夫，随便哪天，您一叫我我就来。”李先生笑道：“杨老板，你若给我太太说青衣，你得顺便教给我胡子。”太太玩票，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和别人配戏。”李太太笑道：“你听听，他可自负得了不得，我学戏是专门和她当配角的。”胡玉花摇摇头道：“那倒不是，李先生是怕人家占去了便宜。其实那是无所谓的。我们在台上，今天当这个人的小姐，明天当那个人的夫人，我还是我，谁也没沾去我一块肉。怕人家占便宜就别唱戏。唱戏就不怕人家占便宜。”杨艳华站在一边，只管把眼瞪着她。但是她全不理会，还是一口气要把话来说完。杨艳华将书夹在腋下，将脚微微一顿道：“走罢！瞧你。”胡玉花向李氏夫妇道着“再见”，先走了。主人夫妇将三位坤伶送走了，还站在走廊上看她们的背影。那邻居吴教授，敞开了身上的短袖子衬衫，将一条半旧毛巾塞到衣服里去擦汗，口里不住地哼。
李先生笑道：“吴先生可累着了。”他叹了口气道：“俺就是这份苦命，没得话说。”说着，他一笑道：“俺就爱听个北京小妞儿说话。杨艳华在你屋子里说话，好像是戏台上说戏词儿，俺也忘了累了，出来听听，不巧得很啦！她又走了。俺在济南府，星期天没个事儿，就是上趵突泉听京韵大鼓。”吴太太在她自己屋子里插嘴道：“俺说，伲小声点儿吧，人家还没走远咧！这么大岁数，甚么意思？”吴先生擦着汗，还不住地摇着头，咬了牙笑。李太太道：“吴先生这一笑，大有文章。”他笑道：“俺说句笑话儿，她都有点儿酸意。李太太，你是开明分子，唱戏的女孩子到你府上来，你满不在乎。”李太太还不曾答言，隔壁邻居奚太太走过来了。她头上扎了两只老鼠尾巴的小辫子，身上新换了一件八成旧的蓝花点子洋纱长衫。光着脚，踏着一双丈夫的漆皮拖鞋，滴答滴答，响着过来，像是刚洗过澡的样子。她笑道：“李太太是老好先生，我常要打抱不平；她是受压迫的分子。”李先生抱着拳头拱拱手笑道：“高邻！这个我受不了。当面挑拨，我很难说话。奚先生面前，我也会报复的。”奚太太将头一昂道：“那不是吹，你报复不了。老奚见了我，像耗子见了猫一样。”那位吴先生在走廊那头，还是左手牵着衬衫。右手拿着毛巾擦汗。又是咬着牙，捻着花白胡桩子笑。奚太太立刻也就更正着道：“也并不是说他怕我。我在他家作贤妻良母，一点嗜好都没有，他不能不敬重我。”
李太太笑着，并不曾答一句话，转身就要向屋子里走。奚太太抢着跑过来几步，一把将她的衣服抓住，笑道：“老李，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不要紧，我们妇女们联合起来。”她说时，把左手捏了个拳头举了一举。李太太被她扭住了，可不能再置之不理，因站定了笑道：“你说的话，我完全赞同。不过受压迫，倒也不至于。我们两口子，谁不压迫谁。唯其是谁不压迫谁，半斤碰八两，常常抬杠。”奚太太随着她说话，就一路走到她屋子里去。李南泉将两手背在身后，还是在走廊上来回地走着。吴先生向他招了两招手，又点点头。李先生走了过去，吴先生轻轻道：“这位太太，锐不可当！”李南泉笑道：“那倒没有什么。躲了大半天的警报，早上一点东西没吃，而且每天早上应当灌足的那两杯浓茶，也没有过瘾。”他正说到这里，佣人王嫂，一手端了一碗菜，走将过来，笑道：“就吃晌午了，但是没有啥子好菜。”李先生看时，她左手那碗是黄澄澄的倭瓜块子，右手那碗，是煮的老豌豆，不过豌豆上铺了几条青椒丝，颜色倒是调合的。他正待摇摇头，大儿子小白儿，拿了一张钞票，由屋子里跑了出来。便叫住道：“又跑，躲警报还不够累的。”小白儿望了父亲道：“这又怪人，妈妈说，老倭瓜你不吃的，老豌豆又不下饭，叫我去给你买半斤切面来煮得吃。还有两个鸡蛋呢。”
李南泉心里**漾了一下，立刻想到太太对奚太太这个答复，实在让人太感激了。他怔了一怔，站着没有说出话来。小白儿道：“爸爸，你还要什么，要不要带一包狗屁回来？”吴春圃还在走廊上，笑道：“这孩子不怕爸爸了，和爸爸开玩笑。”李南泉笑道：“他并非开玩笑，他说的狗屁，是神童牌纸烟的代名词。”因向小白儿道：“什么也不用买，你回去吃饭。刚刚由防空洞里出来，又去上街。”小白儿踌躇了一会子，因道：“钱都拿在手上，又不去买了。”李南泉道：“我明白你的用意，一定是你妈答应剩下的钱给你买零嘴吃，你不用跑，那份钱还是给你。进去吃饭罢。”小白儿将手上的钞票举了一举道：“那我拿去了。”说毕，笑着一跳，跳到屋子里去了。李先生站在走廊上，听到奚太太在屋子里唧哩呱啦地谈话，便来回地徘徊着，不肯进去。奚太太在屋子里隔了玻璃窗，看到他的行动，便抬着手招了两招，笑着叫道：“李先生，你怎么不进来吃饭？你讲一点男女授受不亲吗？”他没法子，只好进屋子去。太太带了孩子，已是围了桌子吃饭。奚太太伏在小白儿椅子背上，看了大家吃饭，笑道：“李先生，你这样子吃苦，是你当年在上海想不到的事情吧？”李南泉道：“这也不算苦。当年确曾想到，想到的苦，或者还不止是这样。但那并没有关系。怎么着也比在前线的士兵舒服些。你看对面山上那个人。”说着，他向窗子外一指。
大家向窗外看时。见一位穿蓝布大褂，架着宽边眼镜的人，从山路上过去。他左手提着一只旧麻布口袋，右手提着一只篮子，走了一截路，就把东西放在路边上，站在路头，只管擦汗。李太太道：“那不是杨教授？”李南泉道：“是他呀！我真同情他，自己五十多岁了，上面还有一位年将八旬的老母。下面是孩子一大堆。他挣的薪水，只够全家半月的粮食。他没法子，让太太上合作社，给人作女工缝衣服。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上山砍柴，回家种菜。他自己是到学校扛平价米回家。为了省那几个脚力钱，把自己累成这个样子。你看，那篮子里，不就是平价米？”奚太太道：“这个我倒知道，这位杨教授，实在是阿弥陀佛的人，穷到这样，他没有和亲戚朋友借过一回钱。上半年，他老太太病了，他把身上一件羊皮袍子脱下来，叫他的孩子，扛到街上卖。自己出面，怕丢了教授们的脸，不出面，又怕孩子们卖东西，会上人家的当，自己穿件薄棉袍子，远远地站在人家屋檐下看着。我实在不过意，我送了一点东西，给他老太太吃。”李南泉道：“奚太太是见义勇为的人，你送了他什么呢？”奚太太踌躇了一会子，笑道：“那也不过是给她一点精神上的安慰罢了。”说到这里，正好她最喜欢的小儿子，站在门口，插言道：“那回是我去的。妈妈装了一酒杯子白糖，还有两个鸡蛋。”奚太太道：“胡说，一酒杯子？足足有三四两呢。快吃饭了，回去罢！”说着，她牵着孩子走了。
李先生站在桌子边，不由得深深地皱起眉头子。太太道：“叫孩子买面煮给你吃，你又不干；吃饭，嫌菜太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别扭。”他半鞠着一个躬笑道：“太太你别生气，我们成日成夜的因小误会而抬杠，什么意思？”李太太把双竹筷子插在黄米饭里，两手扶了桌沿，沉着脸道：“你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歹。奚太太一走，你就板着那难看的面孔。她无论说什么，我也没有听一句，你生什么气？”李先生笑道：“言重一点儿吧？太太！不过，这句骂，我是乐于接受的。这是《红楼梦》上姑娘们口里的话。凭这一点，我知道你读书大有进步，所以人家说你出口成章。但是你究竟是误会。刚才，也许是我脸色有点不大好看。你要知道，那是我说她夸张得没有道理。送人家一酒杯白糖，两个鸡蛋，这还值得告诉邻居吗？你为人可和她相反，家里穷得没米下锅，只要人家开口，说不定你会把那口锅送人。你是北平人说的话，穷大手儿。”李太太的脸色，有点和缓过来了，可是还不曾笑。李先生站在屋子中间，躬身一揖，操着戏白谴：“卑人这厢有礼了。”李太太软了口气，笑着扶起筷子来吃饭，摇摇头道：“对付你这种人，实在没有办法。”吴教授在外插言笑道：“好嘛！你两口子在家里排戏了。”李先生笑道：“我们日夜尽抬杠，我不能不装个小丑来解围。”说着，走出门来，见吴先生扣着衬衫纽扣，手下夹了条扁担，向走廊外走。那扛米的杨先生在隔溪岸上道：“咦，居然有扁担。”吴先生举着扁担笑道：“现在当大学教授，有个不带扁担的吗？”
李南泉笑道：“吴先生这话，相当幽默。”他笑道：“俺也是套着戏词儿来的，《双摇会》里的高邻，他说啦，劝架有不带骰子的吗？”他说着，那是格外带劲，把扁担扛在肩上。那位扛米的教授，倒还不失了他的斯文一派，放下米袋米篮子，就把卷起的蓝布长衫放下，那副大框子老花眼镜，却还端端正正架在鼻梁上。他向吴先生拱了两拱手笑道：“不敢当！不敢当！”吴教授道：“赶上这份年月，咱不论什么全要来。”说着，操了句川语道：“啥子不敢当？来罢？”说着，把扁担向口袋里一伸，然后把那盛米的篮子柄，也穿着向扁担上一套，笑道：“来罢？仁兄，咱俩合作一次，你是子路负米，俺是陶侃运甓。”那位杨教授弯着腰将扁担放在肩上。吴先生倒是个老内行，蹲着两腿，将肩膀顶了扁担头，手扶着米袋。杨教授撑起腰之后，他才起身。可是这位杨先生的肩膀，没有受多少训练，扁担在蓝布大褂上一滑，篮子晃了两晃，里面的米，就唆的一声，泼了不少在地面。吴教授用山东腔连续地道：“可糟咧糕啦！可糟咧糕啦！放下罢，放下罢，俺的老夫子。”杨教授倒是不慌不忙蹲着腿，将担子卸下。回头看时，米大部分泼在路面石板上，两手扶了扶鼻梁上的大框眼镜，拱着拳头道：“没关系，没关系，捧到篮子里去就是了。”吴春圃道：“不行，咱脑汁同血汗换来的平价米，不能够随便扔了。”他看到李南泉还在走廊上，这就抬起手来，向他招了两招笑道：“李兄，你也来，大家凑份儿热闹。我知道你家买得有扫帚，请拿了来。”
李南泉也是十二分同情这位杨教授的，说了声“有的”。在家里找着那把扫帚，立刻亲自送到隔溪山路上来。杨先生拱了两手长衫袖子，连说了几声谢，然后才接过扫帚去。吴先生笑道：“李先生，还得你跑一趟。没有簸箕，这米还是弄不起来。”杨先生弯下腰去，将左手先扶了一扶大框眼镜，然后把扫帚轻轻在石板拭着，将洒的零碎米，一齐扫到米堆边，一面摇着头道：“不用不用，我两只手就是簸箕，把米捧到篮子里去就是。”吴春圃笑道：“杨先生，你不行，这样斯斯文文的，米在石头缝里，你扫不出来。”李南泉因他说不用簸箕，并未走开，这就笑道：“这就叫斯文扫地了。”这么一提，杨、吴两个恍然大悟，也都哄然一声笑着。杨先生蹲在地面，他原是牵起长衫下襟摆，夹在前面腿缝里的。他笑得周身颤动之后，衣襟下摆，也就落在地上。吴教授笑道：“仁兄这已经够斯文扫地的了，你还要把我们这大学教授一块招牌放到地下去磨石头。”杨先生看了这泼洒的米，除了中间一堆，四处的零碎米粒，在人行路的石板上，占了很大的面积。若是要扫得一粒不留，那就不知道要扫起好多灰土来。这就把扫帚放下，两手合着掌，将小米堆上的米粒捧起，向篮子里放去。恰是这路面上有块尖嘴石头，当他两手平放了向米堆上捧着米的时候，那石尖在他背上重重划了一下，划出一道很深的血痕。
李先生道：“出血了，我去找块布来，给你包上罢！”杨先生道：“没关系，流点汗，再流点血，这平价米吃得才够味。”说着，他在衣袋里掏出一条成了灰色的布手绢，将手背立刻包扎起来。站起后扶着扁担，向吴先生道：“不到半升米，牺牲了罢！不过我们的血汗，虽不值钱，农人的血汗是值钱的。一粒米由栽秧到剥糠壳，经过多少手续。你家不是养有鸡吗？你可以吩咐你少爷，把家里鸡捉两只来这里吃米。不然这山路上的人来往地踩着，也作孽得很。”吴春圃道：“你这话有理之至。就是那么办。”李南泉笑道：“那我还要建议一下。既然这粮食是给鸡吃的，就不怕会扫起了沙土，你两位可以抬米走。我来斯文扫地一下，把这米扫起。用簸箕送到吴先生家里去。这点爱惜物资的工作，我们来共同负担。”吴先生笑道：“那么，我家的鸡，未免不劳而获了。”李南泉笑道：“它有报酬的。将来下了鸡蛋，你送我两个，这斯文扫地的工作，就没有白费了。”于是三位先生哈哈一笑，分途工作。李南泉在家里找了簸箕来，把米扫到那里面去。正是巧得很，就在这个当儿，城里来了四位嘉宾。两男两女，男的是穿了西服，女的是穿了白花绸长衫，赤脚蹬着漏花帮子高跟皮鞋，她们自然是烫了发，而且是一脸的胭脂粉。两位男士，各撑着一柄花纸伞，给女宾挡了阳光。李南泉并没有理会，拖着身上的旧蓝布长衫，继续在扫地。其中一位女宾，“咦”了一声道：“那不就是李先生？”
李先生回头看时，手提了扫帚站起来，点着头笑道：“原来是金钱两位经理！这位是金夫人，这位是……？”他说着，望了后面一位穿白底红花绸长衫的女人，再点了个头。后面那位穿法兰绒西服的汉子笑道：“这位是米小姐，慕名而来。”李先生道：“不敢当，金钱二位，要到茅舍里坐坐吗？”那位金经理，是黄黑的面孔，长长的脸，高着鼻子，那长长的颈脖子，在衬衫领上露出肉来，也是黑的，和他那白哔叽西服，正是相映成趣。在他的西服的小口袋里，露出了一串金表练，黄澄澄的，在他身上添了一分富贵气，也就添了一分俗气。他笑道：“老钱，我们不该同来。我们凑在一处，恰好是金钱二字，乐得李先生开我们的玩笑。”钱经理笑道：“那也好，金钱送到李先生家里去，给李先生添点彩头。”李先生将扫帚向隔沟的草屋一指，笑道：“那就请罢！”说毕，他依然把地下那些碎米，扫到簸箕里去。两手捧着扫帚簸箕，在前引路。那米小姐和金太太对于慕名来访的李先生，竟是一位自己扫米的人，不但失望，还觉有点奇怪，彼此对看了一下。李先生倒没有加以理会，先将米送到吴家去，然后引了四位嘉宾进屋。李太太将孩子交给王嫂带走了。自己也是在收拾饭后的屋子，舀了一木盆水，揩抹桌凳。看到两位西装客，引两位摩登女人进来，透着有点尴尬，便点着头笑道：“请坐请坐，我们是难民区，不要见笑。”
女人是最爱估量女人的。这两位女宾对女主人也看了一看。见她苗条的个子，穿件旧浅蓝布长衫，还是没有一点皱纹；脸上虽没有抹上脂粉，眉清目秀，还不带乡上黄脸婆的样子。和这位拿扫帚的男主人显然不是一个姿态。将首先不良的印象，就略微改善了一点。那位金经理夫人，说口上海普通话，倒是善于言辞的，点着头道：“我们是慕名而来，来得太冒昧了。”李南泉对于他所说，根本不能相信。他心里猜着两件事：第一，他们想在此地找间房子避暑带躲警报。第二，他们在买卖上，有什么要利用之处，自己又是最怕这类国难富商的，也就只得含糊着接受这客气的言辞。分别让着来宾在竹椅旧木凳上坐下，先笑道：“对不起，我不敢给客人敬纸烟。因为我的纸烟，让我惭愧得拿不出来。”金先生笑着说声“我有我有”，就在西服怀里，把镶金扁平纸烟盒子取出。他将手一按小弹簧，盒子盖儿自开，托着送到主人面前，笑道：“来一支，这是香港货，最近运进来的，还很新鲜。”主人接过烟，钱先生就在身上掏出了打火机，来给点烟。主人答道：“当然这也是香港来的了。我很羡慕你们全身都是香港货。”钱先生道：“像李先生这样的文人，又不当公务员，最好就住在香港，何必到重庆来吃苦。而且是成天躲警报，太犯不上。”
李南泉点着头笑道：“你这话是对的，不过这也各有各的看法。大家看着香港是甜，重庆是苦；也许有人认为重庆是甜，香港是苦；就算重庆苦罢！这苦就有人愿意吃。比如苦瓜这样菜，也有人专爱吃的，就是这档子道理。”李太太听他说到这里，恐怕话说下去，更为严重，这是人家专诚拜访的人所受不了的。便插嘴笑道：“其实我们也是愿意去香港的，可是大小一家人，怎么走得了？老早是错过了这个机会，现在也就不能谈了。你们府上住在哪里？金太太，有好的防空洞吗？”她故意把话闪开。金太太道：“我们住在那岸，家里倒是有个洞子，不过城里受炸的时候，响声还是很大。这些时候，空袭只管加多，我们也有意搬到这里来住个夏天，恐怕房子不好找吧！”李南泉道：“的确是不好找。一到轰炸季，这山窝子里的草棚子就吃香了。不过，能多花几个钱，总有办法。大不了自盖上一间，当经理的人，有什么要紧？金兄，我一见你，就知道你必为此事而来。”金经理口角里衔着纸烟，摇了两摇头，笑道：“你没有猜着。至多你也只猜着了一半。”说着，将下巴颏向钱经理一仰，接着道：“他二位喜期到了，有点事求求你。”那钱经理是张柿子脸，胖得两只小眼睛要合起缝来。听了这话，两片肉泡脸上，笑着向上一拥，看这表情里面，很是有几分得意。
李南泉笑道：“原来如此，那我叨扰一杯喜酒了。有什么要兄弟效劳的吗？”金经理道：“为了避免警报的麻烦，他们决计把礼堂放在乡下。钱先生、米小姐都是爱文艺的人。打算请你给他们写点东西放在礼堂上，而且还要托李先生转求文艺界朋友，或者是画，或者是字，各赐一样，越多越好。除了下喜帖，恭请喝一杯喜酒，一律奉送报酬；报酬多少，请李先生代为酌定。我们的意思，无非是要弄得雅致一点。”李南泉笑道：“这倒是很别致的。不过……”那钱经理不等他说完这个转语，立刻抱了两只拳头，拱了几下手，笑道：“这件事，无论如何，是要李先生帮忙的。”金经理又打开了烟盒子向主人翁反敬了一支纸烟，然后笑道：“这是有点缘故的，人家都说做商人的，离不了俗气，我们这就弄点雅致的事情试试。”李南泉对这两位商人看看，又对这两位摩登妇人看看，觉得在他们身上，实在寻不出一根毫毛是雅的，随着也就微笑一笑。钱经理还没有了解到他这番微笑，是什么意思，便道“李先生觉得怎么样？我以为文人现在都是很清苦的，提倡风雅的事，当然有些力量不足，我们经商的人有点办法，可以和文化界朋友合作。”李南泉点点头道：“钱先生的思想，高雅得很。不过文人不提倡风雅，不光是为了穷，也有其他的原因。”说到这里，钱先生向金先生使了个眼色，金先生了解了，就回复他，点了一点头。
这时，钱先生就站起来，在他身上摸出了一卷钞票，估量着约莫四五百元；在这个时候，这是个惊人的数目。因为米价一百五十元一老斗(新秤四十二三斤)；猪肉卖十几块钱一斤。李先生每月的开支，也就不过是五六百元。平常很少有一次五六百元的收入。一见他掏出这么一笔巨款，已知道他是耍着商人的老套了，且不作声，看他说些什么。钱先生将钞票放在临窗的三屉桌上，因笑道：“这点款子，我们预备了作润笔的。我们除了李先生，就不认得文艺界朋友，请你给我代约一下。这里面有一半。是送给李先生作车马费的，也请你收下。”李先生摇着头道：“钱先生要这样处置，这件事我就不好办。诚然，我和我的朋友，全是卖文为活的；可是收下你的钱，再送你的婚礼，这成什么话？”金经理笑道：“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你是我们的朋友，请你送副喜联，或者写个贺屏，至多我们自己预备纸就是了，可是其他要李先生代约的人，并不认识钱先生是谁，他没有送礼的义务。于今纸笔墨砚，哪一样不贵？怎好去打了人家的秋风？”钱先生也点了头道：“这谈不上报酬，只是聊表敬意。不然，李先生代我们去找一点字画，是请人家向我这不相识的人送礼，也是很难启齿的吧？你只当代我收买一批字画，不是凑我的婚礼，这就很好处置了。”李南泉想了一想，因道：“但我们那一份，我不能收，请你为我人格着想。”
李先生这种表示，首先让两位女宾感到诧异。他拒绝人家给钱，竟把人格的话也说出来。难道他穷得住这样坏的茅草屋子，竟是连这样大的一笔款子都会嫌少？李南泉正坐在他们对面，已是看到她们面部一种不赞同的表情，继续着道：“我虽也是卖文为活，可卖的不是这种文；若是卖文卖到向朋友送礼也要钱，那我也不会住这样的茅草房子了。”他说话的时候，淡笑了一笑。钱先生看他的样子，那是充分的不愉快。拿钱给人，而且是给一位拿扫帚在大路扫米的人，竟会碰了他一个钉子，这却出乎意料。因望着金先生笑道：“这事怎么办？”金先生道：“李先生为人，我是知道的，既然这样说了，绝不能勉强。不过要李先生转请的人，似乎不能白白的要求。”他说话时，抬起手来，搔搔耳朵沿，又搔搔鬓发，似乎很有点踌躇。李南泉笑道：“那绝对没有关系，现在虽说是斯文扫地，念书人已是无身份可言了，可书呆子总是书呆子，不大通人情事故。凭我的面子也许可以弄到两三张字画，若是拿钱去买，那不卖字画的，他永久是不卖。卖字画的，那就用不着我去托人情了。”金先生笑道：“好的好的，我们就谨遵台命罢。在两个礼拜之内，可以办到吗？因为钱、米两位的喜期已是不远了。”
李南泉笑道：“就是明天的喜期，至少我这一份误不了事。”钱经理表示着道谢，和他握了一握手。回头向金先生道：“那我们就告辞吧。”金经理懂得他的意思，拿起放在竹几上的帽子，首先就走。其余三人跟着出来。李先生左手抓住钱经理的手，右手把桌子角上的钞票一把抓起，立刻塞在他的口袋里。因笑道：“钱兄这个玩不得，我们这穷措大家里，担保不起这银钱的责任。”钱经理要把钞票再送进门来，李南泉可站在门口，把路挡住了。他便笑着叫道：“老金，李先生一定不肯赏脸，这事怎么办？”姓金的摇摇头笑道：“我们是老朋友，李南翁，就是这么一点书生脾气，你就由着他罢。”姓钱的站在走廊上踌躇了一会子，向主人笑道：“简直不赏脸？”李南泉道：“言重言重。反正我一定送钱先生一份秀才情的喜礼就是了。”那姓钱的看看主人翁的脸色，并没有可以通融的表示，料着也不宜多说废话，这就笑道：“好罢，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在此地还要耽搁两天，明日约李先生李太太下山吃回小馆，这大概可以赏脸吧？”李南泉抬头看了看茅檐外的天色，因点着头道：“只要不闹警报，我总可以奉陪，也许是由兄弟来做个小东。”金、钱两位总觉得这位主人落落难合，什么也不容易谈拢来，也就只好扫兴告辞而去。
李太太对于这群男女来宾，知道非先生所欢迎，根本也就没有招待。客都走远了，见李先生还是横门拦着，便笑道：“你怕钱咬了手吗？你既是这样把钱拒绝了，他还会送回来吗？看你这样子，要把这房门当关口。”李南泉这才回转身来，笑道：“对不起，太太。我知道我们家这些时候，始终是缺着钱用。可是这两个囤积商人的钱，我没有法子接受。”李太太道：“我并不主张你接受这笔钱。不过你的态度上有些过火。你那样说话，简直让来人下不了台。你不会对人家说得婉转一点吗？”李南泉站着凝神了一下，笑道：“我有什么话说得过火了一点吗？这是我个性不好，不晓得外交辞令的缘故。”李太太笑道：“我又抓你的错处了。我每次看你和女戏子在一起，你就很擅长外交辞令了。”李南泉笑道：“这问题又转到杨杨艳华身上去了。今天解除警报以后，她们来借书，可是你满盘招待。”他口里这样说着，可是学个王顾左右而言他，要找一个扯开话来的机会。正好吴先生已把抬米的工作做完，肩上扛着一条扁担，像扛枪似的，把右手托着；左手牵着他的衣襟，不住地抖汗。李南泉这就抢着迎了出去，笑道：“今天你可做了一件好事，如其不然，杨先生这一袋和一篮子米。要累掉他半条命。”吴先生满脸是笑容，微摆着头道：“帮朋友的忙，那倒无所谓，我很以我能抬米而感到欣慰，这至少证明我还不老。”
李南泉笑道：“俗话说，骑驴撞见亲家公。今天我就闹了这么一个笑话。当我在大路上扫地的时候，城里来了两对有钱的朋友。”吴春圃笑道：“那要什么紧？咱这份穷劲，谁人不知。”李南泉道：“自然是这样。不过他们笑我穷没关系。笑我穷，以致猜我见钱眼开，那就受不了。”吴春圃摇着头笑道：“没关系。随便人家怎么瞧不起我，我决不问人家借一个铜子儿。笑咱斯文扫地不是？来！咱再来一回。”说着，他很快将扁担放在墙壁下。将阶沿边放的一把旧扫帚，拿起就向门外山溪那边走。吴太太在屋子里叫道：“你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怕个累。抬米没到家，又拿着一把扫帚走了。你还是越说越带劲。一个当大教授的人，老是做这些粗事，也不怕你学生来了看你笑话。”吴先生道：“要说出来，我就是为了你呢。明天早上拢起火来，你总是嫌着没有引火的东西。刚才我由杨先生那里回来，看到路边草地上有不少的刨木皮。用手一摸，还是挺干。扫回来给你引火，那不好吗？小南子，来！把那个小背篼儿拿上，咱爷儿俩合演一出拣柴。”他的第七个男孩子，今年七岁，就喜欢个爬山越岭。这时父亲一嘉奖他要去合演，高兴得了不得。说着一声来了，拉着背篼的绳子，就在地面上拖了起来。四川是山地，不但不宜车子，连挑担子，有些地方都不大合适，所以多用背篼。
背篼这个东西，是下江腰桶形的一个大竹篮子，用竹片编着很大的眼，篮子边沿上，用麻绳子纽两个大环子，将手挽着背在肩上，代了担子用。这里面什么东西全可以放，若是放柴草的话，照例是背篼里面一半，而背篼外面一半。人背着柴草来了，常是高过人头好几尺，像路上来了一只大蜗牛。教授们既是自操薪水之劳，所以每人家里，也就都预备下了背篼。吴少爷的一条短裤衩，裤带子勒不住，直坠到裆下去。上身穿着那件不衬衫，一顺地敞着纽扣，赤了两只脚，跑得地下啪啪作响。吴太太又在屋子里叫道：“爹也不像个爹，儿也不像个儿，这个样子，他带了孩子四处跑。”吴先生满不理会太太的埋怨，接过那背篼，笑嘻嘻地走。他刚一走上那人行路，就遇到隔壁的邻居奚敬平先生由城里回来。他是个有面子的公务员，而且还算独挡一面。因之他穿了一套白哔叽的西服，又是一顶盔式拷贝帽。手上拿了根乌漆手杖，摇摇摆摆走来。他和吴先生正是山东同乡。虽然太太是下江人，比较少来往，但是彼此相见，还是很亲热的。他将手杖提起来，指着他的背篼手杖道：“你怎么来这一套？”吴春圃将扫帚一举道：“我怕对不起斯文扫地这四个字，于今这样办起来那就名实相副了。城里有什么消息？”奚敬平道：“这两天要警戒一点罢。敌人广播，对重庆要大举轰炸，还要让我们十天十夜不解除警报。”
奚敬平一提这消息，早就惹下大片人注意。首先是这路边这户人家，是个小资产阶级，连男带女一下子就来五六个人，站在门口，瞪了大眼睛向这里望着。吴先生道：“管他怎么样轰炸，反正我什么也没有了，就剩了这一副老八字。把我炸死了，倒也干脆，免得活受罪，也免得斯文扫地，替念书的人丢脸。”那大门口站着一位雷公脸的人，穿了一套纺绸裤褂，伸出那枯柴似的手臂，摇着一柄白纸扇子，沉着面色，接了嘴道：“奚先生你亲自听到这广播的吗？”他道：“我也是听到朋友说的，大概不会假。但是敌人尽管炸，也不过住在城里没有疏散的老百姓倒霉。这对我们军事，不会发生什么影响。”那位雷公脸展开扇面，在胸面前微微招了两下，因道：“倒不可以那样乐观。重庆是中枢，若是让敌机连续轰炸十天十夜……”吴先生是个山东人，他还保持着北方人那种直率的脾气。听了这话，他不等那人说完，立刻抢着拦住道：“袁先生，你这话可不能那样说。敌人就是这样的看法，那才会对重庆下毒手。若是我们自己也这样想，那就糟了。随便敌人怎样炸，我们也必须抗着。”他说完了，身子一扭，举着扫帚道：“来罢！小南子。一天得吃。一天就得干。斯文扫地，就是斯文扫地罢。反正咱苦到这般田地，也是为了国家。咱穷是穷，这良心还不坏。”他这几句话，倒不止是光发牢骚，听着的人可有点不是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