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诸书，无一存者”。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这篇短文有可能也不打算详细评论有关李三才的全部历史事实，然而，如果因此引起一部分朋友的兴趣，或者在通县一带还能找到他的著作，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孙承泽在他的《畿辅人物志》中还说，李三才曾在“京师卜宅城东之张家湾”。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他的故宅遗址，也未可知。