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处理事务时，如果失去了对细节和数量的把握，只依赖表面的信任，就会感到疑惑；如果失去了对大势的洞察，只依赖国家的强大，就会陷入危险。就像一条能吞舟的大鱼，在陆地上却斗不过蝼蚁。当权力均衡时，没有人能够命令对方；当势均力敌时，没有人能够兼并对方；当治乱并存时，没有人能够纠正对方。因此，大小、轻重、多少、治乱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仔细观察的，它们是决定祸福的关键。
在古代，凡是文明的国家，交通便利的地方，都不需要翻译就能交流，这样的地方方圆三千里。古代的帝王，会选择天下的中心来建立国家，选择国家的中心来建立宫殿，选择宫殿的中心来建立祖庙。一个国家的土地，方圆千里就已经足够治理了，并不是不能更大，而是过大反而不如适中，过多反而不如精简。分封许多诸侯国，并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顺应形势、保全威势、广结仁义。广结仁义就能利益无边，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就能安定。因此，观察上古的历史，分封诸侯多的国家，福祉长久，名声昭彰。神农氏传承了十七世，就是因为他们与天下共同分享权力。
帝王分封诸侯，离都城越近的封地越大，离都城越远的封地越小。海边甚至有方圆十里的诸侯国。用大国来指挥小国，用重国来指挥轻国，用人数众多的国家来指挥人数少的国家，这是帝王巩固统治的方法。所以说，用滕、费这样的小国来治理会感到劳累，用邹、鲁这样的中等国会感到安逸，用宋、郑这样的大国会更加轻松，而用齐、楚这样的超级大国就只需要提纲挈领就可以了。使用的力量越大，达到目的就越容易。
商汤和周武王都是贤明的君主，但他们仍然需要借助形势的力量，更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因此，用大国来蓄养小国是吉祥的，用小国来蓄养大国则是自取灭亡。用重的来指挥轻的能够成功，用轻的来指挥重的则会失败。由此看来，想要安定一个时代，保护百姓的生命，让功名和铭刻的文字流传千古，就必须拥有尊贵的地位和众多的实力。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够制定法规来驾驭乱世，即使这样的人才很少也没关系。因为天下的百姓已经受够了穷困和苦难，他们的困境越严重，帝王就越容易拯救他们。帝王就是百姓的救星。在水中乘船，在陆地上乘车，根据道路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这就是顺应形势的表现。
地位尊贵的人容易接受教育，威严树立的人能够制止邪恶，这就是驾驭人才的方法。因此，用万乘之国来指挥千乘之国很容易，用千乘之国来指挥一个家族很容易，用一个家族来指挥一个人很容易。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无法与之相比。诸侯们虽然不愿意臣服于他人，但有时候却不得不这样做。如果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就无法选择其他的道路。因此，权衡轻重、审时度势、多建封国是顺应形势的做法。帝王之所以为帝王，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无敌的形势。如果形势有敌对的存在，那么帝王的地位就会动摇。如果有人能够明白小的好处和大的坏处、少的优越和多的弊端，那么他就能够明白无敌的真谛了。明白无敌的真谛后，就会远离那些似是而非、容易引起嫌疑的事情。因此，先王的法规是：立天子不让诸侯怀疑，立诸侯不让大夫怀疑，立嫡子不让庶子怀疑。因为怀疑会产生争夺，争夺会产生混乱。所以诸侯失去地位则天下大乱；大夫没有等级则朝廷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混乱；嫡子和庶子没有区别则宗族混乱。慎子说：“现在一只兔子跑过，上百人去追赶它，并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分给一百人吃，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所有权没有确定，即使是尧这样的圣人也会尽力去追赶，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但如果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兔子在卖，行人就不会去看一眼，并不是他们不想要兔子，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已经确定了。所有权已经确定，人们即使再卑鄙也不会去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和国家关键在于确定名分罢了。
楚庄王围攻宋国九个月，楚康王围攻宋国五个月，楚声王围攻宋国十个月。楚国三次围攻宋国都没有能够灭亡它。并不是宋国不能灭亡，而是因为如果用宋国的力量去攻打楚国，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建立功业的关键在于贤能与否、强弱对比以及治乱状况的差异。
齐简公有个臣子叫诸御鞅，他向简公进谏说：“陈成常和宰予这两个人非常相互憎恨，我恐怕他们会相互攻打。一旦他们相互攻打而且攻守很坚固的话，那么就会危及君王您了。希望您能去掉其中的一个人。”简公说：“这不是你这样的小人物所能知道的。”没过多久，陈成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简公只好躲在祖庙里。简公长叹一声说：“我后悔没有听从鞅的意见，以至于落到这种地步。”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和力量，即使后悔当初没有听从鞅的意见也已经无济于事了。这就是不知道依靠什么可以依靠、而依靠了不该依靠的东西的后果啊！周朝的鼎上铸着图象，是为了使道理更加通畅易懂；而道理通畅易懂则是君王治国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